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而不明”非明智

“明智”二字，常常连用，但“明”与“智”的含义却不尽相同。对某个人而言，未必能同时具备“明”与“智”两种品质。有的人头脑聪慧、心思敏捷，智商不可谓不高；但在紧要关头，却不辨是非、不分正邪，以致走上歧途，甚至坠入深渊。这种情况，就是“智而不明”了。

明代刘基在《郁离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边境三县的三位县官，其中一位是清官，但不善于讨好上司，结果卸任之后，连回家的旅费也成问题，“人皆笑，以为痴”；第二位比较乖巧，视情况许可，悄悄捞上几笔，称不上廉洁，但也不算太贪，人们不指责他，反而“称其贤、能”；第三位是无所不取、大肆搜刮，可是他手段“高明之极”，聚敛的不义之财，用来“交于上官”“子吏卒而宾富民”，即，孝敬上司，以小恩小惠拉拢部属，编织关系网。不到3年工夫，他被提拔了，“百姓亦称其善”。

“智商特别高，道德特别缺”的人混得风生水起，这种现象实在可悲可叹。这也反映出，脑袋里有知识，不代表看得深远；肚子里有墨水，不代表能走正道。这种“智而不明”，与真正的明智有天壤之别。

《朝野遗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贵为宰相的秦桧，把一位名叫程子山的官员叫到府上，好酒好菜招待，却不出来见面。程子山发现案上有一篇秦桧的孙子秦暄写的赋。百无聊赖的他，只好拿这篇赋打发时间，不多时背得滚瓜烂熟。到了晚上，秦桧和家人仍没有出面见他，程子山只得回家。几天后，程子山被任命为主考官。在阅卷时他又见到了那篇赋。尽管看不到考生的姓名，心领神会的他极力推荐此赋为第一。

假的终归是假的。秦桧帮孙子考场作弊，做得滴水不漏、踏雪无痕，但历史对秦桧早已盖棺定论；程子山的投机钻营，也为千夫所指。现实中也有一些人，爱打“小九九”、爱算得与失，把“高智商”全都用于损公肥私、多贪多占。他们挖空心思地“捞”，逮着机会就吃、拿、卡、要，视党纪国法如同儿戏。殊不知，“机关算尽太聪明”，不仅劳心累人，还可能适得其反。今天不守规矩、投机取巧的一小步，也许就是明天违纪违规、滑落犯罪深渊的第一步。

也有一些人，把精力全投入损人利己、相互打压。他们不遗余力地对“竞争对手”使阴招、下损棋，全然不顾基本的道德良知。东晋时期，孝武帝听说王珣有才干，一天喝了酒之后想召见他。王国宝知道自己的才能不如王珣，害怕他跟自己争宠，于是有意排挤，理由却冠冕堂皇，他对孝武帝说：“王珣是当今的名流，陛下不宜带着酒意召见他。”孝武帝认为他说得对，就没有召见王珣。

王国宝凭着这种小手段，的确占得一时上风。然而，以精致利己为初衷，往往以害人害己而告终。“机智”如王国宝，只落得个自己被处决、家人遭流放的悲惨境地。这也说明，偷奸耍滑长不了丝毫本事，却会丧失做人的本分；两面三刀占不到几分便宜，却会丢掉别人的信赖。倘若人人工于心计、给人“挖坑”，结果只能是人人受到伤害、自己“掉坑”。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缺乏是非判断的“智”，并非真的智慧，而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真正既“智”且“明”的人，理应顾大局、想长远，甘愿舍小我、吃得眼前亏。用好“明”与“智”的辩证法，老实做人、踏实干事，光明磊落、坦荡无私，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群众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