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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着从中医经典中来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解决之法。中医药有着丰厚的温病学文献和实践基础，愈是在危急之机愈要沉下心来寻求经典，从中汲取智慧。
吴又可的《温疫论》，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病篇》，
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王孟英的《温热经纬》，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
余师愚的《疫疹一得》,戴天章的《广瘟疫论》，刘松峰的《松峰说疫》，李炳的《辩疫琐言》。
这些经典均是在特定的疫病流行的条件下写成的，不仅多有创见，而且提供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名方，包含着历代医家对传染病防治的丰功伟绩。中医温病学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我们今天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医治疗讲究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既要重视某种病邪致病的临床特点（如湿邪），又要重视“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又可《瘟疫论》）这一根本问题，抓住“疫毒”这一主要病因。中医对病原的认识，不唯重视“戾气”传染的致病物质，同时重视人体正气内在因素与气候环境因素，更以调动机体防御和调节免疫的功能为主导思想。在2003年抗击非典时，中医药疗法的介入，在缩短发热天数，减轻中毒症状，改善低氧血症和脱离呼吸机所需时间，减少糖皮质激素用量及不良反应，减轻后遗症，提高治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事实证明，这次中医药在参与新冠病毒肺炎的诊疗中，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中医对本病的治疗不唯是对病毒的对抗，而是针对在病邪侵入人体后邪正两方面的关系进行有效的整体调节。
中医经典中关于中医瘟疫的致病特点论诉：
1·具有传染性。北宋医家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记载“天行之病，大则流毒一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着一家”。金元名医刘河间还正式用了“传染”二字。故周扬俊说“一人受之，则为湿温，一方传遍，即为疫疠”。《温热暑疫全书》。《诸病源侯论》则明确指出“人感乖戾之邪而发生多种急性传染病的统称。其特点是发病急剧，病情险恶，有强烈的传染性，根据疫性程度形成散发，流行，大流行不同情况。”
2·有特异病原。明代传染病家吴又可说“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3·疫气不同，致病毒性强弱不同。中医对瘟疫之邪有“疫气”“疠气”“杂气”之称。杂气是一种根微小的物质，人的感官不能发现，所谓“气无所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其来无时，其着无方。”吴又可又把杂气中致病力强，传染性大的叫做“疬气”或“疫气”。《瘟疫论》指出“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为疫气”，疫气是来势凶猛，变化迅速，病死率高的急性传染病。
4·不同病原体可产生不同传染病。吴又可说“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合户，众人相同者，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瘟疫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疫气有多种，每种疫气都可引发一种特定的疫病，其病位，病程经过，临床表现等各不相同。
5·瘟疫通过空气与接触传染。《温疫论》指出，“邪自口鼻而入”“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天受”是指通过自然界空气传播；传染，则指通过患者接触传播。这里所描述的传染途径与现代医学观点多相吻合，对后世处理传染病的隔离，预防 ，空气消毒有很大意义。
6·具有大流行和散发性的流行规律。对大流行的认识，《瘟疫论》说“其年疫气盛行，所患皆重，最能传染，即童非皆知言其为疫。”至于散发性传播，吴又可说“其时村落偶有一，二人所患者，虽不与众人等，然考其证，正合某年某处众人所患之病，纤悉相同”，这些见解有助于对传染病的诊断。清代医家杨栗山还进一步指出，传染病具有家族聚集特点，他说“一人病气，足充一室······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
7·疫病流行多以人口稠密的城市为主。王学权言“疫之流行，必在都会人烟繁萃之区，若山乡僻壤，地广人稀之处，从无大疫”《重庆堂随笔》
8·疫病流行具有相似症状。《内经》指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9·具有侵犯特定脏器及多脏受累的特点。《瘟疫论》载“盖当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某经络，专发为某病”。杨栗山认为“瘟疫与四时温病有别，瘟疫为杂气为病，疫邪多种多样，侵袭一定脏腑组织而得某种疫病，“各随其气而发为诸疫”。”这与现代医学认 为某些病原体可选择性侵犯某些脏器组织相吻合，这些见解在世界传染史上也居于领先地位，但随着病情发展，危重期易发生心，肝，肾等多脏器损伤。
10·可有潜伏期。吴又可指出“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可稍缓时间而发。
11·具有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三大条件。《瘟疫论》列举疫气的“盛行”“衰少”“不行”三种情况，阐明病原毒性强弱是造成瘟疫流行程度不等的主要原因，而对人群则“毒气所钟有厚薄也”，说明受病与否与人群体质强弱有关，所谓“虚处受邪”。
综上所述，本病可纳入“瘟疫”范畴，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的病因，发病部位，发病特点，其病名可称之为“肺瘟”。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的发病表现，其基本病机可概括为：疫毒外侵，肺经受邪，正气亏虚。病理性质涉及湿，热，毒，虚，瘀。湿邪致病既可外感，亦可内生，亦可因干预过程而助湿，湿邪易阻遏气机，导致其升降失常，可见胸闷脘痞，便溏腹泻苔厚腻等症。热，是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在发病和发展过程中以发热为主要特征，具有湿热病性质，同时在发病过程中有热邪燔灼呈阳热之象及热性升散易于耗气伤津的病理表现。毒，一方面是疫毒，为一种特殊的致病物质形成的致病因子，毒随邪入，发病急骤，传受迅速，极易导致喘促厥脱；一方面邪盛酿毒，浸淫脏腑，使之功能严重失调，甚则发生实质损害，内外毒邪互为交炽，影响病情的发展与转归。虚，为正气虚，发病之初即有正气虚，《内经》言”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发病之后，正气尚盛，转归较好，反之则差，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死亡病例看，以久病或年老之体为多；另一方面，病邪内羁，气血津液受耗，容易致虚。瘀是疫毒蕴结，血热煎熬成瘀，王清任说”血受烧炼，其血必凝“《医林改错》，何廉臣也言”清火兼通瘀者，因伏火郁蒸血液，血被煎熬而成瘀“《重订广温热论》；同时邪热灼伤阴液，阴液不足即可造成血液浓缩而运行迟滞成瘀，正如周学海说”津液为火灼竭，则血行愈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过程中表现的微循环障碍及肺间质性病变等皆为瘀的表现。湿热毒瘀皆为实邪，可以兼夹为患，也可以在不同病理阶段有所偏重，”虚“是正气虚，”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临床上应把握病机，把握正气与病邪斗争的动态演变而做出策应。
二·中医药治疗
轻型的治疗：轻型属于对目前没有明显症状的可疑传染病患者和曾经与传染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人有密切接触的人的观察阶段。此时尚未能明确诊断，临床表现常仅为低热，轻微乏力等轻微症状，无肺炎表现。
时邪犯表证：解表发散，扶正散邪。葱豉汤合玉屏风散加味。（葱白，豆豉，生黄芪，炒白术，防风，苏叶，金银花，牛蒡子。）
葱豉汤出自《肘后备急方》，为辛温解表轻剂，有通阳发汗之功。如《医方集解》所言”葱通阳而发汗，豉升散而发汗，邪初在表，宜先服此以解散之。“葱白”能达外内之情“”宜于病初起，卒难辨识之际“（邹润安）。王孟英直言”此汤为温热病开手必用之剂“《温热经纬》。当初起之疫毒时邪寒热湿均不明显之时，此方最便于家中应用。玉屏风散出自《世医得效方》，为补益剂，有益气固表止汗之功效。《古仿名医方论》”以防风之善驱风，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卫，得白术以固里，则内有所据，风邪去而不复来，当倚如屏，珍如玉也。“因此以葱豉汤之发散解表合以玉屏风散之益气固表，可收扶正祛邪，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功。
普通型的治疗
普通型属于疫毒外感，侵袭体表和呼吸道 的临床阶段。其临床表现多有发热，干咳，肌肉酸痛，乏力等卫表症状，多无高热，大量咯痰，便秘等里热症状。
注：1·疫毒袭肺不宜大剂量苦寒以免凉遏冰伏；；患者常伴腹泻，亦不宜一派苦寒；2·湿邪阻滞不唯燥湿，尚可宣化湿邪，透邪外出，或通阳渗湿，湿热互结则清透并用。总之，湿邪重在施予出路，正如叶天士所说”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搏，势必孤矣“。
（1）寒湿疫毒袭肺证：疫毒初起，恶寒发热，无汗头痛，肢体骨节酸痛，口中苦而微渴，苔薄白微逆，脉象浮或浮紧。（散寒除湿，解表除疫）
处方：九味羌活汤，神授太乙散加减。（羌活，防风，苍术，苏叶，葛根，细辛，川芎，白芷，升麻，白芍，黄芩，甘草。）
九味羌活汤出自《此事难知》卷十二引《经验秘方》。《伤寒六书》云”此汤非独治三时暴寒，春可治温，夏可治热，秋可治湿，治杂证亦有神也。“《医方考》云“触冒四世不正之气，而成时气病，憎寒壮热，头疼身痛，口渴，人人相似者，此方主之。”方中羌活发散风寒，祛风胜湿，宣痹止痛，为主药。《本经逢原》“羌活发汗散表，透关利节，非时感冒之仙药也。”防风辛甘性温，为太阳本经药物，且为风药中之润剂，既合诸辛温之品祛风发表，又缓羌活诸辛温之燥烈；苍术辛苦温燥，既可发汗助主药以散表湿，又可入脾以防外湿而致内湿之变，二药共为辅药；细辛，川芎，白芷散寒祛风，并能行气活血，宣痹以除头身疼痛；黄芩清泄在里之蕴热，并防诸辛温香燥之药伤津之弊。神授太乙散出自《是斋百一选方》卷一三六引《广南卫生方》，专治“四时气令不正，瘟疫妄行，人多疾病·····及阴阳两感，风寒湿痹”,方中寓升麻葛根汤之义，与九味羌活汤合用以加强祛除瘟疫毒邪之力。方中升麻甘，辛，微寒，发表透邪，清热解毒，《别录》谓“主解毒入口皆吐出·····时气毒疬，头痛寒热，风肿，诸毒，喉痛口疮。”紫苏叶辛温芳香，疏散风寒，兼以理气和中；葛根以解表退热，透疹疏邪；白芷辛温，祛风解表，通窍止痛，又能燥湿，白邪恶合川芎以散寒祛风，行气活血，宣痹以止头身之痛；白芍以敛阴和营，又使辛散之药不致伤阴。甘草既解毒，又能调和诸药。诸药合用，共奏散寒解表，理气除湿，辟秽解毒之功。
（2）湿热疫毒蕴肺证（热重于湿证）：疫毒初起，起病急骤，发热不解，微恶寒，口干，干咳，少痰或有血丝痰，无汗或少汗，头痛，遍身酸痛，神疲乏力，或伴腹泻，舌淡红，苔薄白或微黄，脉数。（辛凉宣泄，化湿透邪）
处方：升降散，栀子豉汤加味。（僵蚕，蝉蜕，大黄，姜黄，栀子，豆豉，芦根，金银花，藿香，草果，虎杖，鱼腥草）
升降散为温病名方，又名太极丸，有宣化湿热，透邪外达之功。最早见于明代《伤暑全书》“凡患瘟疫，未曾服他药，或一二日，或七八日或至月余未愈者”，皆可用升降散治疗。其后杨栗山强调升降散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将其推为治疗瘟疫的首要方剂，表里轻重皆可用之。方中僵蚕味辛苦，“功能清热解郁，胜风除湿，化痰散结，解毒定惊”“辟一切怫郁之邪气”；蝉蜕“涤热而解毒”，擅解外感风热，定惊镇痉；大黄清泄通下，腹泻者去大黄；姜黄“祛邪伐恶，行气散郁”“建功辟疫”，诸药合用，辛凉宣泄，升清降浊。僵蚕，蝉蜕两种药物，“得天地清化之气，以涤疫气，散结行径，升阳解毒”，解毒力量比其他药物更强，同时虫类药物走窜力强，有利于分消内外热邪，防止热邪内陷。杨氏于瘟疫流行之际，屡用此方活人甚众。栀子豉汤方出《伤寒论》，以栀子味苦性寒，泻热除烦，降中有宣，香豉体轻气寒，升散调中，宣中有降。栀子重在“清热”，豆豉重在“香透”，清中有透，则郁热自除。上海张镜人氏先辈治时疫发热每以此方配伍，名为“黑膏”，世代相传，救治极验。芦根，银花二味源于北京SARS治疗经验，芦根取其甘寒，归肺，胃经，清热利湿，生津止渴，清胃止呕之效。叶天士擅用芦根，滑石等渗湿于热下。现代临床可用于治疗感冒，急慢性支气管炎，扁桃体炎，肺脓疡等症，在治疗呼吸系统疾病中，为最常用的药物之一。金银花辛凉质轻，归心，胃经，有清热解毒，疏散风热之效。药理实验证明其具有清热解毒，利胆，保肝以及抗病毒等作用。
（3）湿热疫毒蕴肺证（湿重于热证）疫毒初起，发热午后尤甚，汗出不畅，胸闷脘痞，呕逆纳呆，腹泻或便秘，肢重酸楚，口干饮水不多，干咳或呛咳，或伴有咽痛，口苦或口中粘腻，舌红苔黄腻或白厚腻，甚至白厚如积粉，脉滑数。（利湿化浊，清热解毒）
处方：甘露消毒丹，达原饮（滑石，黄芩，茵陈，石菖蒲，藿香，蔻仁，槟榔，草果，厚朴，连翘，薄荷，射干，甘草）
甘露消毒丹出自《医效秘传》，主治湿温，时疫，邪留气分，湿热并重之证。全方化湿辟秽，清热解毒。方中滑石，茵陈清热利湿，黄芩清热燥 湿，泻火解毒，三药相合，共为君药。湿热留滞，易阻气机，故臣以石菖蒲，藿香，白豆蔻行气化湿。佐以连翘，射干，薄荷，合以清热解毒散结，宣化气机。达原饮出自《瘟疫论》，本方合用达原饮之槟榔，厚朴，草果以增强疏利透达之功，槟榔消磨除其伏邪，厚朴除湿散结，草果辛烈气雄散邪，从而气行湿化，拔除疫毒。
另有重型治疗与危重型治疗细则，见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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