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阿贝尔，本名李瑞平。1987年开始写作，作品刊发于《人民文学》《天涯》《花城》《大家》《上海文学》《散文》等期刊。作品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台湾第三十届《中国时报》散文奖、第六届四川文学奖。出版散文集《隐秘的乡村》、《灵山札记》及长篇小说《老屋》。现居四川平武。
一
从即刻往回走，走过昨天，走过前天，走过456天，就会再一次看见我的父亲躺在一口松木棺材里，整个人都枯萎得不像人了，像干燥花，或者像木乃伊。棺材竖放在堂屋的两根高凳上，盖子翘着，斜着一道缝儿。人们就是通过那道缝儿告别我亡故的父亲的。棺材上系着一道红，底下燃着一盏清油灯，前面放着一口大铁锅，里面烧着纸钱。烧纸钱的有我的母亲和妹妹，大哥和二哥，也有亲戚。我依旧记得我母亲和妹妹烧纸钱的样子。跪着。半跪着。继而蹲着。母亲的悲痛已有所缓和，眼里除了一点茫然，就只剩疲倦了。从千里之外回来的妹妹在打盹，火苗舔到手指也不知道。
起先我也烧过纸钱，但我不明白这烧纸钱的意义，就去里屋打麻将了，只是趁下桌撒尿的时候顺便丢几张纸在锅里。我知道，母亲给父亲烧纸是因为父亲一生都对母亲好，爱母亲，虽然这爱是旧时旧式的，不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的自由之爱，但毕竟是爱，有本能，有责任，有礼数。我也知道，妹妹所以给父亲烧纸，是因为妹妹对父亲好，真心的好。妹妹给父亲买金戒指，买名牌衣裳。妹妹拿钱给父亲治病。然而我不明白，那些平常并不把父亲当人的人，为什么也要给父亲烧纸，而且还要下跪。我不明白，是不是人死了黑的污的都没有了，留下的都是闪闪发光的。
往回走的路是时间隧道，也是乡间土路。走过麦苗，走过菜花，就走进了我父亲的村庄。走过青皮树，走过石墙，走过一排排樱桃树，就走进了我父亲的院子。乡亲们停下了所有的活路，都聚在院子里，帮的帮忙，打的打牌。都是熟脸门儿，见了，都不张扬，只是问候。“来了？来了。你也来了？来了”。虽也是逢酒遇席，但毕竟不是喜酒，毕竟死了人，该避讳的要避讳。新柴已经划出，堆在房子当头。边口肉搁在门板上，厨子拿把黑青的刀正在剖析。豆浆已经下锅，新柴燃出的火苗舔着锅底，豆腐已经成形。雪白的米在蒸笼里膨胀，稻谷的气味飘进了在竹林晒太阳的老人的鼻孔。他们裹着军大衣，个个德高望重。春色春意在石墙外面，却过不了石墙。酒席就这样继续，热闹就这样继续，直到看好的期。也许三天三夜。也许不止三天三夜。
热闹是别人的。忙才是我们的。只是忙。麻木的忙。少有悲伤。帮忙的是个别，大多是来吃喝玩乐的。吃喝玩是明明白白的。乐在暗中。因为忙，加上热闹的感染，加上父亲是久病，加上平素与父亲情意的淡漠，我们做儿女的也没有把父亲的死往心上搁。死有什么？见惯不惊。重要的是把死者送走。正确的。声势浩荡的。这是死人的脸面，更是活人的面子。
二
除开这456天，我已有的全部生活都是与我父亲在这颗星球上共度的。掐指算来，将近37年。其中最初的13年，我们同在一个村子一所房子。我吃他的饭，花他的钱，读他的书，挨他的打，看他的脸色。过后的6年，虽然我还吃他的饭，花他的钱，挨他的打，看他的脸色，但只是偶尔。我离开了他的村庄，离开了他的房子，只是假期回来，接受他的再教育。之后的18年，我工作了，不吃他的饭不花他的钱了，我们的共度成了天各一方，只是逢年过节在一起。但就是这微乎其微的在一起，我仍得看他的脸色。在世人眼中，我父亲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一个健全的人，一个有福的人。但在我的记忆中，在我的感觉中，在我力所能及的判断中，我父亲则是一个有缺陷的人。这缺陷，绝非缺胳膊少腿，是看不见的。甚至也绝非一般心理学意义上的毛病，而是不为普通人发现的、藏匿极深的人格的缺陷。这缺陷，非常类似于末代帝王和变异水果的缺陷，有基因的原由，也有环境的因素。
应该说掌管我父亲的身体的基因还是不错的，它给了我父亲一个一米七的个头（作为南方男子已经不错了），一张轮廓分明、五官端庄的脸，一头黑亮柔顺的头发，一个挺拔的腰板。同时，还给了我父亲一个好使的头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里，我父亲的两个兄长都没能逃脱疾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的洗礼，而同样作为地主子女的他，却能毫发不伤，幸免于难，并且还有能耐背地里搞到吃喝。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他经受住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的考验。父亲坐在门槛上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享了多年的清福。那时候，我和我的两个兄长一个妹妹，都把书读出来了，耍脱了“农皮”，大哥和妹妹还弄了芝麻官什么的当，妹夫的生意也正做得红火，不要银子往自己钱袋子里淌都办不到。抽着妹妹买回的红塔山，看着竹林里跳来跳去的麻雀，我父亲说这话的口气是自豪的，甚至是得意的。他该得意。他有得意的本钱。这本钱不是我们，而是他“打鬼随鬼转”的为人处世的灵丹妙药。那段日子，我父亲的自我感觉好到了极点。
在我的记忆和感觉中，我父亲的形象恶劣但却鲜明。他从路口石墙外的樱桃树底下走过，咳嗽的声音让我们哑然。他在窗外斗锄把，或者划竹子，黑红的脸膛时隐时现，额头和颈项上的青筋暴出，像隐匿的小蛇。他哼着小调在木楼下做木活，推刨的声音干净利索，刨出的木花儿雪白喷香。他进厨房拖起把菜刀，向神龛上的主席像划去。主席穿着毛料衣裳，坐在太师椅上。主席是两个。煤油灯的光线很暗，看不清哪边是哪个主席。他不仅看清了，而且分清了。他拿他做木活的尺子和墨笔在两个主席之间划了条线，举起菜刀，把他们割开了。他挥刀前说，接班人死了，坐飞机死的，想往苏修跑，结果飞机莫油了，栽啦。大哥说，毛主席就要老了，他马上就可以接班了，他跑到苏修去干什么？大哥的话音未落，他反手给了他一个耳光。比较响亮。大哥正站在神龛前面的晒簟里为他掌灯。先前，他梦见自己坐在一辆从柬埔寨开往越南的列车上。
他坐在矮桌旁喝酒，眼睛不在杯盏，也不在碗碟，而在房梁的亮瓦上。竹子随风摇曳，亮瓦时明时暗，他的眼睛也时明时暗。暧昧，依旧可以叫暧昧。他的手指甲在桌面的缝隙里抠，油垢像肥沃的泥土被翻出，散发出古老的香味。“把收录机关掉，老子想安安静静地喝酒！”他对我说，看也不看我。“不关！我想听音乐！”我说。我也不看他。“音乐？死声淘气的，也叫音乐？叫哀乐还差不多！”他一个人干了杯，再斟满。“你能说哀乐不是音乐？”我起身欲走。“老子叫你把录音机关了你就关了！老子听不惯，跟死了人似的！”他转过头，盯着我。他的眼睛里有毒。“不关，我就想听跟死了人一样的音乐！”我转过身，盯着他，眼光锥子一样。我也在我的眼睛里放了毒。“录音机是老子买的，老子有权不要你听！”他砸了酒杯和那只拿酒杯的手，玻璃钻进了他的肉，血流出来混在了酒里。我感觉酒里有毒，他的血里也有毒。
三
我对我父亲的记忆开始于那些阳光洒满露珠的早晨。那时候的阳光掷地有声，像沙砾，落在树梢上能压弯树梢。那时候的露珠晶莹剔透，硕大圣洁，承载于肥硕碧绿的樱桃叶。还有桑叶和青冈叶。那时候，天空时常蓝得像地中海，手伸进去，手也染蓝了。但天再蓝，阳光再粗糙，却不觉旱，不觉烈。有风，凉凉的，潮湿。那时候多白雨，看着看着，就从房背后、山那边、河对面下过来，一霎，或者几霎，嘎然而止，干练。水质纯净，张嘴可饮，味道甘美。
在如此天然纯粹的阳光雨露里生息劳作，我父亲却没有丝毫的快乐和幸福。至少在我看来没有。我父亲总是板着脸，从不开颜，仿佛他的脸不是真的脸，而是一个面具，一个固定了表情的面具，木头或塑料做的面具。然而，我父亲的脸不是面具，是真的脸，除了不会笑不会慈祥，除了“板”，它还会愤怒，还会咆哮，还会像狮子和老虎张牙裂齿，双目喷火。我和我的两个兄长一个妹妹生来都惧怕父亲。惧怕他的脸，他的声音，他的影子。父亲个高，干瘦，脸膛黑红，额头和脖子青筋绽出，每每发怒，青筋都会在黑红的肌肤下滚动，颇像藏匿起来的幼蛇。那些流淌着我父亲的血的小蛇仿佛也是与身俱来的，从一开始就属于了我父亲，属于了我父亲的血液，骨头，情绪，属于了我父亲的心胸和品性。随着我父亲的生长，那些蛇也在生长，毒力也在生长。那些蛇把它们的毒力传到了我父亲的眼神，传到了我父亲的声音，甚至传到了我父亲的发端。
我们惧怕父亲，就躲避父亲，尽量不与他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只要我父亲在桌上，我们就都不上桌，要么围着灶头，要么聚在屋檐下，要么干脆端着碗去到路口，坐在石墙上吃。干活的时候，我们也不跟他在一起，他在东，我们就在西，他在北，我们就在南，到了吃饭的时间，我们也不喊他，只管走我们的。我们更没有愿意跟他在一个床睡觉的，仿佛跟他睡了就会丧命，不丧命也会像《吃人婆》里讲的，被他吃掉脚趾手指。有一两回，家里来了客人，我父亲命令我跟他睡。没有人能想象那样的夜晚我有多痛苦。我蜷缩在我父亲的脚底下，尽量不去挨他，好象挨了他就会被他吃掉。
我们对父亲的惧怕不是想当然的。我们对父亲的惧怕来自父亲的凶狠与恶毒。在对我们的教育上，父亲一贯奉行“黄筋条子出好人”的方针。打人成了我父亲的日常事务，挨打成了我和我的两个兄长一个妹妹每天的功课。我父亲打人的密度和力度与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无关，只与他的心情有关。我父亲在打人上善于借鉴。最让他自得的借鉴是陪打。没犯一点错误，也得陪犯了错误的挨打。我父亲把这叫着“陪杀场”，其意义在于“打柱头惊扇磴”，在于“杀鸡给猴看”。我父亲不喜欢在打骂人的时候有人回嘴，凡回嘴者，必罪加一等。因此我们挨打的时候，不管心头有多大的委屈，冤屈，都气不敢出，必作虔诚的低头认罪状。长此以往，我父亲自然就成了凶神恶煞的化身，举手投足，甚至连咳声嗽放个屁，都对我们的肉体和精神构成了威胁。比如我们本来在院子里耍得好好的，本来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只要一听到他的响动，便立即归依佛法，腿肚子还一个劲地打颤。我母亲把我们的恐惧样叫着“老鼠子见了猫”。父亲从来不与我们说笑，更不与我们玩耍，他与我们唯一的交流方式就是打骂，训斥，恫吓。
我小时候经常尿床，而妹妹爱生黄甲疮，时常在麦子扬花的时候钻进麦地打滚，据说麦子的花粉可以治愈黄甲疮。大哥二哥都是早熟品种，小学成绩极好，初中就分心了，暗恋那些同样早熟的女子去了。我们四姊妹各自的劣习，没有少给我们本来就善于抓机会的父亲机会。对于爱尿床的我的处罚，是不让去上课，顶着床单或被盖，在太阳底下曝晒。对于大哥二哥的处罚要重得多，打骂不说，还要长久地跪，不准吃饭。谁叫他们犯涉及“生活作风”的错误呢？谁叫他们醒事得那么早？妹妹小，又是唯一的女孩儿，只是偶尔挨几个并不响亮的巴掌，且大多打在肉漉漉的屁股上。即使“陪杀场”，也只是跪跪而已，走走过场，并不像我们陪着挨真打。对妹妹的宽待，是迄今为止我发现的父亲唯一人性的地方。
我父亲也有不在家的时候。出门做木活去了，上老林挖药去了，或者进城卖樱桃让亲戚留下过夜了。我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四姊妹该有多高兴啊。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我们获得了解放，我们获得了自由。我们说我们想说的，做我们想做的，吃我们想吃的（只要有）。我母亲习惯了我们归依佛法的样子，不喜欢我们的自由化，把我们这种父亲不在时的放纵叫着“猫儿走了老鼠子反阵了”。每每那时侯，每每我们“反阵”的时候，我们是多么地希望我们的父亲永远不回家啊。我心底甚至生出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希望我父亲死掉。我们深知，我们的父亲的存在，是对我们的自由和快乐的致命的威胁。
四
凌晨四点，有人在灵堂喊开孝了。我舍不得我的手气，说再搓几把开孝也不迟。大哥发火了，说期是先生看好的，依先生的还是依我的？母亲哭了，说看在你们睡在枋子里的老汉儿的面子上，都出来开孝，等把你老汉儿送上了山，看你们咋个搓！
我出去了。灵堂里闹闹嚷嚷，人密密麻麻，像是开大会。好多亲戚都拥在我父亲的棺材旁伺候我父亲。我父亲棺材前的香火正旺。先生开讲了，说得唾沫横飞。孝是从大哥大嫂开起的。大哥大嫂首先下跪，再包孝帕。孝是“拖拖孝”，土白布的，从头一直拖到脚。包孝帕的时候，大哥一本正经，大嫂和包的人却嘻嘻哈哈笑了。旁边的人都跟着笑了。我也笑了，把眼泪都笑出来了。戴了孝的大哥大嫂像是变了个人，样子实在滑稽。笑过，轮到了二哥二嫂。又是一阵笑。二哥干瘦，“拖拖孝”把他衬托得像根豆芽。轮到我时，我没有像大哥二哥那样完全地下跪，而只是半跪。妹妹说我是怕把新裤子跪脏了。妹妹说错了，我是心不诚，不愿跪。在过去的日子里，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跪得还不够吗？为活人跪了，又为死人跪，我不愿意。
等戴了孝的人齐刷刷站起来，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拖拖孝”，长长的，拖拖的，惨白惨白的，加上哀乐，悲伤，悲凉，悲哀，悲怆，悲痛。先生继续讲，依旧是唾沫横飞。先生讲的什么，我是一无所知，我相信在场的人也都是一无所知。
盖棺了（我们当地叫掩棺）。按规矩都得与棺材中的人见上最后一面。母亲见了，我父亲的两个兄弟见了，几个亲戚和村人也见了，大哥二哥见了。他们还说了话。我母亲说的是，老头子，这下你倒好哟，一走百走，丢下我不管……我母亲突然悲由心起，扶棺号啕起来。我没有要见我父亲最后一面的意思，我想象得起一个患肝癌死的人躺在棺材里的模样，我甚至想象得起一个今日尚活着的人日后死了躺在棺材里的模样。但就在掩棺前的一瞬，我改变了主意，我上前见了我的父亲。父亲真像一具木乃伊啊，脸只剩一搭黑皮，手杆只是两根小棍，穿了若干套新衣裳的整个人只是一个稻草把。
我哭了，嘤嘤地哭了。我感觉到一股悲怆从我的血液和骨头里窜了出来，封锁了我神经上所有的光亮。这悲怆属于我的父亲，更属于棺材里那具木乃伊，属于所有消失了的、正在消失和将要消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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