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球说：
一直以来，我都避开谈中药，因为我没有系统学过中医，不敢枉论。我对中医也一直保持谦逊的态度。
中医自古以来，在不知道蛋白质、分子、基因是为何物的情况下，全靠实践（李时珍尝了上千种中草药写《本草纲目》），千百年来治疗了代代中国人。我看《草本中国》时，也被中草药背后的深厚理念和文化底蕴深深吸引。
从情感上来说，很多人对中药情有独钟，无可厚非。但是，现代科学和科技发展已经让人们不再（也不应该）满足于中药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
其实，草药治病也不是中国特有的。很多名族都有一些历史流传下来的偏方。我有一个俄罗斯裔的朋友告诉我，每次她感冒，她姥姥就要她吃一种俄罗斯特有的植物茶感冒冲剂。听上去像是俄罗斯版的“板蓝根”。 我也曾在赞比亚农村，见过有孩子因为吃当地的草药发生肝衰竭，送到医院时已无力回天。孩子父亲的长声哀嚎令我至今难忘。
撇开对中医的情感，我不推荐吃中药。除去原材料污染等不说，主要有两大原因。
第一，中药没有系统科学的方法来验证其效果。西药大多也是由植物或动物中提炼出来的(比如他汀的故事，见红曲与他汀的恩怨情仇)，但是在提炼的过程中，大多数药的化学成分变得非常明确。再经过三期的临床实验、大量的病人数据、与安慰剂对比， 有多少效果、多少副作用，一目了然。而中医依靠的还是旧时流传的经验，没有现代的循证医学证实，缺乏说服力。
学医的都知道，很多病其实不吃药也会好，很多病吃了药也没有 （ 见那些医生没有告诉你的：我们未知的还有太多）。在这一大片灰色地带，很多人吃中药，或图安慰、或求奇迹。
如果要把中药发扬光大， 就应该设计严谨的临床试验，让中药与安慰剂比较，甚至与治疗同种疾病的西医比较。
第二，中药的特异性差。老话说，是药三分毒。中药从大自然中来，一味药里可能有几十种对人体起作用的成分，很难知道这些成分单独或综合起来到底有什么作用。
而随着现代科技发展，很多西药已经不需要从自然中提炼。
比如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最初从猪内脏提炼出来－两吨的猪内脏才够生产8 once （226克）的猪胰岛素；后来人类胰岛素的蛋白质结构被破解，伴随基因重组的技术，人类胰岛素的基因可以重组到细菌里，再通过细菌的繁殖生产胰岛素，大大提高了胰岛素的产量，降低了成本，同时提炼出纯粹的人胰岛素。
现在治疗肿瘤的很多靶向药物，更是直接根据肿瘤变异分子的结构来设计靶向药物的分子结构。而我们对中药的认知还是停留在盲信的阶段。
下面推荐一篇我读过的非常中肯的文章，由缪晓辉教授撰写, 授权转发（原文发于2017-8-21 公号“缪晓辉论健”）。与我以上的私人意见一起，供大家参考。
题： 从调理谈我对中医药的一滴理解
《凤凰周刊》三年前刊登“大陆中草药肝损害调查”一文，引发争议，迄今余波未消。
首先声明：我对中医药学比较生疏，但不能说完全无知。早在35年之前，我的医学大学课程中就有“中医学基础”，厚厚的一本书，啃了很久，讲课的老师都是中医名门出身。
此间，我学过号脉、看舌苔，还学过开中药处方、针灸、艾灸、推拿、按摩等，就差品尝糖尿病病人的尿液了。“中医学基础”课程考试成绩大于90分。
再后来，在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做副院长，分管过医疗、教学和科研，听过中青年中医医师“打擂台”（参选A级教员）讲课；参加过中医研究人员申报科研课题或申报科技奖答辩。从此，真心认可中医的一些独特理论，比如方剂学的“君臣佐使”，真的很神奇。
不管中医先生们怎么看，我经常喜欢说“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质药”，而不单单讲“中药”。我多少知道，用自然界的各种天然材料治病，历史久远，也许在人类成为人类之前就存在，动物受伤或生病后会定向寻找和吃下某种植物就是例证。有关植物或动物入药并治病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的古埃及神话，而有可供研究的文字记载则可以找到公元前1500多年的埃及埃柏斯（Ebers）等纸草文。
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谁也不要试图否定天然植物等作为药物来治病的作用和地位。问题来了，只要是药物，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无论是被人为划分的“中药”还是“西药”，我们都不能回避其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即相生相伴的治疗作用和毒副作用。
植物药也好，中药也罢，之所以是药物，它们的朴素特征之一：不是食用菜肴，是药。大多数植物药的味道不同于咖啡，绝对不是“味道好极了”。小时候我得过一次甲型肝炎，喝了整整一个月汤药，每次一大碗，每天喝两次，每次喝完，妈妈都要赏我一勺古巴红糖。汤药的那个苦涩啊，烙印我一辈子（后来我知道了，甲型肝炎是自限性疾病，可以不吃药）。读者诸君有过类似体验吗？然而，我们绝对不能认为“苦”即是毒，否则咖啡岂不就成了毒饮料？可是，某些植物药一定、肯定是有毒的。中医理论中有“以毒攻毒”的说法，就胸怀坦白地告诉了我们中药有毒性。
某些植物药对肝肾等器官的损害是必然存在的，这其中有药物自身必然的毒性，有服药者的个体差异，也有配方组合的差异，更有药材质量的差异（包括药材产地、生长年限、生长环境等），还有煎熬方式的差异等等。这些呢，太复杂，已经超越了我等的理解能力。
近年来有人关注到“家养”植物药在收割前残存农药的问题；更有人注意到存储药材所采用的防蛀防霉变物质的毒性问题；还有糟糕的自然环境带来的药材重金属污染问题等。这些呢，在我等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当属于“毒中药”，而不是“中药毒”。可见，只要喝药，风险必然存在，副作用不可避免。
笔者是消化和肝病医生，对于药物性肝损害的相关问题颇有心得。由于几乎所有药物都要在肝脏代谢，因此，药物相关的器官损害，肝脏首当其冲。
长期的临床实践让我在“下药”的时候，时刻惦记着药物可能存在的肝毒性问题，这皆因教训太多，不敢不“时刻惦记”。
中医的调理，令人称奇。如果没有说错的话，对于内分泌失调、免疫功能低下、更年期综合征、大病之后（包括手术之后）等状况，还包括其他一些明确的“失调”的临床问题，比如月经不调、胃肠功能失调等，“调理”是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至于说调理的效果是否与心理暗示有关，即药物是否有可能起到安慰剂的作用，我现在真不敢断言了。
这源于不久前我结识到一位在国内外知名度很高的中医先生，我与他“探讨”药物的安慰剂效应，他毫不避讳地承认植物药甚至中医先生本身所起的安慰剂作用，然而让我惊异的是他说到中医医师之“气场”的神秘作用。大意是：给同一个病人、同一种疾病，开完全相同的药方、吃完全相同的药物、调制方法也完全相同，而治病的结果可能差异甚大，这种差异绝对不能用“安慰剂效应”来解释，而是医师的一种物质性的“气场”，也许可以用量子理论来解释。也就是说，包括“调理”在内的中医疗法，中医师的气场很重要，吃药只是治病形式之一，至于说气场如何形成，物质基础是什么，尚无解释。不过，对于“气场论”，我诚服，这种诚服不完全是因为这位名中医的理论，而是他的那种诚恳的态度。也对“博大精深”有了进一步认识。
然而，我旗帜鲜明地反对一种情况：即在病因未明的情况下，不认真地借助现代医学（西医）的各种理论和检验检查手段，结合医生的丰富临床经验去查明病因，就开始处方“调理”药物，而且这一调理吧，短则几周，长则数月，这完全不能让我接受。
比如，对待一个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仅仅从“热”的角度去“调理”，而不去寻找发热的原因，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不明原因发热的病因很复杂，常见的三大类病因包括了感染（比如结核病等）、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比如红斑狼疮等）和恶性肿瘤（比如恶性淋巴瘤等），每一种背景疾病都处理起来都是非常棘手的。所以，切切、拜托！不要不管九九八十一，就开始“调理”。
这里我不过是举了“不明原因发热”一个例子而已，临床上有很多不明原因的疾病，比如不明原因黄疸、腹痛、头痛、胸痛、骨关节痛等，其疾病背景可能很可怕，必须首先弄清病症，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动用调理的有力武器，否则不仅可能引发药源性疾病，尤其是肝肾损害，更有可能延误原发疾病的及时和正确诊治，导致严重后果。
中医诊治疾病的理论基础与西医很难统一，或者可以说一旦统一了就不能成其为中医，甚至都不能治病了。所以，我等“老”西医真诚地不敢妄议中医，这不是害怕带上“数典忘祖”的恶名，而是真的不懂，不知者为不知嘛！但是对于某些不明原因的复杂疑难杂症，还是弄清病因而后调理、而后用药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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