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29日/第003 版 宗教学
日本宗教一直以来都与政治相关联， 在日本近代化的道路上， 虽经历过西方式的政治与宗教、公与私、制度与伦理的明确分化，但神道教仍为传统政治保留了寄生的空间。
“日本宗教”（ Japanese religion），是姉崎正治（ 1873—1949）为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日本社会文化时发明的词汇，具有两重含义：日本特有的统一宗教神道教；在日本并存的多种宗教。前者具有排他性，后者则具有容受性，不仅包括基督教，也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和神道教。
“日本宗教”这个术语，一方面强调非历史性的唯一性和统一性的日本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族国家”特性也被吸收到了宗教的概念中。另一方面，“日本宗教”强调不同宗教的共存，力图使日本成为一个宗教多元再造、相互影响的空间。目前大多数日本学者都强调后一方面，力图避免仅从本土意识出发描述“日本宗教”，因为后者带有明显的、有可能是荒谬的民族主义情绪。
事实上， “日本宗教”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一直都关乎日本国民和国家建设的思想和社会资源。日本民族是一个单一民族，逮至近代，日本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也是在其单一民族共同信仰的神道教之上构建伦理共同体的。然而，神道教并非自始至终都占据日本宗教的主要位置，而是在与儒教、佛教、基督教等外来文化磨合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的意义。由于近代以前中国文化的先进性，日本吸收了佛教和儒教作为其政治意识形态。直到德川幕府末期，佛教、儒教自身开始解构，加之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日本才逐渐发现自身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并对其加以利用，最终走向了明治维新的改革道路，将日本推向近代化。格鲁克（ Carol Gluck）和格林菲尔德（ Liah Greenfeld）指出，神道教是日本明治政府采取意识形态控制的有效手段。也就是说，日本宗教民族主义主体性的构建，是在西方思想和日本本土思想资源的结合下得以完成的。
目前日本学者很少将“日本宗教”作为一个整体或者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对待。大多是从“日本的宗教”的角度理解问题，并主张为不同宗教对话提供交流空间。但在这个新的交流空间内，“日本宗教”这个术语内部仍然同时包含着同质性与异质性元素。一方面，它发挥积极作用——促使民众批判日本社会的隐晦价值及其与宗教现象的关系，从而推动人们不断应对西方强势的文化入侵。另一方面，它发挥消极作用——为民众提供超越历史的意识形态构造，导致民族主义以及对他者的排斥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有关宗教的学术研究强调神道教的纯洁性，并有两个排他性维度。其一，纯洁性概念产生社会歧视现象。其二，纯洁性概念滋生出强迫非日本民众信仰日本神灵的殖民主义思维。二战后，在信教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法律支持下，神道教教团仍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紧密关联，要么自己创立政治团体，参加议会选举，直接介入政治；要么与既成政党联合参与政治，主张保守合同运动，进行形式各样的新宗教活动。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实际上国家神道并未解体”， “至今犹存”。事实上，二战后，国家神道仍然依附于两个基础：一个是皇室祭祀，另一个是由神社本厅等民间团体推行的天皇崇敬运动。前者隐而不见，存于法律制度之中，构成国家神道的核心；后者将国家神道制度扩大化而形成各种团体和运动组织，进而扩散至广大的民众之间，使得天皇崇敬和国体论继续浸入人们的思考方式和情感因子。这种状况，很好地说明了日本为什么始终缺乏对自身侵略罪行的彻底反思。
在现代以及后现代社会的祛魅化过程中，宗教越来越成为私人精神领域内的文化事件，失去了与传统政治的紧密关系，降至道德伦理领域。然而，事实上，日本宗教一直以来都与政治相关联，在日本近代化的道路上，虽经历过西方式的政治与宗教、公与私、制度与伦理的明确分化，但神道教仍为传统政治保留了寄生的空间。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日本宗教自身主体意识的建构，一直都支撑着日本宗教中非近代性质的落后事物的存在。现代有关日本宗教的讨论，仍然应采取批判研究的态度，特别正视并警惕其中原本附带的军国主义毒瘤，鼓励其在对话交流中多元化发展，并确保日本宗教不再与国家机器高度结合而给自身和世界带来灾难。
（作者系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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