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博奇
自澳门开埠以来，这块弹丸之地出现难以数计的赌商，从中诞生诸多大人物，而其中头一号，则是号称“澳门第一代赌王”的卢九。此人的崛起与陨落，可谓“时也运也命也”。
卢九是广东新会人，出身寒微，少年时父母双亡，沦落至澳门，在钱庄当伙计，“稍有积蓄，设宝行钱号，既而以善营商业，雄财一方”。卢九原名卢华绍，排行第三，“躯干雄伟，头特大，故俗人又称之大头耇”。“耇”字粤语发音与“狗”相近，所以乡人又以“狗”称之，卢九在澳门发迹后，“卢狗”之名虽流传甚广，但有失身份，于是改为卢九。
在葡萄牙人治下，澳门经济实行“承允制度”，各行各业均需向政府“投标承办”，不仅煮卖鸦片、开设赌馆需要专营权，就连猪肉、养蚝、鱼贩等平常生意都不能例外，甚至贩夫走卒、垃圾运输、粪便处理也要获得准入资格才能开业，否则就属于非法经营。
不止如此，葡澳政府还出台详细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对商业进行管治，如《澳门雇工章程》、《牛肉贩卖章程》、《开设爆竹厂章程》等。尤值一提的是，葡澳政府鼓励华人通过集股公司的形式从事商业活动。因商业制度条文陆续出台，澳门早期华人更容易获得先机。
据林则徐在1839年的调查，当时澳门仅7033人，5年后，澳门成为自由港，人口从此开始大幅上涨。卢九1860年前后来到澳门，适逢人口激增，爆发大量谋生机会，等他站稳脚跟、小有积累，正好赶上各项商业制度出台，乘着“承允制度”的东风而迅速崛起。
卢九从钱庄起步，涉足贸易、地产、赌博、鸦片等多个领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曾从事猪肉经营，长期垄断澳门猪肉市场，是19世纪晚期澳门著名的“猪肉大王”。
当然，卢九最重要的舞台在赌业。卢九经营赌业达40余年，从番摊、闱姓、白鸽票到慈善彩票，几乎涉足所以赌博类型，长期经营形成垄断之势，是清末澳门第一赌王。不仅如此，卢九还与港澳商人合伙，将赌业版图扩张到邻近的广东省，经营各类赌博生意多年。
1900年，卢九一举竞得广东省为期八年的白鸽票经营权，势力横跨澳门、广东，为同时在澳门、广东开赌第一人。
然而，这一步棋，非但没有让卢九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还将他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卢九之所以能够进入广东赌业，与李鸿章有莫大关系。1900年5月，李鸿章接替德寿任两广总督。为支付《马关条约》中对日赔款，朝廷早将各省财政搜刮一空。李鸿章上任时，广东财政已经山穷水尽，为了解决财政困局，李鸿章取消了德寿在任时颁布的禁赌令。
广东紧邻澳门，民间不可避免染上赌博之风，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为了振兴破败的财政也曾打过开赌的注意，但当时阻力甚大，最终未能成行。不料十余年后，由李鸿章实践这一夙愿。
这此广东放开赌禁，引得本地大小赌商疯狂争抢，也惊动了澳门赌坛。卢九闻讯与友人合组宏远公司，经过一番激烈竞争，取得广东全省白鸽票为期八年的经营权。为此，宏丰公司除了每年向广东财政上缴洋银80万元，还要“另报效银八十万元”。但李鸿章认为“八年之期，为日太久”，应先让卢九尝试一两年，倘若赌业发展迅猛，他还需酌情增加费用。卢九对此早有预料，主动增缴洋银40万元，以防官府中途要求“加饷”，或者被竞争对手“耍手脚”，高价抄了后路。
原本以为板上钉钉，不料广东政局突变。李鸿章当了不到两个月两广总督，慈禧太后一道谕旨“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将其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填补两广总督之缺的还是那个德寿。德寿是禁赌派人物，对李鸿章的做法腹诽颇多，李鸿章一走，他就开始打击赌商。
德寿禁赌，是为提升教化、修养民息，但手段不重，所以“禁犹未禁”，其下各级官员有恃无恐，阴奉阳违，借机勒索钱财，中饱私囊。为了应付各级官吏，卢九着实破费了不少银两。这期间，广东冒出一家福泰公司抢夺白鸽票经营权，广东善后局以此为要挟，示意宏远公司“加缴饷项”。卢九只得照办，由此一来，宏远公司每年要向官府多缴11万银元。
令卢九意外的是，德寿官椅还没坐稳，又被调走。接下来，两广总督在1900年一年中又换了两任。鹿传霖当了10天总督，就被陶模取代，陶模干了1年半，德寿第三次代理两广总督。每一次新官上任，卢九就得花钱打点门路，生意还没起色，就花出去一大笔开支。
到了1903年4月，德寿又被调走，两广总督换成一个厉害角色——岑春煊。
岑春煊是改革派，早年与维新人士过从甚密，吸收了不少新派思想，并大胆推行。他本是官宦子弟，少年有恶名，花钱捐了一个工部主事，才步入仕途，做了高官后，居然开始主张从严治吏。署理四川总督时，岑春煊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吏，就此得了一个绰号“官屠”。
1903年4月，朝廷命岑春煊署理两广总督，甫一上任，便在广东全省禁赌。
这一次禁赌，与前几次不同。之前几任总督只是打着禁赌的幌子借机捞钱，因此并不真禁，或者像德寿，虽有禁赌之心，却因地方官场势力羁绊，无力彻底推行。而岑春煊这次禁赌，是要借禁赌的名义肃清吏治，打击各级不法官吏，顺便将赌博业彻底赶出两广辖界。
据《华字日报》刊登的《严罚小闱姓告示》，岑春煊在广东禁赌之严厉，到了这样的地步：“私营小闱姓若查明属实，人即正法，产业查封，变价拍卖，以所得三成入官，七成作为告密者奖金，并定五家连坐之法，如发现隐瞒包庇者，五家之内财物房舍悉数充公”。
正因如此严厉，卢九毫无打点、回旋的余地，不由分说丢掉了广东赌业经营权。
事后盘点，宏丰公司经营三年零八个月，一共缴纳各种费用474.5万银元，而卢九认为其中有144.5万元属于被迫加缴，如果加上利息，实际上多缴了200万银元。为了缴纳这些不明不白的饷项，卢九多次到香港、澳门借款，致使宏远公司负债累累，简直惨不忍睹。
不甘心就此出局的卢九决定讨回这笔“冤枉钱”。他在1888年加入葡萄牙国籍，算是“西洋籍商”，这时候，他想到利用这重身份，依仗葡萄牙政府，向清朝政府追讨款项。卢九请动葡萄牙公使照会清朝总理衙门，清算宏丰公司账目，并要求两广总督将勒索钱财“秉公照数一并发还”。
至此，事情性质大变，由清朝一国的官商矛盾，上升到清、葡两国外交的高度。
在两广总督岑春煊看来，卢九此举旨在将内政事务变为外交事件，来者不善，上书外务部称卢九“居心混冒，挟制婪索”。卢九以葡萄牙商人自居，但岑春煊并不认可这一身份的合法性，因为卢九加入葡籍后，又以清朝子民的身份捐得清朝盐运使一职，按照清朝户部“一人不准入二籍”的规定，卢九捐官，等于自动放弃了葡萄牙国籍，“复为华民”。
岑春煊认为，卢九一人入二籍的行为，有“并享两国人权力”的企图心，建议葡萄牙严加查办。
葡萄牙公使担心事态升级，不再加以干涉，此案由此又下降为清朝内政。卢九的追讨钱饷的计划也因此落空，没能讨回一元钱。但宏远公司的股东并不肯作罢，他们委托卢九掌管公司，现在不但股本亏空，还背了一身债，纷纷找卢九质询，港澳债主也闻讯前来追债。
不久，卢九又牵进一场更深的政争。
一名涉嫌包庇卢九的广东官员裴景福东窗事发，逃往澳门避难，由此牵出一桩早年的旧案。裴景福曾任广东南海县令，戊戌变法失败后奉命查抄康有为家宅，发现岑春煊与维新人士的来往信件，因此与岑春煊结怨。岑春煊侥幸逃脱罪责，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勤王”有功复得朝廷重用，正欲借禁赌拿办裴景福，除去这个心腹大患。岂料卢九不明就里，不但收留裴景福，还为其上下运作，使之存身于澳门，得葡国庇护，令岑春煊大为不满。岑春煊上奏朝廷，清廷外务部向葡萄牙驻澳门公使发布严厉照会，为防止失态扩大，葡澳政府才不得不将裴景福交由清廷处置。经此一案，卢九彻底得罪岑春煊，从此在广东无处容身，更不用说追讨多缴钱饷了。
卢九自持精明，偏偏不死心，不久之后，又闹出更大的动静。
1905年前后，葡萄牙与清廷商议筹建粤澳铁路事项，卢九趁此时机，到上海拜见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表示愿意出资修建这条铁路，条件是希望盛宣怀助其从广东财政追讨回那笔200万银元，充作修路之资。盛宣怀何等精明，岂会听信区区一介赌商之辞，而不惜牵涉广东政坛？
卢九的如意算盘再一次落空。但从此之后，他大名远扬，清廷朝野上下皆知澳门有卢九这么一号人物，老谋深算，能量巨大，对其避之不及，唯恐卷入什么案件，惹祸上身。
1907年冬，郁郁不得的卢九在澳门私宅“娱园”悬梁自尽，时年60岁。死因至今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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