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我国农村物质相对匮乏，农民生活艰难，吃饱饭是千家万户面临的大问题。大家都绞尽脑汁想办法，采取以细换粗的办法来应对饥荒。其中，每逢冬季，各家各户用分得的黄豆换红薯干就是一招。
1968年，那年我18岁，腊月二十八，我和本队的张三叔、李大哥推着小车连夜去离家百十里的蓟县换红薯干。
那天凌晨两点，天还很黑，我们仨人，每人推着一辆小推车，带上50斤黄豆和干粮，顶着满天星斗，迎着凛冽刺骨的寒风，跑冰走过村北的青龙湾河，穿越一片树林，向北行进。走了12华里土路，才到了香河县的刘宋镇，上了柏油路。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跑冰过了潮白河。之后，出香河县往东拐，到达宝坻县的牛道口时，天已大亮，我们又跑冰过了宝坻与蓟县交界的泃河。
上午8点来钟，我们终于到了蓟县的第一个村庄。当我们走进一个生产队的队部时，值班的社员说：“前天，队上分猪肉，由于有的社员闹事，队长撂了挑子。虽有红薯干，可是没有当家的，不能换啊。”
我们只得再向北走出5华里，来到了另一个村庄。到了一家农户，有薯干换。主人说：“一斤黄豆只换给你们一斤九两的薯干，多一两也不换！”我们抱着一斤黄豆至少要换二斤薯干的想法，可这人这么死硬，我和李大哥坚持不换。只有张三叔认可，把他的50斤黄豆换成薯干，推着车独自先回去了。
刺骨的北风继续刮着，我们俩走出这个村，顶风前行。向北约走了半华里，迎面来了一位骑着自行车的男士， 30多岁，中等个儿，白净脸儿，穿着一件军大衣，一看就知道是挣工资的工作人员。他下车，叫住了我们：“哪人？干什么的？”我迟疑了一会儿，小声地说：“武清的，用黄豆换薯干的。”“不行！这是投机倒把，违法！知道吗？必须跟我走，到前边公社的粮库去，那里按平价可以用黄豆换薯干的。”我这才意识到坏了，如果去了粮库，平价是一斤黄豆只换给一斤二两的薯干，那怎么行？回去怎么和父母交代？于是，我和李大哥苦口婆心地央求他：“您高抬贵手，放了我俩，我们不换了，回家行吗？”他郑重其事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如果你俩还在这里磨叽，我就到前边那村民兵连部，叫几个民兵，把你们送到公社扣押起来！”我的心一怔：扣押起来，那还了得？当时，我被划为地主子弟，如果我村贫宣队得知了此事，我父母还不因我受牵连？于是，我跟李大哥使了个眼色——咱们认吧。
风还不知疲倦地刮着，我们只得跟着那个人向粮库逆风而行。正午时分，才到粮库，人家下班了，那男的也一直盯着我们。直到下午一点半上班，才把我俩每人的50斤黄豆换成60斤的薯干，还找给每人三块四毛钱。我们垂头丧气地推车往回走。
回程的路上，心里很不痛快，脚步也自然放慢，直到眼擦黑儿才跑冰过了泃河。在南堤脚下，我跟李大哥说：“肚子饿了，咱们吃点干粮吧。”他嗯了一声。我从干粮袋里掏出个豆馅饽饽，一看，冻得冰凉棒硬，跟铁球一般。用牙一咬一打滑，再咬还打滑。这可怎么吃？李大哥说：“用哈气集中哈一个地方，慢慢地它就被哈化了，再咬不就行了？”照他说的去做，果然见效，一气儿吃了两个。又喝了几口水，觉得浑身上下有了劲儿。于是，我们推着小车继续前行。
天上依然没有月亮，只有满天闪烁的星斗，风小了些。李大哥问我：“兄弟，咱们这样走对吗？”我回答：“对，没错！”“你就这么敢肯定？”“大哥，你抬头北望。”我指着星空说，“你看，那是北斗七星，用直线把勺形边上两颗星连接起来，向勺口方向延长5个两颗星的距离，正是一颗星，它，就是北极星。它正对着咱俩行走的后背啊，所以，我敢肯定，没错！”“你跟谁学的？”“地理书呗！”他笑了，笑得那么爽朗。
天大亮，我们终于跑冰走过了我们村北的青龙湾河。
早上7点半，我总算进了家门。见到母亲，一下子扑到她的怀里，含着泪说：“妈，我才换来60斤薯干，比别人差点少换一半啊！”“好儿子，没事。只要你平平安安地回到家，比啥都好！妈告诉你一件大喜事吧，昨天上午，咱大队召开社员大会，大队革委会梁主任宣布阶级复议的结果，把我以前错化的地主成分改为中农了。我不但不用大清早扫大街，还不会‘挨整’了！”“妈，真的？”“真的！”我再一次扑到母亲的怀里，含着泪花哽咽着说：“妈……儿为这事找大队找了三年，意想不到，如今真给落实了。毛主席万岁！”“别激动了，好儿子。一宿没睡，好好地睡一觉吧。明天过个好年！”我脱衣睡下，竟然一觉睡到下午4点半，睡得好香啊！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弹指间 47年过去，很多往事都随着时代的脚步淡出了我的记忆，唯独推着小车换薯干这件事，令我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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