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鲍永玲：被卷入难民危机的康德

被卷入难民危机的康德

作者：鲍永玲，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转自：政治学人

2024年是康德诞辰三百周年，德国学界正筹备盛大的纪念活动。在联邦政府文化与媒体特别委员会、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等机构牵头下，今年6月6日在德国历史博物馆召开了康德三百周年诞辰纪念筹备研讨会。研讨会上，英国女哲学家奥尼尔（O. O’Neill）做了特邀报告《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回到康德”？》、赫费（O. H?觟ffe）和威柏尔（V. Waibel）分别做了讨论报告《康德和政治》与《康德和文化的任务》。与会议现场一墙之隔的展览是“越来越彩色：作为移民国家的德国”，以及“小广告：从1880年到今天的反犹和种族主义招贴画”。德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历史与今日现实社会的混乱局面之对比，使人惆怅，亦使人深思。

　　

近年来德国主导的欧盟接连陷入乌克兰危机、欧元危机和难民危机，尤其是2015年以来的难民危机仍在持续发酵。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在会议最后一个讨论环节即“康德对当代欧洲的意义”中，在场学者关注的问题焦点是民主困境、难民危机、文化断裂、移民融合甚至死刑问题。然而，当哲学家的思想与社会政治现实相遇，康德哲学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又能给我们这一充满了困惑的后现代和全球化的当代提供什么样的解答？奥尼尔重提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的哲学口号即“回到康德”，同时特别指出康德尤其善于将理想化的目标与现实的状况相统一，而今天我们已经丧失了这一特质，这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委婉批评。赫费说，我们要问一问，康德会如何回答难民危机这一问题，会如何回答今天民主的困境问题？有学者私下里跟笔者说，他们认为并不是当代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能在康德那里找到答案。

　　

实际上，在难民危机初始，康德就已经被卷入了德国是否应该欢迎难民的漩涡里。《时代》《法兰克福汇报》和德国文化广播电台都组织过“难民—康德”的专题讨论。康德的思想和他的哲学观点，他对理性、权利和责任的思考，他的伦理学和政治理论，似乎在给人们指示着一条道路。

　　

“人之尊严不可侵犯”是德国基本法的第一条，也是宪法爱国主义者所引以为傲的根本；对人的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制国家的尊重以及对人权的维护，以及由此推演出的欧盟无国界等价值理念被视为现代德国、欧洲以及欧盟价值观的基石。德国总统高克、希腊财务部前部长瓦鲁法基思，都曾引证康德《永久和平论》以及《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来为2015/16年欧洲的难民政策辩护；学者们则从康德的友善观念，即“陌生人的权利，在他人的土地上，陌生人的到来不会被怀有敌意地对待”，推导出德国在难民危机里秉持的“欢迎文化”，从世界公民概念推导出了非法移民在德国所应自动获得的居留权和迁徙权，即“客居权”。然而，这里关系到一个问题，被看作普遍主义者的康德是否已经发展出了人权理论，或者说康德对“永久和平”的设想实际上是否也已经有了像今天联合国那样政治实体的具体考虑。赫费指出，康德并没有构想出人权，而只是设想了一种人的自由的权利，这种自由权与其他权利相兼容。这种权利存在于这种人类秩序中，就像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所说，按照这种秩序，“一个人的意志和其他人的意志可以按照普遍的自由法则统一起来”。按照康德的思考，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的是勇气和理性，人性如同曲木，要正视人类的弱点和缺陷。

　　

康德从来不是一个极端的乐观主义者，他早在《永久和平论》中就已经看到了个体性和普遍性、国家宪法和人的权利之间的辩证法。对康德来说，在普遍性的世界主义和分割林立的国家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同时在实践上不可能清除掉的紧张。对此，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康德委员会主任格哈德（V. Gerhardt）认为，按照康德的观点，欧洲国家毫无疑问有义务去清除产生难民潮的原因，战争不可能导向进步。然而，并不能由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与世界公民理念，就直接推导出“康德想把居留权给所有人”以及“只要有居留的愿望就有相应权利诉求”的结论。毋宁说，按照康德的观点，每个人都有“探访的权利，而不是作为这个国家长久的客人的权利”。恰恰是康德强有力的权利概念，禁止任何一种人道主义的“驱逐想象”。即使是从最善意的角度来解释，也会得出意愿和能力是有着“界限”的结论。在实践中对无尽涌来的难民要求一种绝对的接收义务，那就意味着对本可被界定的人民和领土的保护允诺扩展到整个人类世界。这就会触发那种结构性的紧张，即在个别的、受限制的权力机构和普遍的人权理念之间的紧张。由此，法制国家民主的稳定会受到损害，对人权和单个人尊严的尊重也不会因此受益，国家共同体的内在秩序将会无法承受。在此基础上，很难想象在理念和现实之间有着审慎平衡反思的康德，会基于“世界公民”的理念而拒绝爱国主义。

　　

康德曾在《永久和平论》中展现了他对人类前景的乐观判断。他不会想到，在他辞世的一个世纪以后，人类爆发了两次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文明一度处于崩溃消亡的危险边缘。虽然格哈德的最后总结是“我们必须思考着康德一路前行”，但是隐藏其内的仍然是深深的隐忧。平静的海面下暗涛汹涌，表面的平静下滋长着战争的萌芽。18世纪以深邃和锐利的思考而凝结起来的那些现代社会最基本的观念，无论是人权、人的尊严还是民主、自由、宽容，在今天已经变成了西方人政治正确的硬壳，没有人去反省突破这些观念，尽管欧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和危机，也迫切需要勇敢直面问题的回答。时代精神的潜流在哪里？我们这个时代，可能需要重新去提出和解答这些问题，需要重新在地基上建构，而不仅仅是后现代式的摧毁，甚至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地基在何处。因循守旧的操持让文明越来越精致，以至于忽略了人类的兽性，文明也愈加脆弱。这个时代，让人想起罗马帝国被野蛮的日耳曼民族攻陷轰然倒塌的时代，想起茨威格写《昨日的世界》的时代。无论如何，在这个星球的灾难、战争和恐怖之中，我们深藏心中的只是对人类未来挥之不去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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