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领域，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的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以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宋人张方平曾说：“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张方平：《乐全集》卷23《论京师储军事》，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商务印书馆）其他朝代何尝不是如此！
大运河的开掘加强南北交通和交流，巩固中央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中原文化和南方文化相融合，并且方便南粮北运。漕运之便，泽被沿运河两岸，不少城市因之而兴，积淀了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有人将大运河誉为“大地史诗”，它与万里长城交相辉映，在中华大地上烙了一个巨大的“人”字，同为汇聚了中华民族祖先智慧与创造力的伟大结构。
带动了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崛起。如唐代繁华的都城长安，是运河西部的终极，南北均归于此；运河重镇济宁，是全国南北物资交流的集散地；江北扬州，城池之大、货物之多、生活之繁华、交通之发达，当时堪称天下第一；中心城市苏州，处于江南运河的中心位置，航运繁忙；大运河的起运点杭州，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郡县之一。具体来说，京杭大运河的经济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输便利。京杭大运河是连接五大水系的交通大动脉，不论是北方的皮革、木材南运，还是南方的粮米、茶叶、竹编北运，都极大地便捷与节约了。
2、农业发展。大运河的开发与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开挖航道，引水蓄水放水工程的实施，以消弥水患和引水灌溉为主要内容的运河作用迅速明显起来，运河区域的水利田获得大幅度扩展，尤其是江南的圩田、北方的淤田、各类水利田以及运河两岸的官田和屯田等等都有显著增加。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更促进南北方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缘于此，运河地区人口剧增，成为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也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同时，运河的通畅，也增加了排涝、泄洪能力，减少了水灾。
3、商业繁荣。大运河的贯通，极大地促进了运河区域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在沿海地区尤其是运河两岸城市中百业俱兴，商业气息犹为浓厚。一大批官私工商业如造船业、瓷器业、酿造业、纺织业、编织业、印刷业、造纸业、金属品制造业、生活品制造业等及各种手工业蓬勃兴起，各种商业店铺数以千万计，商业人口大增，呈现出从业而聚、活动频繁的特点。南北物资的多、快交流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密切了各区域市场的联合、交流、互通。以运河为主干线的水上销售渠道来往不断地将各地区的商品输送到各类城镇市场，形成了完整而系统的商业销售体系，打破并改善了地域性商业的闭塞状况，使运河经济带在带动全国经济发展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大运河的修治使得中原文化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多元化、互补化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南方鱼米桑茶水乡文化传入了北方和中原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也传入了南方和中原多民族文化互相交融捉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和统一。几大水系的串通加速了南北方经济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促进了民族大团结以及中外的国际交流。
途经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漕运之便，泽被沿运河两岸，不少城市因之而兴，积淀了深厚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
大运河的开通，也改变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南北东西全方位的大水网，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京杭大运河显示了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加强了中国南北的沟通。在古代，水运通常是比陆路靠马、牛车运输方式便宜的。坐船过河甚至跨海，既快捷又能辎重，往往比走旱路要便宜。大运河把南北用水道连起来，组成水网，把几大自然水系（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变成一个大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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