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上，我们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多么的严重？

「定哥有话说」的第373篇分享

私聊定哥

（ID:dinge0905）

01

美女爱上“野兽”的故事

瑞典，北欧斯堪地纳维亚半岛上一个国家，森林覆盖率超过60%，环境优美，人民生活特别幸福。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了，哪儿都会有坏人，欧尔森就是这么一位，他是一个小偷。

有一次因犯事被关到监狱里去了，在监狱，他遇到了一个大名鼎鼎的银行抢劫犯——欧罗夫森，这回可是小偷遇见了祖师爷，他特别崇拜。

在瑞典，非暴力和重刑犯人，可以放假回家。完假之后，再接着回来服刑，讲所谓的人道。

这个欧尔森，在一次放假之后，就没有再回到监狱，他在策划办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他准备把他的偶像给救出来。

在放假回家之前，欧尔森已经偷运了一批炸药到监狱里去。

一天晚上，欧尔森按照事先约定，把一辆车开到了监狱的高墙外面。而欧罗夫森，则在监狱里面把送进来的炸药给点着了，“Duang”的一声，结果监狱的高墙没被炸开。

为什么呢？

监狱的高墙太厚了，炸药的分量没算好，墙只炸了一个坑，越狱失败。

监狱加强了安保措施，再想越狱，基本上是没戏了。

怎么办呢？

这个欧尔森，还是舍不得他的偶像，一定要想办法捞出来，他又想了一招——“抢银行劫持人质”，用人质把欧罗夫森给换出来。

经过半年多的策划准备，欧尔森又再次行动。

1973年8月23日，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广场上，行走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早晨9点多钟，欧尔森出现了，快到一家银行大门的时候，他戴上面罩，掏出冲锋枪，闯了进去，大喊一声“抢劫”，人们四处逃避，最后他劫持了4名人质，三女一男，都是银行职员。

特警队很快到达了这家银行大楼外面，但为了人质的安全，没有攻进来。

瑞典的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国民众直播了银行这次抢劫案件，大家都在看、都在讨论着。

欧尔森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是把监狱里的欧洛夫森给放出来，第二就是要300万瑞典克郎的现金，否则就杀死人质。

结果欧洛夫森还真的就给放出来了，和欧尔森汇合到一起，两个人一起劫持四名人质和警察对峙。

劫匪把炸药包绑在四名人质身上，警告他们“你们要跑，就炸死你们”。因为随时都可能没命，这几名人质吓得要死。

外面的警察也不断找一些借口拖延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绑匪有点饿了，要求外面送些吃喝的，绑匪也给四名人质吃了点。

这极度恐惧的四名人质，突然觉得：这两名绑匪好像也没那么坏嘛，原来要说杀死我们，现在不杀了，还给我们好吃的。

劫匪和人质聊起天，告诉人质，“我们把你们当成人质，也是迫不得已。否则，我们俩就会被警察打死，你们只要听话就不会有危险”。

到了第六天，这两名劫匪终于受不了，他们决定缴械投降。

人们涌向大楼内看见四名被绑架的人质，虽然是受了惊吓，却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公众就无法理解了。

受害人被救出来之后，对警察不仅不感谢，反而是一点信任感都没有，甚至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好像这救他们的警察倒成了破坏他们美好生活敌人似的。

受害人对警察的调查取证也是坚决不合作，导致调查取证工作困难重重。

更让人惊奇的是，一个受害者在被解救之后，急不可待地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成立一个基金会，募捐筹钱、准备高价请著名律师替这两个劫匪辩护脱罪。

还有一个Christian的受害人，竟然还爱上了劫匪，跑到监狱里去和劫匪订婚了。

这件事把整个瑞典国民弄得迷惑不解，这是怎么回事啊？

瑞典国会受不了，出资请了很多的专家来研究。

一个叫比基罗特的著名犯罪心理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这种怪诞的行为实际上是患上了一种精神疾病。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斯德哥尔摩，所以人们就把这种心理现象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故事到处都是。下面我再讲一个发生在上个世纪我们中国大陆的故事。

丁玲是上个世纪中国有名的左翼女作家，年轻时的她很有个性，生活作风也很解放，后投奔延安，参加革命，深得领导的欣赏。

在五八年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她也“放”了一下，结果就打成了右派。

右派平反以后，人们觉得她应该对这个“反右”颇有微词才对，结果她不但没有微词，而且还为“反右”做辩护，言辞甚至比某些左派还要左，大家觉得很奇怪。

也许你会问她是不是被逼才这么说的？不是的，她真的这么想的，她患的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并不是个例，当年经历政治运动过来的人，类似像丁玲这样的人还真不少，八十年代风靡全国的三大演讲家之一，电影《牧马人》的原型曲啸也算是一个。

02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四个条件

精神疾病，是一类以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异常为特点的常见复杂性疾病。

造成一个人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1.遗传因素；2.生物学因素；3.环境心理因素。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由于环境心理因素所造成的精神疾病。

产生这种疾病需要有四个条件：

1.要让人切实感觉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并让他相信这个施暴的人可能随时会毫不犹豫地加害于他，虽然不一定实施。

2.施暴的人一定对受害者施以小恩小惠。

使受害者相信施暴者是他们生命的救主，这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条件。

3.控制受害人的信息环境。

除了施暴者的信息之外，使他与世隔绝、得不到任何施暴者不想让他得到的信息。

4.让受害人感到无路可逃，感到绝望、再努力也是没有用的。

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会患者会经历这么四个步骤：恐惧、害怕、同情（罪犯）和帮助（罪犯）。

在斯德哥尔摩银行抢劫绑架案中，人质不但拒绝外面对他的营救，还认为在营救她们的警察是要害她们，绑架者才是在保护她们。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几天的绑架中，绑匪除了对她们的生命做出了威胁之外，而且让她们相信可以随时可以开枪打死她们，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没有打死她们，她们已经感激不尽。

不但如此，绑匪还给她们水喝、饭吃，一下子绑匪就变成了神一样存在。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欲望使她们认同了这些绑架她们的人，劫匪喜欢的她们就喜欢，劫匪讨厌的她们就讨厌。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其实就是一种自我防卫机制，当受害者相信加害者的想法时，他们会觉得自己”不再”受到威胁，让患者处于掩盖不想讨论问题的假想状态。

这种疾病发作之后的具体表现就是受害人对是非善恶完全丧失判断能力，对自身的权益完全丧失保护的欲望，往往对解救者是恨之入骨，对施暴者反而是感恩戴德。

03

华夏传统文化是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最佳土壤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

受害的人可以是一个人，两三个人，可以是一群人，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人。

其实，华夏古代社会三千年来，历朝历代，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体无意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候群。

华夏社会历朝历代的专制统治者，大多奉行“外儒内法”为治理社会的手段。

“独尊儒术”是为了让民众不再接受其它的思想和信息，同时披着一个谎言伪善的外衣，“家天下”的基础之下，给予民众一些小恩小惠（小农经济）。

不过这所有的好处都是在恐怖的框架之下，“法家”的严刑峻法就是让民众产生生存的恐惧，苟且地活着。

并且通过一轮轮的整肃，告诉你，“我”随时可能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当然还有可能给你“平反”，官复原职。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自古以来都是华夏社会悠久的文化传统，至今连绵不绝。

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皇帝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

这就是控制舆论，就让民众的思想意识根本不会接触到第二种信息，除了皇帝给你的，你不会相信任何人跟你说的话。

历代皇帝们自称“天子”，神话自己，让民众偶像崇拜，产生严重的依赖感。

同时，设立各种“墙”，比如明朝的“海禁”，从而让你感到绝望，无路可逃，感觉天朝是唯一的依赖，如果天朝崩塌，社会就完蛋了。

在“外儒内法”的专制王权统治之下，华夏社会的普通民众一直都在生存线上挣扎，争取“生存权”成为人们要争取的最大权利。

历史上在华夏社会的文化语境里从来都没有奢想过还有“民主”与“自由”这样的词汇。

我如果跟你说，“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你肯定听着还挺舒服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拿着枪在你背后跟你说，“嘿，人最大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你又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你自然会感觉到你的生命在受到一种威胁，你的生存就在持枪人的一念之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你就必定是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在三千年漫长的残暴恐怖的统治之下，自然会导致遗传性的整个社会集体的失语和个人奴性的'集体无意识'。

这综合表现为一种体制化的群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社会状况，人们在彷徨和苦闷的夹缝中挣扎，思想的无力禁锢和娱乐的本能需求成为时代环境复杂性的主要特征。

我们不得不承认，华夏社会的传统文化土壤是非常符合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条件。

04

职场人也“病的不轻”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人类长期进化而成的心理特点，不仅出现在绑匪与人质之间，社会统治者和民众之间，同时还体现在职场工作中。

现实生活中你可能会遇到这么一种类型的老板（上司），很有钱，精于算计。

但生性多疑，他很难去相信身边的人，总是担心员工会以各种方式算计他，因此他也总是把员工当做“博弈”的对象。

不仅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还通过压榨员工的合理收入来提高企业的利润。

这样的企业经营指标自然不会好，达不到老板“野心”的预期，日常的经营难免也会产生许多问题。

这样的老板通常也从不会反思自己，出了差错总是一口指向下属，对大部分员工的能力都不满意，而自己总是英明的，一般这样的企业员工流动性都很强。

虽然对员工的能力不满意，但老板明白，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员工都炒掉，否则公司的基础运转就会停摆。

而公司的员工，包括核心管理骨干出于职场生存的需要，与老板彼此之间表面上还是能够继续维持关系，员工们也不好意思直接戳破他。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常常会吐槽福利不够好，培训教育也没有，薪资也不高。

渐渐的，你可能就会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样，为了逃避及掩盖眼前的问题，反过来替老板说话。

并放下心中的成见，会试图站在老板的角度去看问题，认为老板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这样，你似乎是理解了老板，也就能跟老板继续维持友好的关系，具有了安全感。

在这样企业的员工普遍有一个特点，由于公司的经营水平较低，缺乏高质量的实践和学习训练，能力普遍不高，缺乏自信，呈现自生自灭状态。

长此以往，即使是有所不满，也不再有跳槽的欲望和胆气。

这类现象并不少见，尤其是在券商行业。

有一些管理者不去努力学习钻研现代企业管理知识，而是长期浸淫在传统的“官场政治”、“厚黑学”之中，并以此为荣为乐。

把企业管理视作“玩政治”，自然也就少不了用官场上的那一套来管理企业。

比如，以合规之名，甚至是政治高压手段，制造恐怖氛围，没有规则地任意任性辞退员工、调岗下课，导致企业氛围恐怖紧张，员工人人自危。

压抑的企业文化，进而导致员工思想的封闭和行动上的固化，对企业的依赖性增强。

这就是现代职场人的窘境，面临着社会和企业双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侵袭。

 

05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未来前景产生的影响

既然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群体性特征，它对我们的社会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我感觉会有四个方面影响：

第一是对这一现象的改变不乐观。

为什么不乐观呢？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因表面上看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行为，但实际深层次的根源是中国传统文化。

而中国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发扬光大，毒素太多了，根深蒂固，很难短时间排除。

文化是什么？

通俗地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的习惯，美国学者埃德加·雪因将文化定义为一个群体在解决其外部适应性问题以及内部整合问题时习得的一种共享的基本假设模式。

这个解释是我看到的所有文化定义中最为深刻的一个。

文化最有魅力的方面在于它的影响力很大但不可见，并且很大程度上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发生的。

而一个群体的文化是群体累积学习的结果，它具有极强的稳定性，一旦形成，很难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受传统文化长期的浸染，不仅是在政府官场，许多其它不同形态组织的管理者，也是“玩政治的”高手。

既心狠手辣，又奸诈狡猾，还会小恩小惠，恩威并施，那真是长袖善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身边那些单纯专注于做事的同事和下属玩的一愣一愣的，这些人就有这么大的本事。

 

第二个问题是，人们持续不断地受到创伤，使得这一病症不仅得不到愈合，反而在强化加重。

由于近些年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不断暴雷失序，社会组织运行处于反复震荡之中，人们面对社会大环境和组织（企业）小环境的不断挤压，精神和心里不断受到冲击。

长期处于紧张压抑的状态，人们不断被“割韭菜”，反复受到的创伤，并且越割越深，旧伤不仅得不到愈合，反而得以不断地强化加固，难以康复。

第三个问题，就是人们失去了接受外界不同信息的可能性，“政治正确”成为唯一选择

在和他人交流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当你跟一些人讲一些在主流媒体上没有的消息和观点的时候。

他不爱听，甚至还跟你吵，还很生气，这在中老年人中最为常见。

这是个什么现象？

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叫认知分裂症，这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

它描述这样一个现象，当有两个互相对立的信息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马上感到的是不舒服，怎么跟我看到的不一样呢？

特别是当那个信息感到很残酷的时候。

人都是想舒服的，所以一个人的本能就是要减低他不舒服的程度，所以他就必须要否定一个，然后进一步强化、最合理化另外一个。

他的取舍标准，就是看哪一个对他来讲更安全。

在一个威权治下的社会或企业组织，一个人往往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无条件地相信和崇拜统治者（领导）。

只有处于这种状态，他才会感觉到舒服和安全。

如果他接受了另一套相反的理论和观点，人虽然是清醒了，但会很痛苦，因为又不能做什么，如果他一做的话，就有可能会受到惩罚（丢掉工作），甚至还会有更严重危险（牢狱之灾）。

因此，在极权体制之下，人们会传统地习惯性回避“谈政治。

“你跟我谈什么东西都可以，就是别跟我谈政治，一谈政治就反感害怕”，这又是一种什么症状呢？

这叫慢性创伤后应激综合症。

一个创伤形成以后，人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回想，会回避任何能够引起他回忆的东西，因为如果要去感受它就会引发痛苦。

在企业也有类似的现象，员工谨小慎微，怕犯错误，领导说啥才做啥。

只会循规蹈矩，即使有想法、有意见也不敢提，更不敢做决定，这在许多企业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既与社会大环境有关，也与我们每一个企业小环境不无关系。

第四，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群会聚集成为社会化的火山，随时随地可能爆发。

这些人被创伤以后，会产生了强大的愤怒，淤积在心中，而这些愤怒是不敢对着领导发的，他有可能回家对太太发一顿火，消消气。

但也总不能在家里发火，否则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这些强大愤怒就一直埋藏在心底，越积越深，

只要一有机会，给他一个理由，他就会把它发泄出来，点起大火，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会失控，酿成恶性事件。

近年来恶性事件频发是有原因的，这些人在清末是“义和团”，在文革时期就是造反派和红卫兵，现在就是小红粉和自干五。

06

如何摆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华夏社会为什么会一代代地产生群体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傻、太胆小、没有脊梁，而是说明了中国人太想活了，太热爱生命了。

为了在社会、在职场活下来，我们不得不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热爱生命，争取正常的工作，这些本身没有错，都是一个人应有的基本权利。

关键在于我们要认清楚病因，力争解除这一病因。同时争取应有的更多、更高级的权利。

为此，你可以考虑尝试在以下五个方面做改进努力：

1）开眼界，扩宽信息源

不为单一信息蒙蔽，扩大资讯信息来源渠道，你的信息渠道不能仅局限于国内的媒体。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如果你真的有心接触更多的信息，还是会有很多方法。

比如，扩大社交圈，多结交一些和自己价值观一致、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国内外朋友，平时多观察一些优秀的企业，有可能、有条件，更是要出国看看，探寻世界的真实。

另外，要学习一些西方历史，研究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逻辑，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2）多学习、练能力

我们“被绑架”的原因之一，往往是能力不够，缺乏与“绑架者”博弈的本钱，因此要解除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除了心智模式之外，能力的提升是基础条件之一。

比如，环境不好，你要跳槽，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要出国，你需要有一技之长，有外语语言基础。

3）多挣钱，努力做到“家里有粮心不慌”

现实世界的生活，“钱”必不可少。

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除了有节气、心态好之外，“家里有粮”是基础条件。

就我个人经历而言，两次从券商主动辞职，能做到不眷恋、不“贪恋”，毅然决然，除了价值观追求等原因之外，相信自己的能力、“饿不死”也是重要的原因。

4）尽力营造好的小环境

如果你感到对大环境的改变无能为力，依然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小环境里有所作为。

无论你是一个leader，还是一个普通的员工，实际上都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在自己影响力范围内去为打造一个清爽简单的组织文化和氛围做贡献，切忌以“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心理，去试图“绑架”他人。

5）勇于传递和揭露真相

中国人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生存原则遗害千年，是社会文化堕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想突破这一困局，需要革除这一陋习。

《大红灯笼高高挂》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中国要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任重而道远。

既需要从我做起，平时尽可能地说真话、做益事。

同时还需要更多的人去发掘真相、传播真相，想办法让那些被蒙蔽的朋友知道和了解真相，至于说他愿意接受到什么程度，那是他自己的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解除，当事人了解真相和愿意相信真相是关键。

要多想办法让那些被蒙蔽的朋友知道和了解真相，至于说他愿意接受到什么程度，那是他自己的事。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解除，当事人了解真相，和愿意相信真相是关键。

一定要揭露施暴者的邪恶与伪善，特别是伪善，“给我发工资那是应该的，那本来就是我挣的钱”，“这是我工作的权利”，“吃饭砸锅”之说是没有道理的、荒谬的。

最后一定要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那些施暴的人往往是最虚弱的人，关键是在于更多“被绑架”的人要能认识到这一点，害怕的是应该是这些残暴的人，而不是我们。

 

有一部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讲述了一位蒙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他在狱中度过了19年之后，凭着自己的意志和智慧逃出了监狱这么一个故事。

在电影里的那个老黑人瑞德说过这样一段话：

来到监狱后，一开始你会恨它，后来你慢慢适应了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开始变得依赖它，这个就是体制化。

欢迎大家在文末评论，分享下你在职场上遇到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