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红楼
银杏那扇形的金黄落叶，伴着秋风在落地窗外舒卷飘舞。缕缕秋阳隔着窗棂，斜铺在未曾雕琢的书桌上，给骤寒的秋意平添了一丝温暖。我坐在图书馆五楼，消受如此明亮的下午。原本想读林语堂，顺手从书橱捧来的却是许地山。因缘如是，姑且随缘。
东西文化的互熏
散文、小说与诗歌，可说是近代白话文运动中的三驾马车。新文体的叙事方式造就了一批文坛新秀，但“五四”作家中，能同时驾驭这三辆马车又比较突出的，许地山应算是一位。
他抒写的文字太“空”，太“灵”，似乎只合在江南山水的氤氲中细细回味。“松针穿不牢的雨珠，从千丈高处脱下来，正滴在蝉翼上。蝉嘶了一声，又从树的露根摔倒地上了。”（《蝉》）“他唱时，软和的晚烟已随他的脚步把那小路封起来了。”（《愚妇人》）“她们还在园里玩，也不理会细雨丝丝穿入她们的罗衣，池边梨花的颜色被雨得更白净了，但朵朵都懒懒地睡着。”（《梨花》）我有时以为，许地山之所以将早年发表的原生文字，在1925年结集为《空山灵雨》，不知是否也是出于这方面的善巧施设。
早年的许地山，曾求学于北平燕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研修领域涵盖了文学、印度哲学，印度学、人类学、梵文、佛学等。在创作上，他撰写了《道教史》（卷上）、《道教源流考》（未完稿）、《宗教的生长语灭亡》、《印度文学》、《大乘佛教之发展》、《古印度哲学与希腊哲学之比较》等学理文章，以及《春桃》等系列小说、散文与诗歌。综合来看，燕京大学作为基督教为背景的教会学校，透露了他曾受西方宗教教育的熏陶；道教史的专门撰述，标明了他对道教的兴趣；而关于印度语言、哲学、宗教的系统熏习，则彰显了他观照佛教的大因缘。集研习基督教、道教、佛教的特殊经历，于一人之身，这在五四时代，几乎独一无二。
纸背后的宗教情怀
曾记得沈从文说，“在中国，以异教徒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光，色香中不缺乏诗，许地山为最本质地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境界的作者之一”。这一评价实为中肯，但遗憾的是，沈从文仅仅道出了许地山文体风格的宗教特征，而未作更进一步的理论提炼。由此我斗胆地揣测，如果对照许地山文字的“空”与“灵”之外，不妨再加一种元素，就是宗教概念中的——“悲”。
“悲”，是所有宗教都曾提及的话题，只不过佛教标举得尤为条分缕析。
佛教谈“悲”，与通常世俗意义上的消极悲观不同，是既出于对现实世界的人生之苦的透辟认识，又明显带有一种试图超越的积极救拔，因此说“慈能予乐，悲以拔苦”。
如果就佛教所言之“悲”，来理解和探究许地山的文字之美，我们便不难发现，那种随处可见的天然表达在他素朴的虔诚下，喷涌而出，且早已点滴渗透在他的每一篇章中。譬如：“我愿你做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饥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万手，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间等等美善事”。（《愿》）这种文字，显然是受到了佛教“观音救苦”的慈悲启示。
又譬如：“本来，黑暗是不足诅咒，光明是无须赞美的。光明不能增益你什么，黑暗不曾妨碍你什么，你以何因缘而生出差别心来？若说要赞美的话：在早晨就该赞美早晨，在日中就该赞美日中；在黄昏就该赞美黄昏；在长夜就该赞美长夜；在过去、现在、将来一切时间，就该赞美过去、现在、将来”。（《燉日寻出兮东方》）这无疑又在透露着佛教“缘起性空”的消息。
许地山作品中的笔触，常常停留于孤儿、寡妇、鳏夫、残疾士兵、山间樵夫等一些个小人物的叙述上，以离乱、伤感、喟叹的语调来塑造一幅幅充满悲情的故事，画面情节前后冲击而起伏跌宕。在这些故事之后，我体会到他面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洞察，又感知到在“空山灵雨”之下，潜藏着一颗充满人文关怀的悲悯之心。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这种悲心，却又时常被以文学批评与鉴赏为生者所忽略。不过这也怨不得读者，谁让他在书写空灵的文字时，将那内心浓得化不开的人文关切，在表露时不落痕迹，以至于读者只知审美文字中的风景，而忽略了其本身压在纸背的心情呢。
三位一体的创作
不仅在文字的表达与阐发上，许地山受惠于多元宗教。在面对其时文学界的创作和鉴赏时，他同样借鉴了宗教——尤其是佛教的资粮。在《创作三宝论与鉴赏四依论》一文中，他指出：“现在文学界虽有理想主义和写实主义两大倾向，但不论如何，在创作者方面写出来的文字总要有'创作三宝’，才能参得文坛的上禅。创作的'三宝’是指智慧，人生，和美丽。智慧，是创作者个人的经验，是他的作品的无上根基；人生，是创作者的生活和经验既是人间的，所以其作品需要含有人生的主题元素；美丽，是不能独立的，因此创作需要文字的美与思想的美。此三者故名为'三宝’。这'三宝’是三又是一，不能分离。换句话说，就是创作界的三位一体”。
接着，他就文学鉴赏来谈“四依”：“佛教的'四依’是'依义不依语，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鉴赏家的'四依’也和这个差不多。'四依’指的是，依义，对于作品，不管他是用什么语言，篇内有什么方言参杂在内，只要令人了解或感受作者所要标明的义谛，便可以过得去。鉴赏者不必指摘这句是土话，那句不雅驯，当知真理有时会从土话里表现出来；依法，须要明了主观作者方面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他能够在艺术作品上是否充分表现出来，其思想是否有系统；依智，凡有描写不外人间的生活，约莫相同的事物很多，不过看创作者怎样把它们表现出来，譬如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常人视若无睹，然而一到创作者的眼里便将自己的观念和那事情融化，经过一番洗染，便成为新奇动听的创作。所以鉴赏创作，要依智慧，不要依赖一般见识”。
“三宝”在佛教，是指佛、法、僧，代表佛教住世的三要素。“四依”语出《智论》，揭示了佛教强调智慧的特征及重要性。许地山巧妙地运用佛教的名相和意涵，来诠释文学的创作与鉴赏，可说是树立了一个有别于他者的新颖参照。
从宗教情怀建构文字风格
阅读许地山，欣赏的不仅仅是他的“空”“灵”，与“悲心”。从他的文章中，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生逢乱世。“生本不乐。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在睡不着的时候，将心中似忆似想的事，随感随记”。（《空山灵雨·弁言》）
他喜欢山村。“我喜欢到村庄去，不单是贪玩那不染尘垢的山水，并且爱和村里的人攀谈。我常想着到村里听庄稼人说两句愚拙的话语，胜过在郡邑里领受那些智者的高谈阔论”。（《乡曲的狂言》）
他所秉持的人生态度，恰如佛家所言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的生活好像一颗龙舌兰，一叶一叶慢慢地长起来。某一片叶在一个时期虽被那美丽的昆虫做过巢穴，某一片叶曾被小鸟们歇在枝头歌唱过。现在那些叶子都落掉了。那些叶子曾经历过的事迹，唯有龙舌兰自己可以记忆得来，可是它不能说给别人知道”。（《生》）。
因此有人评价，许地山虽不是宗教的“行者”，却是宗教的“信者”。
我以为，能够以一种融汇的宗教情怀和精神，就宗教故事、譬如，提炼出来的文笔，鲜活地嫁接在文学的叙事方式中，许地山可能是最圆满的一位。而就佛教中的名词观念，来构建出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的尺度，则更显出其脱俗的韵致和智慧。也正因此，我们不能将之归类为“新月派”、“语丝派”，抑或某种既定的文学流派。换句话说，因为他不限于某一家，若以某一家来评价和界定，那就恰恰是对他多重风格的限制。就像文学史上的东坡居士，你既不能说他是纯儒，更不能说他是纯佛或纯道，他恰恰是释、儒、道三家文化滋养出的“文宿星”。而许地山，则是基督教、道教、佛教等多元宗教熏习出的一场空山灵雨。
阡陌相逢中的如是因
如今回忆起来，最初闻知许地山这个名字，似乎是在数十年前的小学教材中。《落花生》的情形依然如昨：一家人在昏黄的灯火下，明媚的月光中，父亲让孩子们在享用花生至味的同时，各自表达花生的用途，进而联想到生而为人的价值与意义。浅显的文字，透露出一种基于人生永恒的深度追寻和关切。也正是这篇短文，启迪了我迷蒙而无明的童年。
红尘万丈，阡陌相逢。谁又曾料到在人世间的百转千回中，我得以再次阅读久违的许地山，消受那一抹空山灵雨下的悲心。因缘，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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