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意
导
言
对于胸怀抱负的人来说，改变世界是他们的梦想；但是对于厌恶改变的人来说，事情又如何呢？是谁还在留恋那种存在于1960年代之前，存在于一战之前，存在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古老秩序呢？反动者的出路在何处呢？
马克·里拉是著名的政治学者、思想史家，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教授，他长期为《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在欧美公共领域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他的新评论集The Shipwrecked Mind: On Political Reaction一书中，他研究了各种反动主义者的生活和思想。本文是《人文学》杂志围绕这本书的主题对马克·里拉进行的一系列邮件访谈。马克·里拉认为，在反动主义者眼中，“最后一场变革意味着一次光辉之旅的结束，而不是一个崭新征程的开始”。对于他们而言，历史改变了人类的本性、已经偏离了正轨，当下变得益发难以忍受。要改变这种状况，他们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尤利西斯式的选择”，典型代表是政治伊斯兰主义；一种是“伊尼亚斯式的选择”，典型代表是法西斯主义。
马克·里拉
著名的政治学者、思想史家，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教授
“跑偏”的历史与
“反动时代”的来临
最近，《人文学》杂志通过邮件向里拉提出了几个问题，马克·里拉通过邮件给出了回复。（以下《人文学》杂志简称人文，马克·里拉简称里拉）
人文：什么是shipwrecked mind？为什么会shipwrecked？
里拉：一个最常见的有关历史和时间本身的比喻就是河流，如时间流淌、历史潮流等等。在想象这样的画面时，我想起，一些人认为是时间载着我们向前，而我们所能做的是被动地体验这一过程。想想历史循环论甚至宇宙论——世界依照自己的轨迹运转，毁灭而后重生，如此循环往复。
但是，有些人对历史有一种悲剧性的看法：历史的长河在流动，但它可能并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不仅如此，它很可能流进一个满是浅滩或岩石的通道，在那里人类的方舟可能会搁浅或被撞碎。在我看来，这就是反动主义者们所看到的历史画面。他们认为，一些灾难性的事件已经发生，历史已经偏离了正轨，他们所生活的（或想象中生活的）这个社会已经支离破碎。他们发现自己在岸上，看着自己所珍视的东西的残骸被浪潮冲走。当下变得难以忍受，将来也是如此。为此，他们说服自己：必须做一些彻底的改变，来恢复或赎回已经失去的东西。
人文：一些美好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远去——在政治想象上，这种反动的想法和它的对立面一样引人注目。那种革命的观点认为，我们可以跳出当下，进入一个更美好更光明的未来。那么，正如您所指出的，为什么学者们忽略了反动和反动主义者，而钟情于革命和革命主义者呢？
里拉：因为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大多数的西方知识分子持一种前进的历史观。他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会自然地趋于改善——这是存在于19世纪的错觉。或者他们相信，善良的力量已经掌控了历史，即使如工人、令人不安的第三世界等等糟糕的事情依然可能在发生，最终的胜利将属于他们——这是存在于20世纪的错觉。
同时，一些知名的学者对这类观点持有异议。历史事件也被一种“阻抗”的力量所影响。这种力量来自那些对历史进行假设的学者，而他们自己对此却难以觉察。“反动”这一术语是由孟德斯鸠带到欧洲政治中的，而他是从牛顿那里借鉴而来的。孟德斯鸠认为，正如物理世界中的行为引起反应，类似地，一连串的行为和反应在政治生活中发生着。本来，Reaction是一个分析法的术语。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它成了一个被滥用的术语，人们用它来形容那些被认为是阻挡革命进程和人类最终命运的人。从那里起，任何不合时宜的人都会被贴上这个标签。
此后，欧洲的历史书籍采用了一种浪漫的、英雄式的叙事，将各个革命事件——1789年、1848年、巴黎公社、1917年——一一串联起来，并把其中相邻两个时期之间的间隔看作休养生息的阶段或是仅仅为下一步的发展做准备的阶段。然而，在整个十九世纪，欧洲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反对革命的敌对势力控制着。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家和自己的反乌托邦历史叙事。既然我们不再对进步的历史或者声称是它的化身的力量有信心，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去关注和研究那些与革命者一样曾塑造了现代世界的人。并且我们将继续如此。
人文：您在保守主义者和反动主义者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分。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里拉：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人性方面讨论政治，他们的争议是关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合理关系的。在传统上，自由主义的起点是个人拥有与生俱来的某些权利，这一立场思考的是政治机构在支持和保护这些权利方面的合法性。保守主义的起点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个人被社会所保护和养育，依赖社会而生存同时要承担责任。这一立场认为，我们的权利是约定的而不是自然的，它们并非政治的本质。传统和规范才是（政治的本质）。
革命主义者和反动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人性的。正如我一直所说的，他们的争论关于历史的性质和进程。因此，在许多方面，保守主义者和反动主义者是对立的。保守主义者认为改变应当是缓慢的，但是不可避免的。他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可能会后悔，却不会幻想过去可以恢复或重塑，也不会认为社会应该根据一些执着于过去的理性计划来重建。保守主义者相信，尽管社会不同，但人类的本性是不变的，政治的问题是反复的。反动主义者认为历史改变了人类的本性，历史上的行动可以将其恢复到本来的样子。
人文：你把政治伊斯兰主义描述为一种反动运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里拉：在谈及政治行动时，认为历史已经偏离正轨、当下是无法忍受的反动主义者们将面临着一个选择。
其中一个选项可以被称为“尤利西斯式的选择”，具体就是可以尝试返回——反动主义者们认为这依然是可行的。现在有许多伊斯兰主义运动，其中有些与政治有关而有些与政治无关。但他们当中最激进的则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声称，伊斯兰在穆罕默德和四个“正确引导的哈里发”之后将不再存在。所谓成为穆斯林则意味着重新成为穆斯林，意味着推翻表面上穆斯林国家的现有统治者，并在新哈里发的统治下重新实施伊斯兰教法。
另外一个选项可以称为“伊尼亚斯式的选择”，具体就是要认识到过去的已经过去，不可能再重新来过——特洛伊战争之后再无特洛伊。因此，过去的本质必将根植在未来，它将产生一种新的、宏伟的和征服的力量，这一力量将克服腐败的现状，并创造一个如以前那样光辉的未来。这是法西斯主义的精神。
人文：您一直专注于关于政治思想家的简介性的短文。关于他们的传记有很多，其中更多的是以杂志的方式而不是书籍的方式（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您将这一研究方法应用到一些非常复杂的人物身上。作为一位作家和历史学家，传记性的文章为您提供了哪些学术性的或分析性的作品无法提供的想法？
里拉：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对纯粹的政治理论越来越不感兴趣，而对政治心理学的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存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蒙田、霍布斯、卢梭和托克维尔都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他们懂得政治就是一个竞技场，在那里原则与人类的激情相互碰撞，在那里它们重塑彼此。在十九世纪这种研究政治的方法在历史主义的浪潮下黯然失色，在二十世纪则又被道德哲学的光芒所遮掩。
但是，这种简介的形式让我有机会探索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与其自身激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在我的经验中，这二者之间总是存在联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联系是理解思想家和将他们的想法应用于政治的后果的关键。通过阅读伊赛亚?柏林而不是约翰?罗尔斯，一个人可以更好的学习政治。我想以自己的这种温和的方式来保持柏林的传统。
（叶飞翻译）
编译文章：
David Skinner , A Chat with Mark Lilla about Those Who Think “History Has Gone Off Course”, HUMANITIES, Winter 2017 | Volume 38, Number 1
文章来源：https://www.neh.gov/humanities/2017/winter/conversation/chat-mark-lilla-about-those-who-think-history-has-gone-course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