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发展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讲求点画的规矩严谨和八分舒展的整饰特点,结字亦板滞森严,缺少变化,这表明隶书发展已走到了末路。这种现象在《熹平石经》、《白石神君碑》等碑刻中己非常明显。
汉熹平石经残石
白石神君碑
楷书取代隶书,就像当初隶书取代篆书一样,是书体演变规律,书法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唐代的隶书虽然不能与汉隶同日而语,虽然没有像楷书、行书、草书那样成为唐代书法的最强音,但却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唐代的隶书唐朝隶书程式化现象突出,最具楷书化,用笔、结字缺乏变化,相同的笔画写法雷同,几乎可以重叠,严谨规矩有余,活泼变化不足。
唐代的隶书家有李隆基、韩择木、梁升卿、史维则、蔡有邻、殷仲容、李潮、白义眰、归登等。隶书四大家为: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维则。唐玄宗李隆基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人物,他的隶书作品有竖立于西安碑林入口处碑亭之中,作为西安碑林象征的向大雄伟、气势磅礴的《石台孝经》和刻于东岳泰山之上的《纪泰山铭》。韩择木为韩愈的叔父,以善隶书名重当时。作品有《祭西岳神告文碑》(现存西安碑林),。史维则的隶书有现存西安碑林的《大智禅师碑》,。
汉代人写隶书由篆法入,讲中锋用笔,藏锋含蓄,虽波磔外显,却中和朴厚,高古雅逸。庸代人写隶书,渐失古法,受时风影响,以楷法入隶,用笔过于方劲,气象过于外显,规整有余,含朴不足,所以不足为法。唐代以后,隶书每况愈下,历代虽有能隶书者,如末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文征明等,他们虽然都是书法史上有名的行草大家,但隶书却写得不如人意,与汉隶不可比肩。只有到了书道中兴的清代,古老的隶书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恢复了汉代的气象,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给后人树立了汉代以后隶书变法真正的典范。
唐代隶书家,大多集中在十六世纪,这与唐玄宗李隆基的喜好有关,上好下甚,朝野之中,曾为一时风气。在众多的隶书家中以李隆基、殷仲容、韩择木等为代表。李隆基数体皆能,尤擅隶书,师法《曹全》,书风丰腴遒丽是当时的流行书风。也是“馆阁体”的前身,对清代隶书产生了极大影响。韩择木、韩秋实、殷仲容对汉的取法更全面、更系统。其成就也更高一些,艺术意义也更大一些。
梁升卿为唐开元间人,历任奉天尉、广州都尉等,以擅长隶书着称。时人称其隶书“体甚古”,即有汉隶之风,笔势“勿惊波往来,巨石前却”。唐代隶书家中真正写山个性、有汉隶风韵的当推梁升卿。作品有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御史台精台碑》,此碑不大,亦立于不显眼的角落,但识者却可一眼看出其不同凡碑。骨力清劲,体势从容,虽有界格,却能长短相宜,自然天成,全篇风格匀整统一。
《御史台精台碑》
李隆基, 作品取法曹全碑,传世作品有《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等。
唐代隶书之美可见一斑:章法整饬,行列有序;笔法严谨,左规右矩;结体茂密,气象博大——直可与唐楷媲美。《纪泰山铭》盛唐气息十足,肥厚雍容,不乏盛唐高贵华丽气度,且蕴涵六朝风骨,融百家为己质,集庄重、桀骜、灵气于一体。波磔是隶书的典型笔画,如果说秦隶和汉隶在某种程度上波磔还不够完善的话,那么唐隶则极尽夸张之能事,如图一中“群”、“永”二字。有的则夸张竖笔,如“而”字。“号”字却有伸有缩,特别耐看。 ”
韩择木,书宗《曹全》、《礼器》等碑,备是汉法,风格劲逸飞动,名重当时,书碑甚多,以《祭西岳神告文碑》、《荐福寺戒拂诗碑》、《叶明神道碑慧》为代表。用笔结字方整规矩,有汉隶余风。
韩秋实,书宗蔡邕《熹平石经》、风格清健,结字严整,传世作品有《臧希晏碑》。
殷仲容,取法《张迁碑》、《张景碑》、《熹平石经》,风格高简朴拙,善作榜书,相传,京华街肆,题匾甚多,行者莫不驻足观之,传世作品有《李神符碑》、《马周碑》。
史浩, 字惟则,取法《乙瑛碑》,结字森严,风格端庄华丽,传世作品有《大智禅师碑》。朴厚沉稳,稍显肥美。
徐浩, 唐代大书家,擅行、楷,亦工隶书,取法《曹全》,法度严整,书风清朗秀逸,传世隶书作品《嵩阳观记》。
卢藏用,书宗《乙瑛碑》,亦爱晋隶影响,风格妍秀,传世作品有《汉忠烈纪公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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