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gar是美国著名麻醉医生。她在麻醉学和畸形学领域享有盛誉，创立了产科麻醉和新生儿学。她因提出了Apgar评分而为世人熟知。Apgar评分是一种新生儿健康的评估方法，对减少全球婴儿死亡率做出了巨大贡献。
Apgar出生并成长于新泽西州的卫斯特菲尔德市，于1925年毕业于卫斯特菲尔德高中，1929年毕业于蒙特-霍里约克学院，193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CUCPS），并于1937年在CUCPS完成了外科住院医生培训。然而，CUCPS的外科主席Allen Whipple建议她不再从事外科领域的工作，于是Apgar转而深造麻醉学，并于1938年返回CUCPS，成为新成立的麻醉分部的负责人。1949年，Apgar成为CUCPS的首位女性正教授，并在附属医院Sloane女子医院从事临床和科研工作。1959年，Apgar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健和公共卫生学院的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53年，她首先提出Apgar评分，用于新生儿健康评估。
在1964年至1965年的风疹大爆发中，Apgar积极倡导进行全球疫苗接种预防风疹母婴传播，避免因母亲妊娠期间感染导致新生儿先天缺陷。可惜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先天性风疹综合症（CRS）累及到当时高达1%的婴儿。此外，Apgar提倡Rh检验的有效应用，用于识别带有Rh抗体的孕妇，避免抗体通过胎盘结合并破坏胎儿红细胞，导致胎儿水肿，甚至流产。
Apgar从1959年开始担任美国优生优育基金会 March of Dimes的医务部副部长，带领团队从事防治先天缺陷的研究工作。由于注意到孕龄对Apgar评分的直接影响，Apgar等人率先引起公众对早产问题严重性的注意，早产问题现在已成为 March of Dimes基金会的工作重心。
Apgar是众多职位或奖项的首个女性获得者，一生为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所获荣誉颇丰，也是美国邮政史上仅有的通过发行邮票表彰纪念的两位麻醉医师中的一位（另外一位是首次使用乙醚麻醉的Long医生）。1974年8月7日，Apgar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辞世，享年65岁。
说Virginia Apgar医生是最著名的麻醉医师也许存在争议，但称她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麻醉医师则不为过，用来评价新生儿健康的Apgar评分就是由她创立并以她名字命名的。Virginia Apgar医生1938至1949年间曾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学中心的麻醉科主任，此后她前往美国畸形儿基金会主持研究项目。
直到1995年，几乎是在Virginia Apgar医生卸任麻醉科主任后50年，哥伦比亚大学才又一次任命一名女医生来主管这个临床科室。也就是本文作者Margaret Wood医生，作为哥伦比亚大学麻醉科主任，Wood医生受《麻醉和镇痛》杂志主编Shafer医生的邀请，在2015年5月刊的《Anesthesia Analgesia》杂志上撰文分享一下其个人对于女性从事麻醉工作和领导者的思考。以下是该文主要内容。
Virginia Apgar时代医学院的班级和现在的班级看起来十分不同。2014年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中女性占到了50%，而在我读书时，只有不到20%的医学毕业生是女性。就像当时人们建议Virginia Apgar不要选择外科一样，我们中的许多人也被建议不要选择竞争性强的医学专业。受1960年代和1970年代理想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并没有盲从建议，并毅然选择了我们想要去的专业。
当时的年轻女医生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我有的大多是美好的回忆。我的所有老师都是严谨且不苟言笑的男性，因为那时根本没有女性担任高级职位或其他教职。妇女必须证明自己，必须要在竞争异常激烈的金字塔式的培训中生存下来并不断进步。另一方面，当资深男同事接受并尊重我们的临床技能后，他们会乐意平等地对待我们，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会愿意让我们来治疗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并且参与到最疑难的病例中。
患者的接受程度要差些。有一次，某外科主任让我给他年迈的母亲实施麻醉。术前访视时，她明确表示，她相信她的儿子会希望另一个人（男性医生）来治疗她。在听完儿子的解释后，她的态度虽然发生了转变，但她对一个女性会从事这种工作仍感到吃惊。
这些（男性）导师会教我们所有的事，包括他们政治阴谋的惊人秘密，“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如何管理部门财政等等。在手术室员工休息室的日常交往中，我就学到了很多关于医学财务及部门运行方面的知识。如果未来的女性领导者们认为她们只能从女性而非男性那里获取教育和指导，那将是可悲的。
三人行必有我师，无论女男，学习是不分性别的。在医学院，现在越来越流行向女性事务主任征求择业建议，对于这点我既不强制也不鼓励。因为这些专家们也许并不具备作为主管的实战领导经验，没有实际处理过各种棘手的政治、财务、人事问题。
经历丰富的成功女性领导人向住院医生们提供个别指导有着重要作用。一对一的教导能给出个性化的战略建议，这是从一般的顾问那里难以得到的。
现在的女性领导者必须对未来的女性医师领导者作出承诺，因为真正的指导需要投入时间、精力和智慧。像Virginia Apgar一样，我们这代人基本上回避了女性专属的组织而融入男性占主导的环境。这并不意味着在医学学术上，特别是领导水平上，旨在减少性别差异的干预项目没有存在的价值。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们设立了Virginia Kneeland Frantz社团，以便向女性教员提供一个结构化的领导力提升项目。
下面我根据自己的经历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所学所悟：
如果你追求卓越，对你的工作充满热情是十分重要的。如有你有那份热情，那么你不会觉得付出的努力是种牺牲，当然也决不会倦怠。我不能想象Virginia Apgar会花哪怕一分钟去谈论、思考或担心产生职业倦怠。
常常抱怨“生活-工作平衡”是种自我毁灭，把握好自己的节奏才是至关重要的。你可以样样兼得，只是不能同时兼得。解剖学主任在给我们这些医学院新生作入学演讲时说道：作为一名医学生，你可以拥有一个家庭、一份职业以及活跃但耗时的社交生活，但想要成功，你只能最多同时拥有其中两项。我信奉这是真的，并从那以后一直遵循这个建议。
女医生们应该留心不要因为性别问题而卷入纠纷或诉讼。我们的患者希望他们的医生是最好的，无论他或她的性别。如果你不够优秀，那只可能是因为你还不够负责，而不会是因为你的性别不同。
女性不再需要向那些主导了医学界40年的质疑者们“证明自己”。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已经走过了那段男尊女卑的岁月，我希望，那些质疑能永远销声匿迹。但女性地位的提高，绝不是凭空的，而是女性同胞们全力奋斗，用自身的实力证明出来的。
父母们需要平衡家庭和工作的职责以确保两者都得到足够的关注。确保孩子们得到良好的照顾，父母们才能从容地专注于事业。这可能是一笔不菲的开销，但对于整个家庭的未来来说，是一笔明智的投资。成功地抚养孩子是父母共同的责任，对男女双方同等重要。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家庭成员间能有真正的伙伴关系，那么在父母均事业繁忙的家庭里同样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但不幸的是，即便在2014年，人们仍会因性别原因而劝诫女医学生们放弃诸如麻醉、外科等工作强度高的专业。我不认同这种建议。
我们的社会对女性仍有着不同的预期。举例说，人们总希望女性担任“哺育”的角色，这也许对科室建设和学院发展是有用的。虽说科室或实验室的主任关心下属没有错，但有时，这种对关注的索求也许是消极的。比如，在我当上主任后不久，在一次大学麻醉医师协会的年会上，一位高级行政人员向我表示了他的担忧，而原因只是因为有个下属抱怨我在协会的鸡尾酒上不苟言笑。如果我是男性，恐怕就不会存在这样的抱怨了，也很难想象竟然会有高级行政官员真把它当回事来跟进。
大众仍然偏见地认为，女性不应该显得雄心勃勃，否则就失去了女性的魅力。追求自己想要的并努力达成目标有什么错呢？
作为科室主任，我更希望招募到兼具才华、能力和野心的职员。如果你想在医学科学上有所建树，你需要符合晋升和/或长期聘用的标准，那么事业心、责任感和能力一样都不可少。如何解释女性在主管级别上人数的匮乏？专业人才的流动性缺失是阻碍女性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了丈夫的事业发展而举家迁居再正常不过，但如果是为了妻子的职业需求而搬家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在女性的事业中，对流动性的需求不易解决，我在这点上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医学高峰上努力攀登，越来越多的家庭将不得不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更多地谈论这个问题就是解决它的最好方法。招聘官员们觉得他们很难劝说女性候选人搬家，因为“她的孩子们还在这儿上学”或者“她的丈夫在这儿有份不错的工作”，他们可能是对的！但同样的问题对于男性候选人而言就远没有那么严肃，招聘官员们的思维惯式需要改一改了。但在这之前，夫妻之间就应该好好商讨一下如何应对因职位变动而迁居的问题。如果人们认为女性不愿意迁居以追求更高的职位，则女性在领导职位上人数匮乏现象将不会改变。
Virginia Apgar，这位上世纪最有名的麻醉医师离开学术领导岗位已经60余年了。在医学领域，要成为一名女性领导者并不容易，但如果你致力于达成这个目标，你是完全可以胜任。我祝你好运并且相信，你的成功将使我们子女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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