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发展到东汉末年，由于过分讲求点画的规矩严谨和八分舒展的整饰特点，结字亦板滞森严，缺少变化，这表明隶书发展已走到了末路。这种现象在《熹平石经》、《白石神君碑》等碑刻中己非常明显。
汉熹平石经残石
白石神君碑
楷书取代隶书，就像当初隶书取代篆书一样，是书体演变规律，书法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唐代的隶书虽然不能与汉隶同日而语，虽然没有像楷书、行书、草书那样成为唐代书法的最强音，但却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唐代的隶书唐朝隶书程式化现象突出，最具楷书化，用笔、结字缺乏变化，相同的笔画写法雷同，几乎可以重叠，严谨规矩有余，活泼变化不足。
唐代的隶书家有李隆基、韩择木、梁升卿、史维则、蔡有邻、殷仲容、李潮、白义眰、归登等。隶书四大家为：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维则。唐玄宗李隆基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人物，他的隶书作品有竖立于西安碑林入口处碑亭之中，作为西安碑林象征的向大雄伟、气势磅礴的《石台孝经》和刻于东岳泰山之上的《纪泰山铭》。韩择木为韩愈的叔父，以善隶书名重当时。作品有《祭西岳神告文碑》(现存西安碑林)，。史维则的隶书有现存西安碑林的《大智禅师碑》，。
汉代人写隶书由篆法入，讲中锋用笔，藏锋含蓄，虽波磔外显，却中和朴厚，高古雅逸。庸代人写隶书，渐失古法，受时风影响，以楷法入隶，用笔过于方劲，气象过于外显，规整有余，含朴不足，所以不足为法。唐代以后，隶书每况愈下，历代虽有能隶书者，如末代的米芾、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文征明等，他们虽然都是书法史上有名的行草大家，但隶书却写得不如人意，与汉隶不可比肩。只有到了书道中兴的清代，古老的隶书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恢复了汉代的气象，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给后人树立了汉代以后隶书变法真正的典范。
唐代隶书家，大多集中在十六世纪，这与唐玄宗李隆基的喜好有关，上好下甚，朝野之中，曾为一时风气。在众多的隶书家中以李隆基、殷仲容、韩择木等为代表。李隆基数体皆能，尤擅隶书，师法《曹全》，书风丰腴遒丽是当时的流行书风。也是“馆阁体”的前身，对清代隶书产生了极大影响。韩择木、韩秋实、殷仲容对汉的取法更全面、更系统。其成就也更高一些，艺术意义也更大一些。
梁升卿为唐开元间人，历任奉天尉、广州都尉等，以擅长隶书着称。时人称其隶书“体甚古”，即有汉隶之风，笔势“勿惊波往来，巨石前却”。唐代隶书家中真正写山个性、有汉隶风韵的当推梁升卿。作品有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御史台精台碑》，此碑不大，亦立于不显眼的角落，但识者却可一眼看出其不同凡碑。骨力清劲，体势从容，虽有界格，却能长短相宜，自然天成，全篇风格匀整统一。
《御史台精台碑》
李隆基, 作品取法曹全碑，传世作品有《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等。
唐代隶书之美可见一斑：章法整饬，行列有序；笔法严谨，左规右矩；结体茂密，气象博大——直可与唐楷媲美。《纪泰山铭》盛唐气息十足，肥厚雍容，不乏盛唐高贵华丽气度，且蕴涵六朝风骨，融百家为己质，集庄重、桀骜、灵气于一体。波磔是隶书的典型笔画，如果说秦隶和汉隶在某种程度上波磔还不够完善的话，那么唐隶则极尽夸张之能事，如图一中“群”、“永”二字。有的则夸张竖笔，如“而”字。“号”字却有伸有缩，特别耐看。 ”
韩择木，书宗《曹全》、《礼器》等碑，备是汉法，风格劲逸飞动，名重当时，书碑甚多，以《祭西岳神告文碑》、《荐福寺戒拂诗碑》、《叶明神道碑慧》为代表。用笔结字方整规矩，有汉隶余风。
韩秋实，书宗蔡邕《熹平石经》、风格清健，结字严整，传世作品有《臧希晏碑》。
殷仲容，取法《张迁碑》、《张景碑》、《熹平石经》，风格高简朴拙，善作榜书，相传，京华街肆，题匾甚多，行者莫不驻足观之，传世作品有《李神符碑》、《马周碑》。
史浩， 字惟则，取法《乙瑛碑》，结字森严，风格端庄华丽，传世作品有《大智禅师碑》。朴厚沉稳，稍显肥美。
徐浩， 唐代大书家，擅行、楷，亦工隶书，取法《曹全》，法度严整，书风清朗秀逸，传世隶书作品《嵩阳观记》。
卢藏用，书宗《乙瑛碑》，亦爱晋隶影响，风格妍秀，传世作品有《汉忠烈纪公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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