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误伤”：到底伤到了谁？

承认制度性“误伤”的前提是，个体必须是制度结构里的个体。

因制度本身具有偏好属性，及其结构的错综复杂性，在存在偏好的同时，就必然有游离于偏好之外的存在，误伤由此而来。因此，“误伤”这个逻辑，实际上是包含了二元对立的嫌疑的。

在《天道》里，对这种二元对立，被丁元英描述为：“总得有人在地狱呆着。”

而作为制度人，一旦碰上二元对立模式，也就意味着进入了“非此即彼”的选择机制。这种机制在威权结构中，是显性机制，并通过制度、教育、文化，甚至日常关联事物，进行叠加式地规训，直至成为普遍个体的印记。

这种印记一旦覆盖式形成，那么，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就诞生了。

制度性“误伤”，实际上，伤到的个体，大多是游离于主流之外的个体。这种游离，一方面是不知情，另一方面是太知情后的叛逆。

前者构成了“误伤”的主体，后者构成了“误伤”中最惨烈的群体。

01

不知情的程度，描述的是制度结构漏洞的程度。

这部分被误伤的群体，占绝大部分，并且随着层级越往下，群体规模就越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层级的习性积累，形成了一种代际性的遗传。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个体很难突破父母的层级。能突破的，大多数只能是碰上了大时代。

这种情况，我们也称之为“外循环”决定性误伤。

所谓大时代，就是处于大洗牌时代，社会机会被最大程度的释放出来。因此，这里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太平日久，结构就越趋向固化，能释放出来的机会，相对就越少。

习性遗传，并不只是认知结构，更多的是制度有意设计之后，所形成的层级圈定。也正是这种圈定，形成了不同语境的游戏规则。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说，认知结构，其实是规则壁垒的产物。

而要突破这种壁垒，前提必须是了然这个壁垒背后的游戏规则。但即使是了然了，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也仍然只能在围墙外面瞎溜达。

因此，这部分被误伤的群体，可能能看清一些东西，但是，在习性资本上的先天的匮乏，他们仍然只能被拒之门外。

第二、是“内循环”决定性误伤。

这种“误伤”，简单点说就是在框架结构上的群体，一样存在各种各样的鄙视链。

这是人性根深蒂固的顽疾，任何系统，都必须要形成一种层级关系。所谓非层级，不优越。

因此，即使挤进了围墙，但最终仍然不够格坐上牌桌，其底层原因，要么是不能尽知上桌女的游戏规则，或者，即使尽知，也不得要领。

这种“要领”，就是“内循环”系统的壁垒，及其打破壁垒的路径。

实际上，结构的“外循环”模式，一般是可见的，有放在台面上的一套路径的。只是这种路径，也会受各种实际因素影响，而进入到“内循环”模式。

结构的“内循环”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其路径，并没有太多能放在台面上的参考依据。因此，对于某些个体的“误伤”，就不可避免。

02

叛逆者，永远处于两个极端：极端的智识与极端的匮乏。

这部分群体，古往今来，总是散落在历史烟尘的不同角落，但却光耀千载。

卓越的智识，让他们早早发现了某些问题，或者，始终执拗地保持着自身的信念，一种是觉醒者，一种是赤子之心。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构成了与“结构”的不适配性，或者说，他们是有意设计结构的逃逸者，是以叛逆的姿态，游离于结构之外了。

也正是这种“游离”，他们一定不会进入到制度设计的偏好范畴之中，也就意味着，他们大概率会进入资源极端匮乏的状态。而资源的极端匮乏，大多数时候，一定会进一步助推他们的叛逆。

基于此，历朝历代，在制度设计上，一定会考虑这部分智识群体的结构偏好问题。但是，因为结构设计不可避免的漏洞，以及层级的种种不可见的壁垒，这个群体的个体，越优秀，反而越容易被“误伤”。

当然，这看似是一个微末个体的荣辱得失，但如果这种“误伤”，进入到一种惯性式的、大概率式的轨道，而同时，这种“惯性”被普遍接受为一种“正常”，那么，这背后，一定是整个“系统结构”出现了问题。

一方面是结构设计的问题，有太多漏洞了，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已经被操纵这些漏洞的群体，以碾压式的力量，进行了认知的规训。

03

前两天，有个小孩跟我说了一个困扰：父母想让他去做一个安稳的工作，而他想做自己喜欢的事。

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对有点幸福的困扰，因为他还有得选。实际上，大部分人是没得选。

没得选，就意味着仅剩的选择，其实是更趋向生存层级的。这是很底层的需求，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趋向”上，委曲求全，抽筋扒皮。

所谓安稳，本质是生存有了较长期限的保障，基于此，很多人都会趋向安稳，因此，从获得机会的概率讲，安稳的工作其实不多。尤其在整体“结构”释放不了太多机会的情况下，这种“趋向”就一定会演变为“内卷”。

而对于那些处于更大可能性被“误伤”位置的个体，或许在安稳的前提下，全力做足自己的长处，才可能是最大的破局筹码了。当然，能让自己进入这种层级的“门槛”，已经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