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体诗属古代诗歌中的一体，又叫古风，是指依照古代诗体来写，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束缚的诗歌；古体诗由诗体和音律划分而来， 包括唐代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而需注意的是唐代以前的“歌”、“歌行”、“引”、“曲”、“呤”等也都属古体诗的范畴。
古体诗是唐以前相应时代的诗歌主体表现形式，一般有四言、五言、七言诗句形式，分别称之为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在古代诗歌中也偶尔出现三、六字句的诗歌体裁，但不太流行，且未成主流。
一、四言诗
“四言”指四个字组成的句式；四言诗则是指整篇、通首都是或基本是四字句式写成的诗歌。
四言诗是我国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在上古歌谣及《周易》韵语中，已有所见，盛行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时期的四言诗是社会文化的主流，无论是文化、娱乐场合还是言论、祭祀场合，无论是社会上层交流记载还是下层歌谣传说，最流行的文化语言都是四言诗体。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古代四言诗的代表作。《诗经》中，虽杂有三、五、七、八、九言之句，但基本上是四言体，其中《国风》、《小雅》、《大雅》等更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
四言诗中“四言”即由四个字组成的句式大抵上以两个字为一组，每句两组，虽能较为准确地表述事物、情感，但含义浅薄，形式单调、滞板。
春秋时期以后，四言诗逐渐衰落，虽少有其延续，仍不乏其佳作。如《史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宋城子讴》、《子产诵》等都是以四言体为主；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人们至今吟诵不绝。
四言诗是中国古文化的代表，有着“古雅玄妙”之誉。数千年来中国诗歌文化以此为启承，不断发展变化、传承繁荣，至今学用仍有吸纳、继承、光大之意义和作用。
二、五言诗
“五言”指五个字组成的句式；五言诗则是指全篇由五字句式组成的诗歌。
五言诗中五个字的句式组成可分为两组组成和三组组成两类组成形式。两组组成有“二、三”（即第一组两个字，第二组三个字，后述类推）、 “三、二”两种句式形态；三组组成有“一、二、二”、“二、一、二”、“二、二、一”等三种句式形态。如《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为“二、三”形态，“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行行重行行》）为“二、一、二”形态，“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凛凛岁云暮》）为“二、二、一” 形态。五言诗的组合形式和形态可根据诗人情感抒发和事物叙述的需要布局选用，必须时可在同一首诗中不断变换，灵活使用。
五言诗相对四言诗虽仅一字之多，但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可以在一个句子中同时容纳主、谓、宾语，从而扩展了诗歌所表达的含义，增强了句子的表现力，更加真实、准确地叙述事理，灵活、细致地抒发情感；在音节上，由于五言诗奇偶相配，使之节奏感更强，更近于且更能体现诗歌的音乐美。《诗品·序》赞之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 “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几乎一字千金”。因此，五言诗出现以后，以其崭新的结构形式和更为丰富的内容承载量更受诗人们的青睐。
五言诗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早在《诗经》中五言诗虽已有出现，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但非主流。西汉、东汉时期民间歌谣尤以五言句式为主，五言诗就是在这种基础和条件下吸收、发展而形成的。《汉书·五行志》和《尹赏传》所引西汉成帝时的歌谣，已是完整的五言形式；东汉时五言歌谣已是较为成熟的五言作品，并被采入乐府；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达到成熟阶段；到了汉魏六朝时期的文人诗作，更是以五言诗句为主。
由于五言诗以其崭新的结构形式、更为丰富的内容承载量、明快的节奏感和音乐美使之更为适应汉代以后的社会生活。从汉代到初唐近八百余年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五言诗在其广受诗（文）人和宫庭文化青睐的同时，逐步地取代了四言诗的正统地位，成为了当代古典诗歌的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唐宋以后，经历代至今，诗歌的体例形式虽有了重大的发展变化，五言诗却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
在诗坛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三、七言诗
“七言”指七个字组成的句式；七言诗则是指由七字组句写成的诗歌。
七言诗相对四言诗、五言诗，由于每个诗句字数的增加使之容纳了更多的词汇，诗句的内涵、容量更大。七言诗句式规模的更进一步扩大，使语法修辞手段在诗作中得以充分的运用；字数的增加使句式组成形式和形态较四言诗、五言诗句式更为规范严谨、灵活多变。因此，七言诗在表达的思想情感更为生动、丰富，所叙述的事物情节更为灵活、具体；在吟诵唱读时节奏感更加强劲、明快、流畅，更能体现诗歌文化的语言美和语言节奏的音乐美。
七言古诗起源于民间歌谣，经历了草创期、发展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先秦至汉代间已有草创，但仅以歌谣、谚语为主，且完整的歌谣都很少，诗歌更是未能成型，属草创期；魏晋时期七言古诗虽有所发展，仍只是以诗歌单句或短篇为主，直到曹丕时方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变化，《燕歌行》（曹丕）以七言诗句的形式笔致委婉，语言清丽，感情缠绵地叙述了一位女子对丈夫的思念，奠定了七言诗的发展基础；南北朝时期诸多文人身居诗体解放、发展的年代，他们不断创新，以其文笔雄劲、情感奔放、内涵丰厚、节奏更强的风格表现了前所未有的七言风貌，使七言诗的发展日臻成熟，南朝鲍照的《拟行路难》其一、其三是当代七言诗发展成熟的代表作。
南朝鲍照以后，写七言诗的文人日益增多，作品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同时质量也不断提高，风格也不断出新。到了唐代七言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达昌盛时期，这时期七言诗中杂言甚少，韵律严整，篇章句式整齐，体式形态定型，以至形成了五言诗、七言诗并驾齐驱的局面，至此定型成熟的七言诗成为了我国古典诗歌又一种主要形式。李白、杜甫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七言诗在他们手中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七古风貌，引领着当代诗歌的风范。
七言诗的体式形态定型和发达昌盛使包括五言诗在内的古体诗歌发展到了高度繁荣的黄金时代，历经千余年，至今仍为诗歌文化之精髓得以继承和发展。
四、杂言诗
“杂言”是指一字至十字以上字数组成的句式；杂言诗则是指由杂言句式组成的诗歌。
杂言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多以三、四、五、七言相杂，其它字言相杂则相对较少。由于杂言诗的组句主体一般以七言字句为主，故在古体诗分类时习惯上将杂言诗归入七古一类。
杂言诗句长短不齐，规律无循，体态不定，是我国古代诗歌的早期形态，《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就很多；随着四言、五言、七言诗歌表现形式的规范形成，杂言诗的应用日渐窄少，其诗坛地位也被逐渐取代。
杂言诗虽然不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却因客观的存在和诗人们巧妙的运用而成为我国古典诗歌中独有的诗体，并在历代诗坛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如李白七言中杂五言的《行路难》；七言中杂三、五言的的《将进酒》；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蜀道难》；如杜甫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及张耒七言中杂三言的《牧牛儿》等都是诗坛的千古绝唱，为后人所吟诵赞赏。
摘自本人《大学语文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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