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博奇
多年后，仰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90年，我们长包了上海东湖宾馆七号楼，以对资本市场有些认识的炒股票起家”。
那时候，上海滩风生水起，东湖宾馆更是资本炒家盘踞重地，很是有些名气，在金融界几乎无人不知。
谈起上海东湖宾馆，可是大有来历。1925年，英籍犹太人约瑟夫在上海淮海中路与东湖路转角的一块土地上建起一栋花园洋房，将之取名为“大公馆”。这便是东湖宾馆前身。当时东湖路还叫杜美路，因此大公馆也有“杜美花园”之称，在旧上海名噪一时。上世纪30年代初，上海大亨杜月笙的一个手下承包航空彩票获利，决心讨好老板一番，便以重金购下大公馆献给杜月笙，时称“杜公馆”。后来，杜月笙把公馆转赠给军统特务戴笠，戴笠又将其送给某当个红女明星，几经易主，先后被美国新闻处和美国总领事馆占用。解放后最终被收归国有，为华东局招待所，1985年改名为东湖宾馆，沿用至今。
想当年，国民党军政首脑、演艺明星等各路社会名流齐聚大公馆，何等繁华热闹。如今物换星移，当初的权贵社交场所被由下岗工人、无业游民、投机者组成的资本炒家所占据，这些下里巴人缺乏礼教，却天生嗅觉敏锐，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弄出莫大声响，一时无二。
当时东湖宾馆被上海市委作为招待所使用，极少对外开放，入住其中被视作一种特权。然而，这些暴富起来的人们居然能够自由出入，除了背景深厚、能力神通广大外，似乎没有其他合理解释。自从他们入住进来，东湖宾馆顿时萦绕上一层神秘耀目的光环，一时间名气大增，俨然成为沪上资本炒家的大本营。
1990年的某一天，意气风发的仰融来到这里，看到风格各异的楼房、静谧安详的花园、癫狂激进的投资者，一定被独特的氛围吸引住了，因此毫不犹豫地包下其中一栋楼房，打算长住下去。
仰融租下的宅院是一幢法式花园别墅，建筑考究，装饰华丽。南立面带有巴洛克式、双壁柱等装饰，部分立面为清水红砖墙，窗檐和窗台装饰为水刷石制作。原本是亨利地产公司老板的私宅，建国后曾用作前苏联驻沪商务代办处，后被东湖宾馆收编，是为7号楼。
上海滩风生水起之际，籍籍无名的仰融突然闯入，还出手阔绰地包下东湖宾馆的一栋洋楼，一段神秘而风光的岁月从此开始。
在此前后，仰融结识了时任海南华银国际信投公司董事长的许文通。许文通是中国金融系统老资格的教育家，门下弟子众多。加之他是江苏启东人，与仰融乃是邻县同乡。因此对这个并非科班出身，却极具金融天赋的同乡极为赏识，不惜大力提拔。
徐文通执掌华银之前，官拜中国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在金融界人脉熟稔，颇有神通。
据说，正是在其一手安排下，仰融才得以进入中国金融学院工作，并以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研究员身份在北京走动。自从有了这个半官方身份，仰融频频出入政商两界，建立了深厚的人脉网络。而这，正为他日后在资本市场自由游走提供支持和荫庇。
仰融从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及至成年，身上流露出一股江湖草莽之气。典型特征之一，是性情豪爽大方，对朋友重情重义。接近他的人这样形容，“即使身上只有20万，而且明天就要全部还掉，他今天还能请你吃10万元的饭，并且面色如常”。以此性格与人交际，定能俘获人心。仰融虽受教育无多，可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金融官员、专家相处起来，并不费周折，一方面由于其聪明乖巧，善于见风使舵，另一方面则是豪爽仗义的性格使然。
当这样一个肯为朋友牺牲的年轻人出现时，见惯尔虞我诈的权贵们眼前一亮，基于各自的目的，纷纷与其交往。而一旦进入圈内，免不了迎来送往，仰融性本好奢华，租下东湖宾馆7号楼，与其说是便于与同行交换信息，不如说是交际需要，同时也是对身份背景的暗示。因此，自从搬进上海东湖宾馆七号楼，仰融身上彷佛笼罩上一层朦胧光环，无论是政商两界悠游，还是出入上海资本市场，无人不对其忌讳三分、猜测三分，而这更添其故事神秘性。
仰融的沪上经历虽然隐晦，却并非无迹可寻，无论如何，东湖宾馆7号楼是他神秘发家史上一个清晰的坐标原点。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头几年，他多半时间是在那里度过。那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见证了这个资本狂人早期经历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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