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农场是美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 是美国农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为了适应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美国农场在规模和结构上不断调整变化。通过对美国农场规模变化、土地结构和生产效率变迁的分析发现, 较小土地规模、低销售额的小农场仍然是美国农场的主体, 但纵向上看, 美国农场呈现出农地不断向大规模农场集聚的趋势, 并且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 农业社会化服务不断加强。中国农业发展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优先培育和发展中等规模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地流转、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利用政策措施影响农业经营者行为和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
1 引言
农场是美国农业经营的主体, 其中家庭农场是核心, 是美国农业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对于美国农场的演变和发展, 国内外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较早的文献有李超民 (2006) 从制度演变的角度对美国农场的经营方式和支持政策进行了探讨, 并对未来趋势做出了简单的预测[1]。张锦洪和蒲实 (2009) 关注规模经营和农民收入, 分析了美国农场经营净剩余的下降趋势, 并强调了农业支持的重要性[2]。近年来, 学者们对影响美国农场发展的因素给予了更多关注, 例如, 魏晓莎 (2014) 分析了美国农场规模化经营的做法, 得出政府支持是美国农场规模化进程中的重要动力[3]。夏益国等 (2015) 从土地面积入手, 分析了美国农场耕地集中的演变与发展, 并由此探讨了集中趋势的动因、影响和对中国农业生产的挑战[4]。吴敬才和陈日春 (2016) 对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农场进行了调查, 总结美国现代家庭农场的经营特点并得出了简单的启示[5]。Sumner (2014) 则重点考察了美国商业化农场的规模和效率, 得出农场规模主要受技术、管理能力和生产率的影响[6]。
可见, 关于美国农场的研究, 学者们已经在生产规模、收入绩效和政策方面做出了些许探讨, 但现有文献中针对农场数量和结构变迁及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的讨论依然较少, 对中国农业基本现状的结合分析仍然不足。因此, 本文从横向和纵向上对美国农场的规模、土地结构、生产效率和服务体系进行了更加综合性的考察和扩充, 同时结合中国情况进行重点探讨, 得出美国农场发展演变的经验借鉴。文章旨在弄清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美国家庭农场的数量、规模是如何调整变化的, 形成了美国当前怎样的家庭农场结构;这样的变化和调整对正在促进农地流转、形成农业规模经营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中国农业而言, 可以提供哪些有益的经验。
2 美国农场的数量和规模总况
农场1是美国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基本单位。1997年以来, 美国农场用地面积呈持续下降趋势, 从1997年的9.5亿英亩 (1英亩≈0.405hm2) 下降至2002年的9.4亿英亩, 2007年进一步下降至9.2亿英亩, 2012年则仅有9.1亿英亩。其中, 45.4%是永久牧场, 42.6%是从事谷物生产农场 (谷物农场) , 8.4%是林地, 剩余的3.6%是各类农场建筑物、牲畜设施等用地[7]。同时, 拥有这些农地的农场数量也呈持续下降趋势, 从1997年的221.6万个下降至2012年的210.9万个。而随着农场数量的减少, 农场规模在波动中略微扩大。1997年美国农场的平均土地规模为430.9英亩, 到2002年扩大至440.7英亩, 2007年降至418.2英亩, 而2012年又上升至433.6英亩 (表1) [7]。
表1 美国农场的数量和规模情况
单位:万个, 英亩, %
注:1英亩≈0.405hm2。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农业部农业统计报告整理而得。
根据美国农业部农业统计报告中的数据, 1997—2012年, 美国拥有农田的农场数量占农场总数量的比重不断下降, 由83.8%下降至73.6%, 平均每个农场的农田规模则从239.8英亩扩大至251.1英亩。从谷物生产方面来看, 谷物农场数量占拥有农田农场数量的比重从1997年的83.2%下降至2002年的77.8%, 2007年略微回升至78.8%, 2012年则进一步回升至83.1%;平均每个农场的谷物种植规模2持续扩大, 谷物销售额占美国农产品销售额的比重也从50.0%上升至53.8%[8]。可以看出, 虽然谷物农场数量有所减少, 但谷物的种植和销售规模逐渐扩大。
依据农场纳税人性质的不同, 美国农场可以分为家庭或个人农场、合伙农场、公司农场以及其他的合作、信托农场等。表2显示, 2012年美国家庭或个人农场占农场总数量的比重为86.7%[9]17, 是美国农场的主体。
表2 基于纳税法人主体划分的农场结构
单位:%
注:表中数据是指不同纳税人主体的农场数量占农场总数量的比重。
依据主要经营者非农工作情况的不同, 美国农场可以分为主要经营者无非农工作的农场和主要经营者有非农工作的农场两大类。2012年, 前者的数量占美国农场总数量的39.0%, 后者的数量占比为61% (表3) [10]。可见, 美国农场主要经营者的兼业比例较高。
表3 基于主要经营者非农工作情况划分的农场结构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资料报告整理而得。
3 从土地规模看美国农场结构变化
在美国农场总数量减少和单个农场土地规模扩大的趋势下, 美国农场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1 中等土地规模的农场数量减少, 较大和较小规模的农场数量增多
1997—2012年, 土地规模较小和较大的谷物农场数量不断增加, 而中等土地规模的谷物农场数量不断减少, 且平均规模下降。与1997年相比, 2012年土地规模在49英亩及以下的农场数量占比为38.5%, 提升了5.2个百分点;2 000英亩及以上的农场数量提高了0.5个百分点;而处于中间规模的农场数量则累计减少了5.7个百分点。图1显示, 美国农场的土地规模整体呈正偏分布, 也就是说, 49英亩及以下、50~179英亩的农场在美国农场中占比较大。
不同土地规模下农场数量的分布情况 (表4) 充分反映了以上结果[7]。
图1 不同土地规模下的农场数量占比
表4 不同土地规模下农场数量的分布
单位:%
注:表中数据是指不同土地规模下的农场数量占农场总数量的比重。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农业部农业统计报告数据整理而得。
3.2 农场专业化生产程度越来越高
MacDonald等 (2013) 利用计算农作物种植面积中点数3的方法评价美国农场的土地集中和专业化生产程度, 表5显示[8]12, 大田农作物收获面积的中点数均有所提高, 这意味着农场专业化生产的程度提升了。
3.3 大小农场之间的效率差异主要源于成本差异
3.3.1 相较于小土地规模农场, 较大土地规模农场的净资产回报率更高
表5 1987—2007年大田作物收获面积的中点数
单位:英亩
在美国, 不同农作物、大小农场之间的效率存在明显差异。所有的作物生产中, 土地规模较大的农场的回报率明显高于土地规模较小的农场;与大田谷物农场相比, 由于水果和蔬菜属于资本密集型的经营活动, 同等土地规模下, 水果和蔬菜作物农场的回报率明显高于玉米、小麦和大豆等谷物农场的回报率 (表6) [8]17。
表6 2008—2011年不同土地规模农场的净资产平均回报率
单位:%
注: (1) 样本统计只包括没有畜牧生产的谷物农场。 (2) 净资产平均回报率计算的分子是:净农场收入减去未付费的经营者劳动和管理贡献;分母是:资产减负债的净值。
3.3.2 大农场的生产成本要低于小农场
较低的生产成本带来了较高的回报率。以玉米、小麦和大豆农场为例, 就劳动投入而言, 每单位收获面积的劳动投入 (以工作时间为代表) 会随着农场土地规模的增加而大幅降低;就资本投入而言, 每单位收获面积上的资本 (设备) 使用量也随着土地规模的扩大而呈下降趋势 (表7) [8]18-19。因此, 与小农场相比, 较大农场的成本优势就体现在其经营活动可以将等量的劳动和资本应用到更大的面积上。
3.3.3 大农场使用社会化服务的程度更高
在农业生产中, 除了使用自我劳动力和自有设备, 农场还通过其他方式获取劳动力和设备/设施的使用, 以降低成本。表8[8]20-21呈现了3种主要的路径: (1) 租赁资本设备服务。从经销商或其他商业机构租入资本设备, 这些资产不作为农场的资产。 (2) 合同雇工服务。通过劳动合同供应商雇佣农业工人, 使劳动力的使用得以保障。 (3) 订制服务。通过生产服务合约购买订制服务供应商的服务。订制服务供应商通常自带劳动力、自带设备为农场提供喷洒农药或收割作物等服务。数据显示, 不管是谷物农场, 还是水果和蔬菜农场, 农场土地规模越大, 使用这3项服务的农场占比越高;并且资本密集型的水果和蔬菜生产农场的使用占比明显高于谷物类生产农场。
表7 2008—2011年不同作物农场的劳动和资本投入量
表8 2008—2011年不同作物生产中3项服务的使用情况
以上这些路径为农场发展带来的好处主要是: (1) 为经营者改变生产规模提供了弹性。 (2) 规避了购买昂贵资本设备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 (3) 为经营者专注于农场活动提供保障, 专业技能和服务可以依赖于订制服务供应商。目前, 订制服务使用比较多的是玉米、大豆和小麦等作物生产和经营活动。
4 从销售规模看美国农场结构变化
从销售规模上看的农场结构变化与从土地规模上看的农场结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4.1 销售额低的小农场是美国农场的主体
Burns等 (2016) 将农场规模按农场“总现金收入”指标进行划分, 将农场分为:极低销售额农场 (低于10 000美元) 、小商业农场 (10 000~349 999美元) 、中等规模农场 (350 000~999 999美元) 和大规模农场 (1 000 000美元及以上) 。1992—2012年, 农场规模的数量变化是:低销售额农场的数量增长了61%, 小商业农场的数量减少了22%, 中等规模农场的数量减少了5%, 大规模农场的数量增长了107%。2012年, 2 500美元以下年销售额的农场占比达37.4%, 年销售额在10 000美元以下的农场累计达56.7%[11]7-9。可见, 小农场是美国农场的主体。
4.2 不同销售规模农场之间的转化情况
不同销售规模农场在数量上的变化也说明农场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关系。表9表明了1992—2012年美国农场的转化情况。以2007—2012年中等规模农场为例, 数据表明这5年内除了57.8%的农场仍保持着中等规模, 有24.6%转化为小商业农场, 16.6%则向大规模农场转变。
农场规模的转化意味着有一部分农场经营者通过土地出租、售卖和馈赠等方式退出土地经营, 也有一部分农场经营者则通过租入、购买和继承等方式进入农业[9]32。Hoppe和Korb (2006) 的研究发现, 美国农场的退出率每年是9%~10%, 接近于美国非农小商业的退出率。该研究也发现, 对于年销售额大于25万美元的农场, 年退出率是6%~7%;随着农场销售额的增大, 农场退出率降低[11]18。一部分农场经营者的退出使大规模农场集聚土地成为可能, 进而造就了大规模农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表9 1992—2012年不同销售规模农场的转化情况
单位:%
4.3 不同规模农场之间转化的原因
(1) 农场商业行为的选择。农场经营中的财务失败、经营者职业的改变和非农收入水平等都会影响农场的转化。Key和Roberts (2006;2007) 的研究发现, 每英亩的政府补贴对农场商业的生存和增长有微小但是显著的正向影响[11]21。
(2) 农场家庭生命周期自然进化的结果。相关资料显示, 美国农场经营者的平均年龄从1997年的54.0岁增加至2002年的55.3岁、2007年的57.1岁、2012年的58.3岁, 可见美国农场经营者是年龄渐增、不断变老的过程, 同时, 家庭人口规模也从2002年的3人减少至2014年的2人。Hoppe和Korb (2006) 的研究发现, 经营者的年龄显著影响农场退出率。经营者年龄在45~54岁之前的农场退出率较低, 45~54岁年龄段的农场退出率达8%~9%, 经营者年龄在65岁以上的农场退出率提高至12%~13%[11]20-21。中等规模农场作为一个整体, 可以看成是年轻和年长经营者的交叉点。大多数中等规模农场是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的生存和增长与农场主要经营者的生命周期高度相关。年轻的农场主通常愿意冒险发展经营, 有的成功并扩大经营, 有的失败或退出农业。年长的经营者则会缩减经营, 出租土地, 最后退出农业。事实上, 大约1/3的年长经营者的土地或者出租, 或者进入美国农业部农场服务局的保护保有计划。
(3) 农地合并的外在驱动力[8]22-32。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 劳动节约型技术不断创新。例如, 农业生产中的各类设备、化学品、种子、耕作方式和信息技术等不断发展与应用, 使农民合并农地、经营大农场成为可能。 (2) 农场经营者采取风险管理的手段有所提升。例如, 随着农场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一些财务风险会相应暴露出来, 许多农场经营者会采取契约的方式, 与农产品购买者建立稳定的契约关系, 以降低农场在投入和产出价格波动上的风险。契约使农场产品的销售出路得以保障, 并且通过契约可以进一步扩大农场经营者的信贷可获得性, 降低信贷风险。农业契约的广泛使用使大农场非常便利地进行经营转变。在美国有两种类型的农业契约:生产契约和营销契约。生产契约主要使用在牲畜、蔬菜和园艺作物的生产上, 在这种契约下, 合约方拥有正在生产的产品, 农民的责任是向合约方提供专业化服务, 合约对农民提供服务的内容、补偿服务的方式和生产投入的责任方均会做出明确的规定。营销契约则在谷物生产中应用广泛, 并且与生产契约不同的是, 农民向合约方提供的是商品而不是服务, 这种契约会设定农产品价格, 或者确定一种农产品交付方式和交付数量的机制, 并与现金销售、储备销售和财务对冲等风险管理策略联系在一起。2011年, 美国农业生产中的40%、谷物生产中的32%均通过营销契约来实现风险控制和管理。 (3) 联邦计划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农场规模和结构。农产品计划, 谷物保险计划, 土壤、环境保护计划和新农民计划等对大农场和小农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同时也可能影响生产者对风险的认知, 并通过农民适应风险的方式来间接影响农场规模, 也就是说, 退出农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往往也是农场经营者所采取的一种适应风险的方式。
5 美国农场规模和结构变迁对中国的启示
近几十年来, 美国农业发展中的农场规模和结构均不断发生调整, 特别是不同规模农场内部的相互转变, 表现出中等规模农场是过渡性农场的特点, 以及农地向大规模农场集聚的趋势。但是无论如何转变, 从农场数量分布上看, 小土地规模和低销售额的小农场仍然是美国农场的主体。当然, 由于土地向大农场集聚的情况明显, 因此大农场的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大农场生产的谷物数量占美国谷物生产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基于历史分析, 笔者认为, 美国农场规模和结构现状的形成是美国政府农业支持政策调整指引、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和农业技术推广深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和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进程中, 适度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前提和基础。基于美国农场变迁的经验, 笔者认为以下几点经验值得借鉴。
5.1 优先培育和发展中等规模农地经营主体
美国农场的转变经验表明, 小农场直接转变为大农场的比例非常低, 而小农场直接转变为中等规模农场的比例较高。在中国农村农户土地面积小规模、分散、细碎的情况下, 直接培育和实现大规模 (或者说适度) 经营主体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都比较高。因此, 笔者建议优先培育和发展中等规模农地经营主体, 可以先通过促进小范围、区域内的农地流转, 鼓励有经营能力、有生产技术的农民承租更多土地。例如, 可以先从一村做起, 逐步实现村内土地集聚, 不断扩大农地经营面积, 逐步形成中等规模的过渡型农地经营主体。然后再向邻村、邻乡辐射, 适时采取政策激励措施, 促进中等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向较大规模农地经营主体的转变。
5.2 在尊重人口生命周期规律基础上促进农地流转
美国农场的土地流转经验表明, 农地流转的可能性会随着经营者年龄的增长而变大。因此, 在尊重人口生命周期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和调整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的政策, 特别是针对老年人口, 通过提供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 促进他们能够自愿退出农地经营活动, 这对适度集聚农地、推动规模经营具有重要的意义。农地流转既要考虑快速推进的城镇化需要和发展农村经济的需要, 也要考虑尊重农村人口自身发展的需要;既要考虑政府政策的激励作用, 也要考虑尊重自然规律的作用, 减少不必要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
5.3 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美国农场的经营经验表明, 社会化服务是农业土地集聚、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生产的需要, 经营者采纳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规避财务风险、提高生产效率。在中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既是保障规模经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也是响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可行路径。
5.4 利用政策措施影响农业经营者行为
美国政府利用多种政策措施调控农业资源配置的经验表明, 农业经营主体会根据政府政策措施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选择。例如, 中国政府提出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 可能引导农业经营者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实现帕累托改进;中国财政支农的方向和力度、农业补贴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 也会引导农业经营者在调整生产结构和发展规模经营等方面做出适时的调整。
5.5 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
美国农场开展专业化生产的经验表明, 农场规模越大, 专业化程度越高, 潜在的经营风险越大, 特别是市场价格波动和自然灾害等风险对农业经营收入的稳定带来负向影响, 因此, 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非常必要。在分散价格风险方面, 政府可以鼓励农民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农产品价格信息平台等途径, 理性判断农产品的价格预期, 进而调整农业生产的内容和结构。在分散自然风险方面,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种有效的工具, 这需要政府进行全面的规划、设计和参与。目前, 中国政府正逐步发展和建立农业保险体系, 2012年出台了《农业保险条例》 (2016年修订) 、2017年推行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工作等。中国政府正在构建有效的农业安全网, 以此分散农业风险, 达到保障农业经营收入和稳定农业生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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