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勒丨生命政治中的自由与生命

自由与生命在反叛身体中艰难共存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王思雨 译

阿格妮丝·赫勒，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的学生，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和“布达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生前长期担任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哲学教授。

当生命政治走进大众的视野，它所固有的自我欺骗性立即浮出水面。如果想要总结生命政治的策略，就必须提到它在主流社会价值(也就是自由和生命两种价值选择。)与其所谓的对立面，即精神性之间的纵横捭阖。希特勒的种族清洗【1】是早期的生命政治实验，其政治策略是对生命和自由两种价值的公然排斥。对于纳粹来说，自由是法国大革命的臆想，是走向堕落民主的死胡同，生命则是与种族相对立的微不足道的实体，它仅仅是作为精神性【2】的历史坐标而存在。生命政治偶尔会跟激进主义暗通款曲，但是最近它被迫接受自由和生命两种价值，成为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

生命政治卷入生命与自由的冲突之中，因此，理解生命政治运动的关键在于澄清这些运动所代表的价值:自由､生命､自由与生命的融合或自由与生命的冲突。生命政治在八十年代的反核运动中首次亮相，从反核发言人的政治立场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他们优先考虑生命而不是自由，但是如果将自由从现代性的身体(the body of modernity)中除去，现代性的身体就会死亡，此时，选择生命就是对现代性遗产的背叛，这恰恰是生命政治运动的惯常伎俩，其末日倾向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当代生命政治运动例如堕胎问题就源自对自由和生命两种价值选择的犹豫不决，支持堕胎权和反对堕胎权的人士共同参与了这场生命政治运动，双方都关注身体，但性质不同，他们分别做出了不同的价值选择。支持堕胎权的人士选择的价值是就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而言的自由，他们认为堕胎是女性的自主权力，这项权利是女性身体所赋予她的。反对堕胎权的人士选择的价值是就胎儿生存的意义上的生命，他们认为应该尊重胎儿的生命权。此外，有部分理论家否认堕胎问题中价值冲突的存在，淡化其中所关涉的道德问题，考虑到已经有很多关于堕胎问题的优秀著作，这里就没有必要再作赘述。更诚实的做法是承认我们的文明无法将自由与生命调和，比如有时为了捍卫自由，我们要支持杀戮。有了这种坦率的承认，我们就可以向那些面临价值冲突的人提供选择的机会，毕竟冲突无处不在。

选择自由抑或是选择生命取决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第一，生命政治运动如何定义新获得自由或生命的主体?更简单地说，他们打算为谁争取自由或生命或者他们保护谁的自由或生命?这从来都不是一个中立的问题，这个因素预先决定了自由是生命政治运动中的重要因素。第二，生命政治运动策略是基于对话政治还是基于自我封闭的政治?生命政治中所谓的激进主义与这些选择有着内在的联系。第三，生命政治是如何与传统政治链接?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生命政治的主体可以是个体､集体或象征性的身体。如果生命政治的主体是个体，那么我们面临的是自由主义者为了个人的自主权或生命权而斗争的传统情况，一旦这些权利被写入法律条文，是否以及如何利用其自由和生命就成了个人的事情。如果生命政治的主体是集体，那么我们就面临着复杂的集体权利问题。这个问题是错综复杂的，因为他们既不承认集体权利的存在，也不认同教条主义自由主义立场，在他们看来，集体权利是一种浪漫的幻想或自然法的残余【3】。但是某些自由权利只能作为集体权利行使，如一个民族的领土自治权利，但是集体权利在生命政治中表现不同，这是因为:第一，在单个身体消失的时候，它的权利也结束了，集体身体从来都不是一个有形身体，相反，集体身体是精神性强加于身体的抽象概念。第二，正如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所强调的那样，集体权利具有强制性的倾向，不愿意使用集体权利的人很可能被贴上叛国者的标签并因此受到集体权利托管人的惩罚。如果生命政治的主体是象征性的身体，这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例如，自然的身体只能被象征性地解释。但是，不论何时，当象征性身体战胜经验存在的身体作为生命政治主体的时候往往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动机，典型的例子就是性别主义者把唐娜(LaDonna)看作象征性的身体，这个虚构的身体为这群狂热的游说团提供了一个自由的解释场所。唐娜的需要､欲望可以被演绎得天花乱坠，而其解释､演绎成为对运动自身的强制。如果有一个女人对这种解释､演绎表达了温和的抗议，那么，她就不会被视为真正的女人，而是一个男人。

那些天真地认为强制灌输的教化手段已经永远消失的人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因素。众所周知，法西斯生命政治是在啤酒馆和街道上逐渐上升到政治高度，如今，生命政治将训练基地转向了学术界。在这里，生命政治激进分子就各种议题展开争论，一旦政治正确被建立起来，他们就把自己的胜利转化为高薪和终身教职，鉴于他们自身掌握的学术特权以及学术界在制度化和专业化社会中的超高媒体曝光率，生命政治的学术激进分子充当着大众的先锋队。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因素，即若干前激进团体和政党在其组织将其成员托付给各种生命政治特遣队，这些成员又将他们传统的组织文化引入生命政治，这就是出现象征性身体【4】的原因，把自由置于高位实际上只是一种粉饰门面的行为。

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1944年生于美国丹佛市。哈拉维先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从事妇女研究和意识史研究。哈拉维长期从事对现代科学话语的文化解构工作，著作颇丰。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当属《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和自然》、《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等，其科学文化解构工作已经构成了后现代文化批判当中的重要资源，被当代女性主义奉为经典，特别是她提出的“半机械人（又译赛博格）”概念，为人们审理后现代语境中人与机器、自然的“混血”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生命政治激进分子认为将他们所倡导的权利写入法律只是第一步，要想使得权利成为现实，必须重塑整个文化传统，改变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如今的社会往往以默许的方式接受某些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的正当性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态度上的承认和行动上的支持。生命政治激进分子认为他们必须从这种消极抵抗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由此，社会监管作为迈向真正获得权利的强制性步骤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中。在这里，他们面临着双重策略选择:基于对话的生命政治策略或是基于自我封闭的生命政治策略。

生命政治的主要威胁来自其自我封闭的政治策略，它使得极权主义的毒液得以通过这条裂缝渗入生命政治有机体。学术界的性别主义对于特殊认识论的创造是生命政治走向自我封闭的第一步，该认识论的逻辑可以简化为:X群体成员的经验是唯一的，它只对X群体成员开放，至此，X群体成员拥有一种特殊认识论。因为只有某一特定群体的某个成员的经验对群体内的其他所有人都是开放的，该成员才能够进行群体内的交流，他们所需要的就是特殊认识论，他们必须相互理解。如果他们不能达成群体内的共识，例如X群体中A成员的经验对同一群体的B成员来说是不可理解的，那么他们就不能够称之为群体。因此，他们需要纯粹而简单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独一无二的经验必须被转译成一种媒介，使得其他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掌握它的内容。如果不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理解这种经验的规定性，那就无异于默许等级制度的存在，这是对现代性真精神的背叛。

然而，反驳特殊认识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对于特定群体类似于神秘圣杯的存在，特殊认识论仅仅是一种入会仪式，划分敌友是生命政治的基础。【5】虽然该认识论的主张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是它确实便利了集体操纵，效果非常显著。特殊认识论加强了内群体的凝聚力，使得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观点充耳不闻，经过一些训练，内群体成员成为领袖的线抽傀儡，组成了仇视外群体的冲锋队。

盖普母亲的葬礼完美地描绘特殊认识论的效用。小说«盖普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描绘了第一场性别主义的葬礼【6】。这些平权主义者想让盖普远离墓地，他们认为盖普是外群体成员，盖普写的小说冒犯了女性。

“我没有授权举行葬礼，”盖普道，“怎么可能有葬礼?尸体在哪里?罗贝塔?”

罗贝塔耐心地解释:尸体就在珍妮希望它去的地方。罗贝塔说，尸体不重要，只不过要办一场追悼会;最好不要当它是葬礼。

报上说，这是纽约举行的第一场性别主义的葬礼。

警方表示，预期会出现暴力。

“第一场性别主义葬礼?”盖普道。

“她对其他女人的意义那么重大，”罗贝塔说，“不要生气。你不拥有她，你知道的。”【7】

……

“我要去，”盖普道，“我跟你保证，我不会开汽水､发嘘声——不论那些混蛋说她什么。我有一些她的东西，可能我也要朗诵，如果有人愿意听”，他道。“你有没有看到她写的对于人家叫她平权主义者的看法?”……她说:“我讨厌被叫平权主义者，我不会用这个字眼来描述我对男人的感觉，或我写作的方式。”

“我不跟你争，盖普，”罗贝塔说，“现在不……她是位平权主义者，不管她喜欢不喜欢这个标签。”【8】

事实也证明，盖普对于在他母亲的葬礼上进行朗诵的计划过于乐观，他不得不装扮成女人偷偷溜进去。因为这是属于女人的葬礼。

“如果那些女人认出你，”罗贝塔对盖普说，“她们会把你撕成碎片。”【9】罗贝塔确实未卜先知。

……

“这儿有个男人!”班布丽姬对着护理学院礼堂里哀痛的沉默高声嚷道。“是T.S.盖普。盖普在这里!’她喊道。【10】

……

“拜托，”罗贝塔道，“请让一让，拜托。她是他的母亲——你们一定都知道。她唯一的孩子。”

我唯一的母亲!盖普一边想道，他跟在罗贝塔背后推推搡搡;他觉得维尼·珀西尖利如针的爪子刮过他面颊……

“他跟我姐姐打炮把她弄死了!”维尼·珀西哀嚎道。盖普永远也不知道为什么维尼对自己持有这样的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维尼相信这是真的。

……

“她是我的母亲。”盖普对他路过的一个女人说，这个女人看起来也是一位母亲，她怀孕了。盖普在那女人轻蔑的脸上看到了理智和仁慈，也看到了克制和蔑视。

“让他过去。”怀孕的女人低声说，但没带太多感情。

其他人似乎更有同情心。有人大声疾呼，说他有权利在场，但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喊叫，缺乏任何形式的同情和仁慈。

盖普沿着走廊往外跑，他觉得自己的假乳房挨了一拳;他伸手去摸罗贝塔，发现罗贝塔已经被带走了。她被撂倒了。几名穿着蓝呢短大衣的年轻女子坐在她身上󰆺󰆺

“快跑，盖普!”罗贝塔喊道。

“对啊，快跑，你这个小混蛋。”一个穿着短大衣的女人恨恨地说。他跑。

他几乎跑到礼堂后面那群忙碌的女人们面前，突然有人一拳打中了他……他护住要害，侧身倒地。这群女人想把他的假发扯下来。他觉得挨了几只鞋子､几记耳光……【11】

一位好心的老妇人､护士和他母亲的前同事救了盖普，他仍然打扮成女人，爬上了一辆出租车，这让他在生命政治世界里的经历更加充实。他和出租车司机讨论了新罕布什尔州州长选举的结果，候选人就是在他母亲葬礼上发表主题演讲的那个女人。她被打败了，盖普了解到。

“在我看来，”出租车司机道，“就该开那么一枪，大家才会知道，女人干不了那份工作，你知道吗?”

“闭嘴，开你的车。”盖普道。

“听着，亲爱的，”司机说，“我没必要受你的气。”

“你是个混蛋､白痴。”盖普对他说，“如果你不闭上嘴，把我送到机场，我就告诉警察你对我毛手毛脚。”

……

“他妈的怪胎，”出租车司机道。但他慢了下来，而且一路开到机场没有再说一句话……“该死的女人”，出租车司机道。

“该死的男人”，盖普道。盖普觉得心情复杂，他为性别战争额延续添砖加瓦了。【12】

极权主义的卑劣特质在生命运动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监视外群体成员;对敌人进行有组织的煽动;使用象征性的､言语的､身体的暴力;创造语义符号来诋毁敌人;利用捏造的证据反对敌人;将谴责视为一种公民美德，把挑衅当成一种光荣行为，将对敌人的残忍视为践行历史性复仇的真精神;招募线人及对他们唯命是从的人，又对他们施以毫不遮掩的蔑视;以提升觉悟为旗号对成员进行洗脑，将那些与外群体保持友好关系或对内群体策略表示怀疑的人贴上叛徒的标签——所有这些都是生命政治的自我封闭策略的直接后果。

生命政治被极权主义感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不知廉耻地使用双重标准。这绝非偶然。如果存在特殊认识论，那么也就存在特殊真理，该话语的合法性源自极端后现代主义。【13】在此背景之下，真理的客观性､历史性和先验性受到了质疑。被卷入生命政治的丛林战争的激进分子不愿费心阅读关于微观话语的论述，他们本能地找到了符合其精神的口号。【14】第二，政治正确。对于东欧人来说，他们刚从政治正确的专制中解放出来，而且解放得并不彻底。北美学术界和媒体也被一种狂热淹没了——集体胁迫个人接受一种预先包装好的强制性立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东欧人深刻认识到，如果只有单一的政治正确，那么根本就没有正确，留给他们的只是顺从､懦弱和沉默。

从字面上来看，一些生命政治团体所宣称的激进主义在左派眼中，不那么激进就意味着狭隘或者懦弱。从学术语境来看，关于激进主义的哲学辩论可以永无止境地展开，但回观现实政治，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激进主义所展现出的以下两个特征，令人欣慰的是，生命政治目前没有沾染这两个恶习。

第一，激进主义总是以彻底消灭其对立面为目标。无论是对外来种族的毁灭，还是对外来阶级的毁灭都是激进主义的要务，是其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索尔仁尼琴(Solzhenytsin)所观察到的那样，阶级问题和种族问题很容易被混淆。在«癌病房»(Cancer Ward)【15】这本书中，科斯托格洛托夫和卢萨诺夫都是癌症病房的病人，他们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卢萨诺夫将从事“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人定义为外来阶级。科斯托格洛托夫愤怒地反驳:“我可能属于商人的儿子，是第三等级，可是我一辈子都拼命地干活，瞧瞧我手上的老茧!难道我还是资产阶级?难道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是另一种红血球?是另一种白血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您的观点不是阶级观点，而是种族观点。您是种族主义者。”【16】激进主义不能与其敌人长期共存。即使是性别主义者也意识到，消灭其他性别是一个恰确的解决方案，但在希特勒之后，消灭其他种族的命题不能被公开提出。此外，生命政治包括生态和健康政治不能以自然的方式生产敌人和他者的概念，为了继续追求敌友政治，与他者展开对话，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重建他者。

第二，激进主义具有生动的制度想象力。激进主义致力于改变现存的制度形式和结构【17】代之以真正自由的体制或纯粹的恺撒主义。相比之下，今天的生命政治是大众民主政治的真实写照，它几乎没有制度想象力，生命政治的成员已经将游说和施压技巧玩弄到了极致，他们对于现行宪章､宪法和法律规定完全不感兴趣，也提不出重大的制度改革措施。

然而，生命政治也有其激进之处，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当一场社会运动将自身称之为生命政治运动，它们将会试图抓住一切事物的根源，将其参与者看作戴着面具的身体，这一激进表达意味着生命政治对传统政治模式的背离，在传统政治模式中，人被置于国家､宗教或者集体网络中。生命政治中的激进分子本能地抓住了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出于一种经济上的､社会上的需要，每个人都活在面具后面，真正的人性必须从面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马克思对人的异化的批判旨在发现解放人类的革命主题，而生命政治则发现了被精神性看管的身体，也是生命政治的激进主体。第二，生命政治运动出现于立法不够充分的背景之下，但是在某些领域已经奠定承认身体的法律基础。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后，美国黑人被剥夺选举权的历史终结了争取女性权利的历史过程中也能提供生动的例子。尽管生命政治家们也在勤奋耕耘自己的领域，他们依旧与前辈有着同样令人沮丧的经历:自由是形式的，自由的颁布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实质终结。要实现真正的解放，就必须进行实质正义问题的探讨。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现代性的激进分子与现代社会所赋予他们的自由之间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冲突，现代权利之所以总是不可避免地走向形式化，正是因为它们是普世权利，而不是特权。实质性权利是由某一群体的特质所决定的，其他缺乏同样特质的人无法拥有这项权利且这部分群体所拥有的权利会被称为特权，例如无产阶级由于其假定而享有的专政权。生命政治自身面临双重难题:其一，生命政治运动提出了更多的新法律，试图用书面的禁忌和规范文本来覆盖整个社会，直到反对种族歧视､反对性别歧视､保护生态等倡议都被纳入法律。虽然这永远不可能实现，但个人的主观随意性会受到相当有效地限制。其二，生命政治的激进分子发现几乎一切都取决于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18】所称的“社会制度的想象”【19】:社会想象力的主导模式。只要某些传统偏见在制度化的想象中盛行，所有立法就仍然是一纸空文或者顶多是填充实质权利的空洞框架。因此，生命政治的激进派往往与法律的繁荣､文化革命的狂热如影随形。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年2月22日——1913年8月13日），德国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该党40多年来最有影响和最受欢迎的领导人，西欧社会党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杰出人物之一。

如前所述，传统政治和生命政治之间充满冲突，其冲突植根于传统政治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以阶级为基础;相形之下，生命政治中是以身体为基础的，人的阶级仅仅取决于身体由于社会约束而戴上的面具，因此，一种对自由的解释面临着另一种对于自由的解释冲突。传统政治实现了主体从自然中的解放并将其视为进步的标志，其支持者认为如果没有这种解放，法律上的自由主体就永远不会出现。生命政治对此嗤之以鼻，其支持者认为，传统政治把人卷入了抽象，这使得身体几乎受制于普遍的规范，真正的自由是实现肉身性身体的自治，否则就只是普世主义在装点门面而已。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lble)的著作«妇女与社会主义»(Socialism and the Women’s Issue)呈现了生命政治与传统政治之间分歧的现实意义。【20】在当时的德国，倍倍尔倡导妇女应该享有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对于现代主流性别主义者来说，这可能是个过时命题，他们会说在倍倍尔的社会主义中，妇女只要有投票权就行，但在女性气质或女性差异方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倍倍尔所言的女性气质和女性差异这两个词也恰恰反映出女性难以逃脱的命运——女性身体赋予她们的独特气质，但在倍倍尔看来，身体肉身性的维度被故意夸大了，一旦女性实现自由，她们就会从身体肉身性中解放出来。这个例子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传统政治与生命政治是否具有对话的可能?

生命政治往往会寻求与传统政治的合作以便自身诉求通过立法得以实现。传统政治一般不会选择出现在生命政治的舞台上，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一旦传统政治意识到了生命政治所蕴含的丰硕选举资源，它们就会欣然接受生命政治的诉求。然而，生命政治与传统政治存在着不兼容性。例如，两者对洛杉矶暴乱持有不同的解释，生命政治支持者认为暴乱源自陪审团的种族偏见，陪审团的裁决掩盖了白人警察对黑人的暴行的指控。传统政治者支持者则倾向于用阶级语言来描述这场暴行，即洛杉矶暴乱不仅仅是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是一场社会富裕阶层与失意阶层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是由一个象征性的､中介性的事件引发的，种族问题只影响了本质上的阶级问题。这种折中的方法看似能够调和生命政治与传统政治之间的差异，但在现实层面，两者的差异往往无法弥合。

传统政治和生命政治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构建的。前者在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中运作，非常不情愿地接近私人及亲密领域。后者则宣称“一切都是政治”，私人领域完全政治化､公共—私人—亲密领域三位一体的实际合并将剥夺了个人最后的退路。汉娜󰅰阿伦特无疑是正确地将自由的概念与公民政治权力结合起来，但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两种自由概念不能被抛弃，我们最重要的消极自由就是从政治中解脱出来，但是一旦公共—私人—亲密领域融为一体，我们的消极自由是无法实现的。

毫无疑问，传统政治为了一丝不苟地把公共—私人—亲密领域分开，使得自身逐渐失去了“运动”特性，动员能力越来越弱，但是这换来了它完善的制度意识。相比之下，生命政治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它的浪潮从日常生活出发，不断扩大圈子，向公共领域的中心传播。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身体和日常生活是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生命政治花费大量精力把身体和日常生活政治化呈现给公众。生命政治具有“运动”特性，它拥有大规模的动员潜力，这也是为什么它对极权主义开了方面之门。但另一方面，生命政治对现代制度机制知之甚少。这条规则只有一个例外:家庭。

家庭是由非制度化因素组成，即日常生活。现代性家庭处于自然因素与文化因素的斗争中，其中的趋势是社会文化规范被应用于家庭领域，使得家庭成为一种制度机构，但家庭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自然的状态。第一，时至今日，就全球大多数人而言，家庭被越来越多的文化期望重新定义，但是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及个人的家庭地位根植于性别差异。第二，即使人类情感具有文化性，但是归根结底，家庭所特有的情感氛围应该从属于自然因素。

生命政治在家庭领域社会化进程中起到独特的作用。生命政治是第一次从家庭领域内部展开的社会化和去合理化的政治运动。在此之前，政治运动往往通过公共领域或国家进行，现在，生命政治运动在家庭所占据的日常生活空间中肆虐，而且这场运动只从家庭延伸至公共领域，这些运动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父权制的终结､家庭中性别角色的平等､家庭内部暴力､儿童权利等，这是生命政治对现代性发展作出的持久贡献，没有生命政治运动，家庭领域的去合理化就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生命政治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雷区。美国热门电视剧«洛杉矶法律»(L.A.Law)中的一集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部剧的主角就职于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他们面临着一个不寻常的情况:一名15岁的男孩起诉了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愤怒地扇了他一巴掌。这个男孩的诉讼律师是一位女性，在诉讼过程中这位辩护律师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阻止男孩与父亲的私下交流;只有她的丈夫——公司的另一位律师是打官司机器和收钱机器中为数不多的明白人，他知道如果这部荒唐的喜剧继续下去，这个世界就会变得不正常。他说:“父亲和儿子应该拥抱，而不是起诉对方。”他缓和了法庭上的紧张气氛，为整个案件画上了句号。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生命政治有着巨大贡献。即使是在家庭领域，人身保护令以及身体自治原则也保护个体免遭肉体上的虐待，如果一个人因遭受虐待来寻求法律保护，这是合理的。然而，家庭是一个特别的训练场，在这里我们不仅享受自己的权利，还要懂得宽宏大量和相互宽恕等美德。如果在家庭中要求平等的权利，那么相应的美德也应被实践，否则家庭将会变成一片丛林。本着这种精神，父母与孩子应该相互理解，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平等，但是生命政治不能理解，权利语言并非人与人之间唯一的交流渠道，这使得身体被限制在狭窄的家庭空间，接连不断地经受摩擦。如果诉讼成为这些家庭关系调解的主导性媒介，那么整个家庭制度将处于险境并失去正常发展的路径，因为人们不仅热衷于家庭制度的“去自然化”，还奢望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保持合自然状态”。家庭的虔诚和团结不能通过完全理性的争论来捍卫，但是它也不是完全非理性的。人可以自然地去爱､去宽恕甚至去分享不愉快，如果这些联系被法律干预，人们很可能永远学不会这些美德，有时候，肢体语言比律师的辩护更人性化。

一般来说，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不能被简化为契约关系，否则我们就会失去保存人类文化特性的大量材料。人类学乐观主义者认为，无论是在广义的家庭语境还是在狭义的婚姻关系中，家庭成员或性伴侣之间会有持续的､自发的关怀和爱护，这并不是出于一种契约精神，但不可否认，家庭和婚姻包含着部分契约安排的要素。康德将婚姻定义为一种契约，即双方相互利用对方的性能力，这准确表达了契约中解放的一面，但是把家庭和婚姻简化为纯粹的性契约是一种文化上的曲解。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以社会学家的现实主义视角指出，浪漫的爱情在20世纪末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的陈词滥调，然而，浪漫爱情的内在价值绝不能丧失，因为浪漫爱情所关心的不是对月亮的凝视，不是芳香四溢的情书，不是破碎的心，也不是恋人隆起的胸脯，而是伴侣的独一无二､不可替代。我们这个世纪最浪漫､最伟大的书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告别的仪式»【21】，在这本书中波伏娃重温了萨特生命的最后十年，波伏瓦也是在践行契约吗?

在强调其解放的优点的同时，这里我们也要也谈谈生命政治对极权主义的开放态度。在近一个世纪，我们目睹了福柯式的故事的延续，还有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思想对身体进行奴役的延续，它们并不是以极权主义夺取国家权力，而是利用当今自由民主的正常渠道夺取权力。这些事件是否存在严重危险?我们可以用福柯的话回答:如果社会生活确实是一个微观权力网络，那么这些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呢?远不是漠不关心。雅各布·塔尔蒙(Jacob P.Talmon)【22】指出人们往往认为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居于相互排斥的对立面，而且盲目地把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国家等同。对此，我认为如果有足够数量的社会危机在社会微观权力网络中发挥作用，社会的微观权力就可以把人类生活变成一个极权主义的噩梦。

此外，生命政治存在着一种集体挫败感，这是因为生命政治面临着现代性未曾兑现的承诺依旧束手无策，身体的彻底解放仍旧无处可寻，因此才有了生命政治的愤怒和挫折，生命政治间歇性地更新极权主义原则和方法，寻求身体和精神性和解的路径，放慢现代性自我毁灭的节奏。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

注释：

1. 种族在此明确作为一个集体而出现。

2. 此处指战后发展出来的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

3. 正是基于这种精神，拉尔夫·达伦多夫最近在其«欧洲革命之观察»一书中拒绝将民族自决权视为一种集体权利形式。参见Ralf Dahrendorf，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urope，New York: Random House，1990，p.75

4. 欧文·豪写道，这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类似的激进主义从保守党向市民社会运动的转移出现在60年代的纽约，美国共产党首先被麦卡锡主义者和政府迫害所瓦解，其次是赫鲁晓夫和匈牙利革命引发的内部危机。那些不抱幻想而离开的人都是心灰意冷的人，他们的生活都被打碎了。但是，那些因为害怕政府攻击而离开党或其支持组织的人，往往是那些私下保留自己以前信念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有些仍然可能居于组织网络中。他们继续保持联系，形成一种基于共同观点､感情和记忆的储备机制。一旦民权运动和和平组织出现一些骚动，这些人就出现了，准备好了，也渴望着;他们不需要来自共产党的指示，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再(或可能从未)属于共产党;他们完全有能力独立工作，就像他们在一起工作一样……有组织的斯大林主义衰落了，但它的大部分遗产仍然存在。Irving Howe，Selected Writings，19501990，New York/London/San Diego: 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90，p。198。

5.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政治的概念»中详细阐述了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具体可参考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朱雁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8页。

6. 约翰·欧文:«盖普眼中的世界»，张定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页。

7. 约翰·欧文:«盖普眼中的世界»，张定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页。

8. 约翰·欧文:«盖普眼中的世界»，张定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2页。

9. 同上书，第365页。

10. 同上书，第371页。

11. 约翰·欧文:«盖普眼中的世界»，张定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页。

12. 同上书，第374页。

13. 赫勒认为此处可参考齐格蒙·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的理论。参见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 斯坦福大学有一篇关于学术言论自由文章，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在少数—多数问题上公然采用双重标准的例子。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言论警察提出，应该禁止黑人学生叫白人学生为白鬼。因为提出言论的标准所采取的立场是，大多数的白人不像那些经历过歧视的黑人那样需要免受歧视性骚扰言论的保护。Nat Hentoff，“Stanford and the Speech Police”，in The Washington Post，Washington: The Washington Post，July21，1990，p。A19

15. 亚·索尔尼仁琴:«癌病楼»，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16. 同上书，第556—557页。

17. 在这里指现行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

18.西蒙·托米(Simon Tormey)与朱利斯·汤申德(Jules Townshend)在«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一书中将卡斯托里亚迪斯置于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拉克劳､莫菲､巴雷特､赫勒､德里达等之前，奉其为首位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卡斯托里亚迪斯是激进主义分子､富有强烈战斗精神的革命家，颇具传奇色彩的“社会主义或野蛮”团体和著名杂志«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创始人､苏联问题研究专家､专业经济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批判家､政治理论家､当代欧洲一流的思想家､原创性哲学家。——译者注

19.     费伦茨·费赫尔在«激进普遍主义的辉煌与没落»(1991)一书中的一篇文章称赞了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所在的“社会主义或野蛮”团体｡卡斯托里亚迪斯和“社会主义或野蛮”孤立无援地对那个时代最大的谎言——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世界的解放作用——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所谓自由世界不过是冷战的产物——冷战使自由主义民主与打着自由市场与反共主义招牌的可恶暴政变成了一个东西。无论如何，在后现代咒符无所不至的魔力下，我们正在丧失对于这种崇高的孤独姿态与双重质疑的欣赏奥古斯特。——译者注

20. 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葛斯､朱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21. 波伏瓦在«告别的仪式»这本书中记录了萨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以白描的手法近距离地刻画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晚年的日常生活､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以及他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态度。——译者注

22.雅各布·塔尔蒙(Jacob P.Talmon)生于1934年，祖籍波兰，早年就读于希伯来大学，在法国展开的学术生涯。他的代表作是三卷本的救世主义思潮研究，分别是«集权主义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政治救世主义»(Political Messianism)和«国家的神话与革命的幻象»(The Myth of the Nation and the Vision of Revolution)。这些著作的时间跨度30多年(从1951年到1980年)，追溯了救世主义的历史渊源，考察了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革命之间几乎所有激进的､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运动。

实践与文本

编辑：王世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