（一）注子——早期茶壶之滥觞
早期的茶具多与酒具、食具混用，并没有专用的茶具，更没有专用的茶壶。
唐代中期以后饮茶之风盛行，但陆羽的《茶经》所列的茶具中，也没有专用的茶壶。
早期的茶壶称注子，最早出现在晚唐，唐末到五代时，饮茶方式由“煮”茶转变为点茶。
注子是由注酒器转化而来，其源头可上溯到六朝的鸡首壶，注子在茶书中的作用不单是烧水用具，同时也兼具将沸水注入茶盏中的重要功能。
考古发掘中，曾在西安出土一件唐太和三年（829）底部写有“老寻家茶社瓶”字样的汤注，表明晚唐时已有专用的茶注出现，这是茶壶作为主要器具而进入茶事活动中的重要开端。
（二）茶瓶与“注春”的亲缘关系
宋元时期，由于朝廷和上层社会的积极参与，点茶、斗茶风行一时，茶具的发展变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由于点茶的需要，人们对注水器的器形、口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注汤力紧而不散”。
因此注子的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瓶颈变高，瓶嘴变长并弯曲，壶身似玉壶春瓶，瓶把也有所变化，更加方便执拿，因而通常称之为执壶，这样设计的目的主要是增加出水的压力。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对执壶的形制与注汤点茶的关系作了详细地阐述：“（瓶）大小之制，惟所裁给，注汤利害，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欲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
宋徽宗
此种形制一直延续到明代早期，随着散茶的兴起，散茶碾末冲点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一种新的饮茶方式。
为了顺应这一变化，茶瓶的形体发生了重大改进。永乐以后，出现了壶身逐渐变圆、颈部缩短、长流变短流的趋势（如永乐甜白釉暗花云龙纹梨式壶，永乐白釉僧帽壶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逐步向短流圆形的形体演化。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宜兴羊角山出土了大量的高颈、矮颈、提梁壶，就是这一时期壶体演化的真实写照。
这种演化持续大约近百年的时间，至明成化前中期才逐步完成，于是一种新型茶器——“注春”便应运而生，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严格地说，“注春”壶仍然是茶瓶的一种。
从功能上讲，“注春”与茶瓶一脉相承，它承袭了茶瓶烧水、注茶的功能，只是因实行散茶点瀹的饮茶方式，长流高颈显得无用且多余，因而瓶体发生了大的改变，演化成早期紫砂大壶如南禅寺古井壶、吴经墓壶的形状，俗称砂罐、砂瓶或宜兴罐。
（三）“注春”诞生年代的考证
“注春”作为早期的紫砂茶具，最早出现在明代成化年间。
但最初走入文人视野并引起人们的重视与关注，却并不是它的“宜茶”功能，而是以烧水注茶器的面貌出现的。
顾景舟、徐秀棠大师在《宜兴紫砂工艺陶》一文中说：“（紫砂器）性耐烹烧，可放在温火上炖烧，如用以烹煮无需担心开裂”“砂质传热缓慢，使用提携不易炙手”
“冷热急变性好……绝对不会因为温度急变而胀裂”……紫砂器的这些优良性能，是它取代名窑瓷器烧水茶瓶的重要原因。
同样，与金属烧水器相比，它也具有明显的优势：“瓶要小者……古人多用铁，谓之甖。
甖，宋人恶其生鉎……”（朱权《茶谱》）；“铜、铁、铅、锡，腥苦且涩……（屠隆《茶笺》）；“铜锡生鉎，不入用”（张谦德《茶经》）。
较之前二者，“注春”兼具了瓷器“宜泉”和金属器高温耐用的双重优点，同时克服了瓷器入火易裂、炙手和金属器烧水腥涩的双重缺点，因而成为明成化中期到万历中期（1593）之间煮水注茶的首选之器。
钱松岩 竹炉新咏
那么，确定“注春”产生于成化年间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嘉靖二十年刊行的《茶谱》为我们提供了相关证据。
《茶谱》最初为钱椿年所撰，赵之履提供“王舍人孟端《竹炉新咏》故事及昭代名公诸作”附辑卷后为《续编》。
于嘉靖十八年（1539）钱氏八十四岁时刊印行世。
两年后，顾元庆重新刻印时觉得钱《谱》“收采古今篇什太繁，甚失谱意”，便将赵之履《续篇》中的《竹炉新咏》诗文等予以删除。
此书经顾元庆删校重刻以后，便以顾元庆《茶谱》名世，而原作者钱椿年和赵之履反而姓名不彰了。
那么被顾元庆删去的“《竹炉新咏》”和“昭代名公诸作”，主要是哪些内容？所谓“昭代名公”都有谁？他们与紫砂壶“注春”之间又有什么联系？
首先我们要弄清《竹炉新咏》的来龙去脉。
洪武二十八年，无锡惠山听松庵主持性海法师请湖州竹工制作一个竹炉，精美异常。
著名画家王绂（字孟端，号友石生，官至中书舍人，故称王舍人）观赏竹炉以后，乘兴作画赋诗，一时名流云集，饮茗题咏，后由性海汇集成卷，此为第一次题咏。
永乐初年，性海去苏州做主持，将竹炉转赠朋友。
成化十二年，曾任武昌知府的秦夔返乡，寻访到竹炉的下落，遂取回重置于听松庵，名公文士又一次雅聚吟颂。是为第二次《竹炉新咏》。
盛颙（1418-1492）
成化十四年（1478），惠山听松庵竹炉损坏，侍郎盛颙（1418-1492）命其侄盛虞按原样复制了一个新竹炉。
竹炉制成后，盛颙撰写了竹炉铭，盛虞则用王绂诗原韵作诗首倡，名士吴宽、王鏊等按韵奉次唱和，于是称此次雅会为第三次《竹炉新咏》。
其后，盛虞于弘治十三年庚申（1500），又补作了《茶具分封六事》图、文于后。
入清以后，竹炉又分别在康熙、乾隆年间传出许多佳话。
以上这些文人名士围绕竹炉所做的诗词画作，就是赵之履《续编》的内容，被称之为“王舍人孟端《竹炉新咏》故事及昭代名公诸作”，在明人“醉茶消客”所辑的《茶、水诗文》和邵宝《慧山记》中仍可看到。
其中第三次诗咏时钱福的“奉次”诗中，就出现了对“注春”的形象描述。
邵宝
当然，此时的“注春”壶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紫砂壶。
其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龚春”诞生之前，文人们在诗词茶书中所谓的“罐”“砂瓶”等等，都是这种被形容为“注春”的烧水点瀹茶器
（四）羊角山出土紫砂器的年代问题
一九七六年宜兴羊角山发现了一座古紫砂窑址，出土了大量的紫砂器及残片。
但对于该窑的创烧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早期。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羊角山紫砂器的创烧年代不早于明代中期。
龙凤团茶
从两宋到元末，一直流行团茶烹点法，主要茶器器型是玉壶春式高颈长流的茶瓶（执壶）。
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同类型的紫砂产品。
从出土的高颈瓶、矮颈瓶的形制上看，瓶嘴的点茶功能在逐渐退化，壶体由纵（高）向圆形转化。
符合茶具从永乐初向成化初期逐步演化的特征。
从胎质和制作工艺上看，羊角山早期紫砂器较之吴经墓壶更为原始、粗糙，烧成温度较低、颜色较浅。
晚期部分紫砂壶残片的特征和吴经墓壶在装饰手法上较为接近或相似。
但是，令人困惑的是，羊角山出土的紫砂器並不像典籍上记载的那样，沾有缸坛釉泪。
而比它稍晚的吴经墓壶器身上明显沾有釉滴，这一特征与文献典籍的记载相吻合。
单从这条看，似乎羊角山紫砂器的创烧时间又应晚于吴经墓壶。
紫玉金砂提梁 殷惠娟
怎样解释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现象？
不能仅凭是否沾有釉痕，做为判断紫砂器创烧早晚的依据。
宜兴紫砂创始之初，正是茶叶生产、饮用方式由团茶向散茶碾末冲点饮用转化的转型时期。
早期紫砂器成型模仿了粗陶做缸瓮所用的成型法，各项工艺都不成熟。
尚处于摸索阶段，市场前景也不明朗，技术含量较少，烧成温度也较低，胎质较差，属于质次价低的普通大众用品，尚未与日用陶分野，可以与其它无釉的低温日用陶器一起整窑烧成。
因此器表整洁，自然也就没有釉痕。
裙风 殷惠娟
从羊角山古窑的规模来看，窑身宽一米左右，长十余米，并出土了许多日用陶器残片，可以断定这是一条只适合烧制小型日用陶器的小龙窑。
相比之下，吴经墓壶的制做工艺已基本成熟，已初步完成了这一时期紫砂茶陶的演进和功能的转化，具备了后期紫砂壶的基本元素和特征，与低档日用陶已有很大的区别，技术含量高，成型工艺复杂，产量势必有限，且需要较高的烧成温度。
仿古小竹提 殷惠娟
所以，只能借助于烧制缸器的高温窑烧成（缸器因其体型硕大且须上釉，故须经高温烧成）。
因此，后期的高档紫砂器反而会出现沾有釉泪或因烧成温度较高局部出现还原气氛的现象（吴经墓壶具有这些特征）。
再以后，随着这一类产品受到市场的青睐，人们便改良了烧成工艺。“另作瓦缶，囊闭入陶穴”（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飞釉”现象的发生。
樱段 殷惠娟
结合明代中前期茶叶加工形态（由团到散）的变化、饮茶方式的改变（由烹点到点瀹）以及这一时期紫砂茶具的演进特征，将羊角山古窑紫砂器创烧时间定为上限不早于明代早期，下限不晚于成化初期，或许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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