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我们不乏勇气和智慧。结构性改革大都是长期的、渐进的,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短期离不开必要的政策支持。
2023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得到缓解,经济发展回升向好,经济运行实现了良好开局,但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不强,需求仍然不足。
当前我国国内经济恢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既有内部“三重压力”不断演进的因素,也有外部百年变局演进,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的持续影响;既有企业和家庭资产负债表受损等疫情疤痕效应,也有疫情前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持续冲击。
治本之道是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我们不乏勇气和智慧。20世纪末,迫于国有企业长期亏损、福利分房难以维系压力,我国加快了住房商品化和货币化改革。这不仅帮助国企改革回笼了部分资金,还培育了住房消费新的经济增长点。21世纪初,我国创造性地利用外汇储备注资的方式,支持国有银行股改上市。这既化解了国内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又实现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更成功抵御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对于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现在“小作文”满天飞,但旧办法多新办法少、计划的多市场的少。对此,要直面问题、迎难而上,拿出更多新的思路和方法。具体到前述两大风险,要在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和现代财政制度的框架下拿出一揽子解决方案,要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要防止政策“翻烧饼”。
在当预期转弱说了两年之后,现在做比说或许更重要。只有稳住经济,才能提振信心。如2022年底,防疫措施和监管政策优化,改善了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复苏前景的预期。结果是,2022年底2023年初,在“强预期、弱现实”背景下出现了“股汇双升”。之后,随着经济复苏势头放缓,国内金融市场才再现调整行情。
结构性改革大都是长期的、渐进的,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短期离不开必要的政策支持。2023年6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必须采用更加有力的措施,增强发展动能,优化经济结构,研究提出了一批政策措施,并强调具备条件的要及时出台、抓紧实施,同时加强政策措施的储备,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综合效应。会前的意外降息揭开了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的序幕。
宏观调控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首先是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与1998年和2008年的危机时不同,现在我国宏观杠杆率特别是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大幅攀升。根据社科院的数据,1997年底,我国居民、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分别为5%、91%和10%,2008年底分别为18%、95%和28%,2022年底分别为62%、161%和50%。因新冠疫情三年现金流受损,目前居民和企业部门加杠杆意愿和能力减弱。货币政策只能提供流动性却解决不了现金流问题,需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通过政府部门加杠杆,改善市场主体偿付能力。一旦居民和企业部门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未来政策救助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其次是消费端要进一步加力。长期以来,扩大政府投资是我国危机应对的政策发力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两年四万亿一揽子投资计划,驱动中国实现了经济V型反弹。不过,当年民间投资只占到固定资产投资的百分之三四十,经济体量也仅有二三十万亿元。现在民间投资占比百分之五六十,经济体量高达一百二十万亿元,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显然难及从前。当前国内物价低迷,其实质是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消费是企业收入的来源。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同时外需又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企业缺乏扩大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导致政府投资难以带动社会投资。宏观调控应在扩大消费方面多下功夫,围绕稳住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发挥财政、货币、产业及社会政策的合力。长远看,这也有助于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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