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无法破局的制度性悲剧

所谓制度性悲剧，本质是制度的宏观属性，决定了其对个体一定存在“误伤”的可能。

因此，制度性悲剧，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的。

在整个制度的宏观架构之中，个体是以群体属性，进行划分的。因此，不同群体中的个体，其所能得到的制度化的优待，或者倾斜，是由其所属群体的属性决定的。

群体属性越与制度框架吻合，就越具有制度优越性。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表现得尤为鲜明。

之所以说“无法破局”，也正在于个体在整个制度框架之中的湮没感。因此，看《长安三万里》，当个体没有要去参与制度性事务时，个体是可以田园终老的。但一旦出现参与需求时，便进入了一种重重障碍的困境之中。

对于个体而言，如果生不逢时，就一定困在局中。或许，这也是那么多中年人泪洒影院，最底层的共情点了。

01

就制度性悲剧而言，作为个体的李白，因其冠绝古今的才华，其悲剧色彩也被放大了。

实际上，历史上那些卓绝的艺术作品背后，大多都站着一颗痛苦的灵魂，有徐渭，有八大山人，有杜甫，有白居易，有李商隐，有杜牧，有苏轼，有陆游，有李贽，……。他们的创作，更像是一种痛苦的结晶，是一次次的自我撕裂，又一次次试图重新拼凑的过程。

于是，李白修仙去了，苏轼佛与道皆通，白居易晚年亦是寻仙问道，而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更是惊起了人们心中无限的悲愁。

他们或陷于党争，或碍于出身，或困于腐败的官僚系统，等等，然而，细细察之，却无一不是困囿于当时的制度，当时的规则系统。

于制度而言，其本身具有群体选择性。这种选择性，在封建时代，便是等级制度。

被制度选择的群体，就站在了高处。不被选择的群体，其中的个体，被误伤的概率就更高。

对于《长安三万里》里露面的那些人，有些是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制度选择之外，最典型的就是李白，出身商贾，又有胡人血统，反正就是双重贱民。有些是曾经的煊赫已经零落，也就是权力结构已经变更，比如高适，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之内，他仍然是一介平民，因此，要晋身其中，也是难上加难。就像剧中所说：“捷径哪里是给平民铺的。”

看到有人评论说，相比李白，高适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而实际上，不在制度框架里的个体，是很难有选择权的。他们的选择，不过是根据自身的筹码，不得不为之罢了。

02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个体一定是制度性的个体。

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小打小闹的改良，实际上不过是不得不把某些制度之外的个体容纳进来。

比如科举制度的兴盛，李世民无比兴奋地说：“天下英杰尽入吾彀中。”而武则天大力推进科举制，也是为了扶持寒门，以形成与世家大族的力量对峙，最终打击门阀世族，以夯实自己的权力。

更早一点，从初税亩的出现，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变奴隶为佃户。再到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实际上税制改革都是重中之重，本质是改良分配结构，以使得制度之外的群体，不被彻底放逐，而形成水火之势。

《长安三万里》，从盛唐到中唐，由盛转衰，主人公们从“鲜衣怒马，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意气少年，也走向了垂垂老矣。有人从高处跌落，有人从雄心壮志走向万古愁，有人一生不得志，有人起起落落。而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时代紧紧捆绑。

所谓时代，本质是一种制度的综合表征。制度越开明，渠道越畅通，有才能的人，越容易进入到正向绩效之中。反之，如果整个制度之下是各种沆瀣，各种门禁，那么，越有才的人，可能越容易陷入到一种负向的绩效之中。

李白的悲剧，或许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士农工商，连青楼女子都不愿“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那么，谁还能给他一张门禁卡呢？

商，之所以被贬为末流，是封建制度，为了防止官商勾结而设置的。但是，实际上越是禁止的事物，一定也是早已经猖獗的事情。

03

看《长安三万里》，总是想起陶渊明：

一方面，是希望李白或许学一学陶渊明，便可能会有一个更自在的灵魂。

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当世间越繁华，物质文明越发达，人已经越难走向纯粹的个体了。

只是，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却也总要去邻家蹭饭，就像杜甫，屋漏偏遭连夜雨，因此喊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长安三万里》，又有谁真正懂了高适？就像陆游，暮发苍苍，依旧有“铁马冰河入梦来”。

生不逢时，真是世间最悲怆的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