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音巨变”(Great Vowel Shift)始于15世纪,延续了大约300多年的时间。如果以“元音巨变”为分水岭,可以明确判断,英语长元音的发音在巨变之前和之后是有很大差距的。乔叟时代time的发音像现代英语的team,fame的发音像现在的farm。再比如,fine在“元音巨变”之前的发音是单元音,读作/fɪn/,crowd在“元音巨变”之前的读音是/krud/,也是单元音;在“元音巨变”之后,fine和crowd中的单元音分别变成了双元音/ai/和/au/(也就是现在的读音)。
总体来看,“元音巨变”的结果是前元音更靠前,后元音更靠后;元音从低到高依次提升,单元音提升后,逐渐变为双元音;最高的前元音/i:/变为双元音/ai/,最高的后元音/u:/变为双元音/au/。这一时期的长元音变化使得英语听起来更加响亮,更加铿锵有力。
如前所述,“元音巨变”之后的英语听起来才像现代英语。从古至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语音千变万化,十分复杂,甚至同一体制内的同一民族的口音,也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正如中国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所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更,音有转移”。这种语音转移不但说明方言存在的事实,同时也表明说话腔调的古今差异。就同一种语言的变化而言,在语言三要素中,词汇最不稳定,新词出现,旧词作古,变化最快;语法相对稳定,变化缓慢;而语音最为稳定,但语音也不是从古至今保持不变。
为什么英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会发生“元音巨变”呢?本书以“语音变化假说”(Hypothesis of Pronunciation Shift,HOPS)为基础,提出了导致语音变化(包括英语的“元音巨变”和辅音变化)的六个主要因素:
英语元音舌位示意图
当多种语言频繁交流的时候,语音、语调就容易发生变化。比如法语对英语的影响,英语对汉语的影响,满语和蒙语对老北京话(儿化)的影响。外来语是语言演变的催化剂,受英语dozen(打,量词)的影响,汉字“打”读第二声;受英语bye-bye的影响,汉字“拜”读第二声;受“的士”(taxi)的影响,“的”字又多了一个声调。外来语对一种语言的语音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短时间内不易察觉。“元音巨变”发生时英语正处于大量吸收外来词的时期,外来词连同外来音的进入对英语语音的改变产生过影响。在“元音巨变”之前,进入英语的法语词汇达到了最高峰,法语单词的读音无疑对英语的语音产生过深远影响。
人们普遍具有追求向上的心理,要向物质水平高的一方看齐。目前在中国,这种心态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同样有所体现。为了适应工作环境和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人们就会有意识地修正自己说话的语音语调。学普通话,学外语或学习某种方言,都是为了广交朋友,为了更好的生存,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为提高可信度,人们也会尽力模仿某种语言,以使其内容显得真实可靠,与他人关系更加密切。商业广告是这样,BBC和VOA也是这样。过去伦敦东区的方言(Cockney English)常被讲RP(Received Pronunciation,标准英语)的人嘲笑,而近年,操伦敦东区方言的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等一大批草根明星的出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口音的传统认识(伦敦东区的口音在过去常遭主流社会的嘲笑)。
贝克汉姆
在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环境下,人们就会变着花样说话。同样的话说多了,就会改变腔调,寻求与众不同的感觉。例如,或是为吸引注意力或是为活跃气氛,讲普通话的北京人经常会在讲话中夹杂一两句带有地方腔调的词语。久而久之,积少成多,不经意间语音就会发生细微变化。
食物、饮品和作料对语音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视。人们在一个地区的饮食习惯,会导致发音器官的细微变化,进而影响他们的发音习惯。比如在中国,北方人啃骨头、吃肉多,这些人的口腔肌肉发达、牙齿长而壮,肺活量大,喉音较重,讲话声音洪亮,是朗诵北方民歌《敕勒歌》的腔调;而在南方人的饮食中,海鲜大米较多,硬食较少,所以说话口型偏小、速度快,音调灵活多变,是朗诵南方的《楚辞》的腔调。祖祖辈辈下来,啃骨头的人和吃鱼虾的人不会有相同的说话腔调。我们不能否认,酒后讲话和酒前讲话不一样,醉酒后讲话更不一样。一个人吃辣椒太多或嗜酒成瘾,舌头和双唇的反应程度就会有所不同,其语音必然会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时间长了,发音习惯就形成了。“地理大发现”(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y)之后,各种各样的香料、农作物和烟草从美洲、非洲、亚洲源源不断地进入英国。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英国人的语音也发生了变化。食品、饮料和作料的因素是英语“元音巨变”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气候寒冷的情况下,人的习惯动作是闭嘴、睁眼;而在日光强烈的热带,人的习惯动作正好相反,是张嘴、眯眼。面部肌肉和习惯动作受气候影响很大。几代人下来,遗传基因可能会发生变化。面部肌肉影响口腔肌肉,口腔肌肉的不同就会导致语音的差异。尽管人类的发音器官构造相同,但声带宽窄不同,舌头长短不一,唇齿大小各异,所以并不是所有人说话都是一个腔调。非洲人鼻梁短,鼻孔粗,发音自然与北半球欧洲人不一样。在中国,生活在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的人,说话的声音普遍较重、较硬;而在人口稠密、鸟语花香的南方,人们说话的速度相对较快,因而发音较轻、较软。根据“欧洲历史气温示意图”,英语“元音巨变”发生的时期大致处于全球气候的“小冰川期”,气温在这一时期由高变低。相对来说,长期处于低温条件下的人,说话底气足,声音较洪亮。或许这是“元音巨变”的另一个原因。
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于1969年登上月球时说的一句话引起了很多争议。这位宇航员在月球上说: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man,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人们对原话中是否有a这个单词(这个音)争论了很多年。阿姆斯特朗本人曾坚持说有,但很多地球人说没有听到。之后有澳大利亚数码音响分析师声称有a这个音,但是这个争论直到阿姆斯特朗去世也没有定论。听力误差和音素缺失是经常发生的事。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人趁机迫害旅居日本的朝鲜人和华工。因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在长相上差不多,为了辨认,日本人就以发音来判断。因为朝鲜语中没有/ju/这个浊音,所以被怀疑的朝鲜人就被要求说日语的“10元50钱”(ju-en-go-jussen)。在那场天灾人祸中,有6000多名朝鲜人被杀害。据说还有些大舌头的日本人,因发音不准也被误杀。在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兰克群岛)的战争中,英国军队夜间行动,当心伤到自己人,于是采用“Hey Jamie”这一口令。之所以用这样的口令,是因为阿根廷使用的西班牙语中没有英语字母J代表的音,这也是音素缺失的一个例子。
吸收外来词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共同特点,而音译是吸收外来词的手段之一。在音译时,如果某个特殊的外语音素在母语中不存在,译者就会用最为接近的母语音素来代替外来音素。这种母语音素和外来音素不完全对等的音译会导致音变,加上“听力误差”的因素,不但语音会出现误差和变化,而且还可能导致新词的出现。普通话的“大风”在广东人和客家人嘴里大概是“dai-feng”,西方人听到后,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就变味了,变成了“typhoon”,北方话又依“typhoon”的发音,将其音译为“台风”。当年到美国旧金山和澳大利亚新金山淘金的福建人和广东人居多,晚饭后这些单身男人常互相招呼着去玩赌博游戏,在这种情境下,常吆喝的一句话就是“开始啦”。闽南话的“开始了”(拼音ka-xi-lo)此后就演变成了casino /kə'sinəʊ/(赌场)。除此之外,casino的词源还有另一种解释。《新牛津英语词典》标注,“赌场”一词是18世纪来自意大利语casa(房子)一词加后缀而成,最初源于拉丁语的“小屋”一词。英语和汉语个别字意义相同,发音类似,是英汉两种语言中同音同义异形词/字。现代北京方言中有“䁖”(lōu)这个字,表示“看”,这似乎与现代英语的look有某种联系。现代英语的look源于古英语的lōcian,中世纪英语拼写为loke。关于两者的关系,很难说得清是谁在影响谁,或许只是一种巧合,也可能是一种语言在另一种语言中留下的痕迹。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使另一种语言增加词汇的功能,当年蒙古帝国的蒙语也同样有过使英语增添新词的情况。金帐汗国也称钦察汗国,二者发音相似,是不同的音译,指的是成吉思汗长孙建立的复原辽阔的汗国,英文译为Golden Horde。英文horde(主要是个贬义词,指一大群人或一群游牧部落的武士)这个词与现今中国内蒙古一个汉语地名“鄂尔多斯”有着渊源关系。还有一个在17世纪时经法语(法语借用俄语)进入英语的蒙语单词,这是一个普通名词:克里姆林(kremlin)。英语的kremlin在波兰语和土耳其语中也存在,均来源于蒙语,在波兰语和土耳其语中,kremlin的意思是“宫殿”。汉语将蒙语这个词音译为“库伦”。现俄罗斯首都的克里姆林宫实际来源于蒙语的“库伦”,本义指围起来的供特殊人群居住的地方,类似城堡。
据中国媒体报道,来自中国上海的常用词“嗲(diǎ)”已被牛津英语在线词典收录。除了dia这个名词以外,还衍生出了“diaist(嗲人)”和“diastic(嗲的)”。汉字“嗲”早已经被《辞海》收录,最初来源于英文的dear,是女子矫揉造作或小孩撒娇时的口头语。现在“dia”又回归英语世界。语言是很势利的,功利性很强,英语也不例外;语言有时候又是很傲慢霸道的,英语同样如此。17世纪英语从印度殖民地引进了一个词“coolie”(印度语kuli“白天干活儿的人”,或乌尔都语kuli“奴隶”),鸦片战争之后,英语的“coolie”给汉语增加了“苦力”一词。
语言是活化石,语言的变化记录着历史的变迁。当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民族耻辱,同时也通过德语在北方方言中留下了令人无可奈何的印记。汉语北方方言词“个儿屁”就是一个例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在北方方言中出现了这个粗俗词,意思是“死”,是德语粗俗语krepieren的音译。
中国南北朝时,西域有个被称为“高车”的民族,即唐时的回纥,元时的畏兀儿,清时的回部,当代的维吾尔。一些高车人不断西迁,在17世纪时到了笛福的笔下,“高车”就成了“克鲁索”(Crusoe)。表面上看两者好像相差很远,但实际是一回事。鲁滨孙的姓氏克鲁索(Crusoe)就是“高车”的音译。“高车”之所以最终变成Crusoe,中间有两个转折点:“高车”到了东欧就成了Kreutz,在匈牙利语中,Kreutznaer是“驾车人”(高车人);而Kreutz到了英国,又变了一个样,成了Crusoe。由于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之间存在误差,这种误差最终导致了音变,这就是笛福书中所说的“英国常见的词汇讹误”。在当年西域高车人的西迁过程中,他们的高大车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车人离开西域到了现在的匈牙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匈牙利定居,至今匈牙利还有一个城镇叫做Kocs(高车)。在匈牙利语中,那种特有的带包厢的大轮车被称为kocsi。另一部分高车人乘坐这种马拉的大轮厢车继续西迁,到了现在的法国,这种车被称为coche。在16世纪中叶,借自coche,英语出现了新单词coach。在现代英语中,高车coach的意思有了拓展。作为名词,coach的主要意思有三个:第一个意思是“长途豪华客车”;第二个意思是“火车车厢”(相当于railway carriage);第三个意思是“供人乘坐的大轮厢车”。在18世纪,coach又有了“体育教练”和“家教”的意思,还是莎士比亚时期的传统,不久这个名词开始被当作动词用,意思是“训练某人”。文化传播往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文化传播的媒介很多,但语言是最佳媒介。
语言是相互影响的,在相互补充的影响之下,语音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当年的“胡虏之音”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影响过汉语的北方方言,比如汉语中的“黄瓜”一词,为什么把一种绿颜色的蔬菜叫做“黄瓜”而不是“绿瓜”呢?原来,黄瓜是西汉时由西域传到中原的,当时称做“胡瓜”。古时候汉语中称北方少数民族的特有事物多用“胡”,如现在还在使用的胡萝卜、胡椒、胡桃、胡琴等。“胡”字含有贬义(如胡说,胡来,胡闹,胡说八道等等)。此处“胡”变成“黄”与发音接近有关系,带有后鼻音的“黄”是典型的北方汉语方言音,这是一种随着语音传播范围的扩大而发生的自然音变(近音而变),久而久之,“胡瓜”就变成了“黄瓜”。
总之,语言之间一旦有了交流,相互的影响就不可避免。经过“元音巨变”之后,英语中的前元音依次提高,后元音也依次提高,原有的前元音/i:/和后元音/u:/分别变成了双元音/ai/和/au/。总的来说,“元音巨变”的特点是:口腔形状更大,声音更加洪亮,听起来更有自信心。“元音巨变”与外来语对英语的长期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与英国人的心态、饮食习惯的改变和当时的气候变化等都有关系。英语的“元音巨变”是漫长的,同时也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纵观印欧语系的语音变化,在一种语言分化演变成另一种语言时,多数情况下是辅音(声母)发生变化;如果仅是元音(韵母)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可以被看作是同一种语言内部的音变,此处所讲的“元音巨变”就是这种情况。
在当今世界,语言演变的超国界性和跨民族性更加明显。尤其是在科技通信手段高度发达的阶段,面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言现状,人们似乎只能听之任之,见之任之。对于语言的变化,尤其是对本民族语词汇的歪曲和外来词汇的增加,除了表示不满或表示愤怒的控诉以外,语言纯洁性的捍卫者很难找到对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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