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韩志明：模糊的社会——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一）
韩志明，1977年11月出生，湖南永州市人，200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获得政治学理论专业（行政管理学方向）博士学位。2006年-2008年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师资博士后，在浙江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摘要：本研究从信息的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的操作性问题。社会是国家治理的场域，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相对于国家占优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国家处于劣势的信息不对称。大多数时候，国家实际上并不掌握社会事实的信息。社会要素的多样性、社会过程的复杂性和社会运行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决定了国家干预的对象是充满模糊性的社会。国家已经掌握了大量标准化的信息，但仍然难以掌握和处理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信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社会事实的清晰化，即掌握充分、精确和可靠的社会信息，其中国家权力的应用涉及到大量复杂的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就是以国家权力机构为中心的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社会是国家治理的场域，也是国家治理对象。国家治理在社会之中进行，面向社会而进行，也受到社会要素及其互动关系的影响。良好的国家治理离不开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是国家权力机构与其他社会主体良性互动的结果。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作为国家治理场域和对象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如何认识和理解国家治理意义上的社会呢？ 信息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人类社会的生活无处不在都与信息息息相关。所有的社会主体、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都表现为特定形式的信息。大多研究者指出，政府掌控着社会80%以上的信息资源，政府垄断性地掌控和利用这些信息，通常还不允许公众接触到这些信息。因此，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其中政府是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一方，而民众是信息不对称的弱势一方，受到信息不足的困扰。由此不可避免带来了公民对于政府的信息依赖，以及政府策略性地利用信息对民众进行的支配。但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人们却忽略了另外的问题。即不管这里的“80%”的判断是否精确，政府掌握着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信息资源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但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这里的信息资源只是指经过搜集、编码、加工、整理过的公共信息，而并不是社会的全部信息。 事实上，社会信息是丰富而多样化的。与政府一样，其他社会组织——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非政府组织——也都掌握着大量的信息，具体包括市场信息、消费者信息、生产技术信息、人事和财务等组织运行的信息等，这些信息根据社会组织的需要而被搜集和整理出来，是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个人和社会组织中还存在着许多没有被编码和加工的信息，这些信息被分散的个人所掌握，主要是关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信息。这种类型的信息无处不在，是社会主体选择和行动及相互协调的基础，但却很难对它们进行加工和编码，形成标准化的或可储存的信息。对于社会运行来说，所有这些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不可能被政府所完全掌握。 总之，国家是社会信息的搜集者、加工者和储存者。现代国家已经掌握了大量有价值的公共信息，国家依靠这些信息已经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也导致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公开等弊病。但相对于社会运行所需要或所产生的巨量信息来说，国家所掌握的信息只是其中可以被加工、编码和整理的部分，更多的社会信息散落在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中，还没有被国家所掌握，也难以被国家所掌握。考虑到社会信息的数量及其内容，政府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可以说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但也是非常有限的。不管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也不管给予社会什么样的定义或标签，比如信息社会、风险社会或后现代社会，不容否认的是，社会是流动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国家机构不管多么强大，也是较为简单的，是比较稳定的，还是可预期的。因此，无论是什么时候，国家治理永恒的问题都是，如何用简单的国家机构管控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如何在了解和掌握社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实现行之有效的治理。对于国家机构来说，社会复杂而庞大，有许多国家所未知的领域，有大量国家尚未掌握的信息。从信息的角度看，国家治理意义上的社会只能是而且必须是一个充满模糊性的社会。 在此，模糊社会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是指国家治理意义上的社会概念，描述了国家无法掌握社会及其运行的全部信息的情形、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模糊社会意味着，信息是分散的，任何人和任何机构，包括国家机构，也只能掌握有限的可以归纳和整理的部分信息，社会中还存在大量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以及关于社会成员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交往关系等的信息，都不是国家能全面和准确掌握的。 首先，模糊性是国家治理必须要面对的基本问题。由于社会要素的多样性、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及其互动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社会信息的加工和整理是非常困难的。国家只能掌握社会生活的部分事实，而不可能是全部事实。对于国家治理来说，社会的模糊性是内生的，也是不可回避的。国家必须要获得足够的信息，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社会的模糊性导致了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信息的匮乏，制约了国家治理的空间、能力及其效能，延缓了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机会。但社会的模糊性也构成了国家权力扩张的屏障，一定程度上避免国家建构主义的雄心，有利于维系社会适当的自治性，调整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其次，社会的模糊性不完全等同于国家治理的模糊性。有些社会情况可能缺乏系统和明确的信息，比如某地区特定类型的病患者数量或某种尚未形成规模和气候的不良社会现象等，但如果这些还没有成为国家干预的对象，社会事实的信息不足也就不是国家治理意义上的模糊性。比如传统社会的国家没有（能力和义务〉承担提供国民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责任，国家也就没有动力和激励去搜集国民受教育和医疗状况的信息。因此社会事实如果还没有成为国家治理的对象，也就无所谓模糊还是清晰。但随着国家干预范围的拓展，这种模糊性就有可能成为国家治理要处理的问题，获得清晰化的可能性。最后，社会的模糊性是相对的。社会的模糊性程度，是相对于国家治理的需要和能力而言的。社会的模糊性与国家治理的能力成反比，两者之间很大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换言之，国家权力如果不能深入穆透到社会之中，不能建立关于社会情况的信息处理体系，社会的模糊性程度就越高，反之，如果国家治理能力很高，能够有效地搜集和掌控社会情况的信息，社会的模糊性程度也就越低。因此，对于现代国家治理来说，模糊性也可以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画数。传统社会比较简单，但国家治理能力有限，会面临社会模糊性的问题。现代社会复杂性程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也不断提升，有些方面越来越清晰化，但很多方面仍然是模糊的。 韩志明：《模糊的社会——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载《学海》，2016年第4月21-27页。 关注“大槐安国”（dahuaianguo）公众号，阅读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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