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是《美国管理学会会刊-学习与教育分刊》在印的一篇文章，2019年7月24日提前上网。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2019, THE STATE OF UNDERGRADUATE BUSINESS EDUCATION: A PERFECT STORM OR CLIMATE CHANGE? Published Online:24 Jul 2019 https://doi.org/10.5465/amle.2017.0044
原作者Kay J. Bunch
中文摘译作者：戴珒，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教育背景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学士、管理学硕士、博士。在上海科技大学教授的课程有《质量101》、《组织行为学》、《创业领导力》，负责质量中国项目（一项旨在为理工科背景的大学生和职业人士培养管理意识、技术和能力的教育改革项目）。
联系邮箱：daijin@shanghaitech.edu.cn
——以下为正文——
对美国大学本科商科教育的新一轮反思，源于2011年出版的一本书”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该书基于超过2000名美国大学生的学业数据，毫不留情地指出超过45%的学生大学头两年里审辨性思维[1]、综合推理和书面沟通能力毫无进步，36%大学四年里都没有进步；而其中商科学生垫底。该书引发了教育界和媒体的大讨论。
（图源https://www.press.uchicago.edu/ucp/books/book/chicago/A/bo10327226.html）
很多人将此比喻为暴风雨、也就是看作是大灾难，原文作者、佐治亚州立大学商学院的Kay J. Bunch教授指出另一种理解：这会不会是“新常态”（new normal）呢？因此她更认同理解为“气候变化”。
一、美国大学本科商科教育怎么了？
文中总结了美国本科教育的一些现状和讨论。美国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持续下降。尽管大部分人都同意高中文凭不够，但大学似乎并没有让毕业生为工作做好准备。越来越多的毕业生 “专业太水”（unengaged）、“学的没用”（unprepared）、“高不成，低就”（underemployed）。
“专业太水”
Unengaged
从学业投入看，大学生的学业投入都在降低，在商科尤为严重。2010年的一项全美调查发现，商科学生投入课程预习的时间比其他专业都少。商科学生在审辨性思维和写作的测试中，即便控制了入学水平，仍然是最差的。2014年的一项调查中，在社科/教育学、理工科、人文艺术和商科四大类里，商科专业从教师得到的支持（根据学生提供的主观评价）最少。同是2014年的盖洛普-普渡指数[2]（Gallup-Purdue Index）报告显示，学业投入会影响对未来职业的态度，商科学生在“不管毕业后走何种职业路径，对现在做的有强烈兴趣”上意愿最低。
从性价比看，大学学历带来的收入和产生的成本如何？有大学学历的人工资比只有高中学历的高不少，但这个差距已经在过去十年被拉平，部分是由于过去那些由白领工人完成的“常规认知”（routine cognitive）任务正在被技术取代。读大学值不值，观念正在变化，2016年美国国家研究中心的消费者调查称，身负大学贷款的受访者有45%表示大学不值这个钱。
尽管商科仍然是最热门的专业，但2009年14.4%的大学新生打算选商科，这一比例是1974年以来的最低（该比率在1987年曾达到25.7%）。这一衰减可能跟大萧条有关，但就2014年颁发的学士学位比率来看，自然科学比商科热门。商科学位在1988年曾一度高达24.9%但2014年降至18.5%。
“学的没用”
Unprepared
太多商科学生没有为象牙塔外的认知要求做好准备。商科在保证就业率上数据不错，可是尽管商学院采取了更实践导向、工作相关的课程体系去满足雇主期望，但根据PayScale 2014年发布的报告，人文艺术专业（如历史和哲学）在职业中期的年薪中位数已经超过了商科专业。通过操纵简历上的专业和实习经验所做的一项实验研究也表明，实习经历比相关专业的学位更能赢得商业相关工作的面试机会。
所学对就业没用，那对继续深造呢？商科毕业生在LSAT（法学院研究生入学考试）和GMAT（商学院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成绩也是垫底。
“高不成，低就”
Underemployed
对大一新生的调查显示，他们看重找工作和财务保障的程度在过去四十年中翻了番（从46%升至85%）。与此一致的，另一个调查发现，学生选择商科时，找工作是其首要考虑。而事实是商科专业面临高“不充分就业率”[3]，且是一辈子的影响。根据美国普查局和劳工部的调查，只有39%的商科学位获得者在毕业两年后的工作岗位是需要本科学历的。福布斯指出，实际数据更糟糕，尽管美国整体失业率显著下降，2016年商科和相关专业毕业时的不充分就业率高达47%。
整体上“学位通胀”，越来越多在过去不作学历要求的岗位现在要求本科学历，但对商科毕业生似乎仍不乐观。2011年的一篇《纽约时报》专栏指出，尽管商科毕业生在第一份工作可能还不错，但他们中大部分人面临转型压力，毕业一年后9%失业，28%没有全职工作，45%住回父母或亲戚家里。
二、什么原因造成商科本科的败落？
“Academically Adrift”出版后引发了大量讨论，这些灾难性结果是如何造成的。Bunch教授沿用前人分析讨论了如下原因。
糊里糊涂入学
Students entering college unprepared
很多大学生，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弱势的，大学入学时起点低，之后也很难进展。美国千禧一代尽管比前几代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学业分数更高，但阅读、算术和问题解决能力在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中排名垫底。这跟美国“有教无类法案”[4]有关，写作和审辨性思维的教学被标准化应试教育挤占了时间；高分易得、“鼓励式教育”都让最年轻的千禧代更不愿有挑战性的课程学习、也不能接受大学里的负面评价。这种抵制还与新一代的这些个性特质有关：过度且脆弱的自信、对批评高度敏感、“成绩特权”（ academic entitlement，认为自己就该得高分的自负）、不接受不同意见、高攻击性。
在这大形势下，SAT成绩不好的高中生因为认为商科相对简单且就业有保障，更倾向于报商科。
培养方案混乱
Curriculum Chaos
2009年的AACSB BizEd（国际性商学院联合认证机构的会刊）指出：商业社会快速变化，管理教育也随之快速变化。为了响应用人单位要求，商学院强调工作相关的内容和高度结构化的问题解决。北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Gerald F. Smith教授在其2003年的论文中指出，大部分商学院的课程设置，口口声声说教决策，强调的是实际组织环境下根本用不上的专门技术。2011年，霍普学院(Hope College)副教授William Pannapacker发表在《高等教育纪事报》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为了吸引学生，一些商学院提供的学位项目描述得“就是一串并无关联的噱头（marketable topics）加上一些缺乏统一标准的必修课”。不幸的是，如果为了用人单位要求而把课程设置成特别的“为了工作做准备”的技能，可能是短视甚至反生产力的，因为有太多证据表明，用人单位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或是对于工作要求的假设毫无依据。
把学生当客户
Student as Customer
教育机构在二十多年前开始把学生当做客户。学生的感受从学习者转变为客户。基林咨询公司（Keeling & Associates, LLC）的Richard P. Keeling博士与 耶鲁大学讲师Richard H. Hersh博士在“ We're Losing Our Minds: Rethinking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试译名：《我们正在失去理智：反思美国高等教育》）一书中指出“本科学位成了像其他商品一样购买的消费品”。
考虑到排名和学生满意度得分，商学院的管理者们为了吸引和留住学生，提供“对学生友好的”课程。消费主义其实是损害这些“客户”的，他们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审辨性思维技能和坚持的品格更能带来长远的职业优势，而不是短期的职业知识。
消费主义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分数通胀。
分数通胀
Grade Inflation
尽管高中生进入大学时的审辨性思维、写作、问题解决能力变差了，但是平均分A以上的大学生所占比例从1976年到2010年翻番了。商科学生的GPA比其他学科高，尤其是管理、营销和物流专业。用人单位以往要用GPA预测职业成功，但分数通胀使得分数的信号作用被扭曲了。
对分数的预期会跟专业选择、“客户”对老师的满意度相关，而且造成了对自己学业和职业不切实际的想法。因此，商科学生对自己实际能力如何的评估恐怕最不准确。在大学期间能够挑战他们自信心的机会很少，因此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时对未来过度乐观，但缺乏耐性、也缺乏应对职业挫折的能力。
预算约束
Budget Constraints
很讽刺的是，尽管实际上学得更少，学生们为大学教育要付更多的钱了。学费在过去35年上涨了1200%，两倍于医疗品的通胀、4倍于CPI。2000-2010十年间，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增长了72%，但与此同时，有学士学位的25-34岁全职工人的平均收入下降了15%，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债务上升了25%。
高等教育的管理者们因此试图用“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比如提高课堂容量或扩展在线教育。但降低传授成本的措施可能会同时损失硬技能和软技能的开发。2015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当商科这类教育项目变得更职业化而减少对审辨性思维的强调，越是低收入和缺乏准备的学生，越是容易受影响而“低就”。有研究者配对比较了37对在线的和面对面教学的会计项目，发现在线教育项目的学生在毕业率、CPA考试报考率和CPA通过率上都更差。也有学者指出对于一些学生而言，在线课程和大班教学降低了社会资本的累积。
教师情况
Faculty Status
另一项削减成本的措施是持续增长的对于兼职教师的依赖。有70%的大学老师是兼职，没拿到终身教职也不在终身教职序列。而1969年兼职教师只有21%。与此相较，过去40年里在行政管理上的开销增长率是教育开销的2倍。因此，教师成本在学费中占比缩水，而硬件设施、行政管理和所谓“学生支持”成本在增加。
节约经费没人否认是好事儿，但2015年的一项研究指出， “剥削教育劳动力”（exploitation of academic labor）有其隐藏成本。比如说，分数通胀就跟这个教师现状有关。199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所公立学校的417门大一课程，更初级的教师拿到更高分的教评。这很讽刺，当砍教学成本时，过度依赖兼职教师会降低 “客户” 基数，因为教师状况会影响专业选择和大一学生来年会不会回来的概率。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第一门会计课是兼职老师教的学生会更少选择会计作为专业。原作者Bunch教授声明，并不是说兼职老师不好，但事实是兼职老师一般而言会更少有时间跟学生们在课外待在一起。
2016年《高等教育研究》（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的一篇论文，基于消费者-服务业的文献，从理论上指出强调学生作为消费者的满意度后，教师可能经历更高的情绪衰竭和压力，因为害怕不开心的“消费者”有权给他们打低分、在社交媒体上抱怨，或者向行政管理部门投诉。降低成本的措施默默侵蚀了师生关系，看来降低了双方的投入。
学生评教
Student Evaluation of Teachers
强调消费者满意度催生了学生评教。直觉上教师应当从学生反馈中获益，但调查结果不尽如是。教评分数高并不保证有效学习（2009-2010年有多个研究支持），但跟受访学生预期的课程成绩正相关。事实上一些研究指出学生的学习和评教打分之间没关系甚至是负相关。2010年发表的一份研究调查了一万名学生，发现在一个入门课程中的成绩与评教打分正相关，但跟教授的资质和经验负相关。而于此同时，这个入门课程的教授资历，而不是课程成绩或教评，更能预测后续必修课中的成绩。
三、应对危机: 灾难心态还是新常态心态
Bunch教授认为，尽管这些危机是公认的，但把这些现象看做是灾难还是新常态，会有完全不同的心态和应对方式。灾难是突发的，而且人类面对自然灾害能做的非常有限，需要很长时间去重建；而如果认为像是气候变化，思考商科本科的这些危机就有一个全新的框架。
比如考虑发生是偶然还是必然。灾难发生概率小，人类对暴风雨这种灾难就有完美的借口不作为。但如气候变化是新常态，人类就应该主动去适应。
商学院作为大学的现金流由来已久，久到现有机构的记忆中只是这样，没有别的可能性。2007年，哈佛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副教授Rakesh Khurana在其著作“From Higher Aims to Hired Hands”[5]（有译为《从高目标到高技能》）中指出商科高等教育在偏离初心，可能开始遭遇了有史来最大挑战。
过去20年间，大学毕业生在那些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常规认知工作上取代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经济放缓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科技对于很多工作岗位的侵蚀。那些要求商科学位的工作，例如财务规划师、会计、债务官员、市场分析师，正在消失。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学David Deming教授在其2015年的论文中指出，1980年以来唯一有增长的工作岗位是那些相对社交技能密集型的。要求有非常规社交技能（比如劝说和非语言沟通）的工作在未来几十年都不太可能实现自动化。
2019年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大学入学率已经连续八年下降，未来十年的大学毕业生数量也将下降。通常商科入学率的波动会认为是跟经济起伏相关， 但2006年一篇论文分析了自1973年起三十年的商学院入学率，结论是经济形势对商学院入学率影响几乎没有。
由此可见，外部环境有一些变化趋势，而商学院必须找回初心、重新定位。
比如反应是短期应对还是针对长期可持续发展。作者认为暴风雨这个比喻的最大问题是它所引导的对于危机应有的反应。“修复”是一个短期反应，应对单个的扰动，目标是复原。“可持续能力”是一个长期反应，目标是应对当前和未来。作者以美国的法学院应对入学率危机为例，只针对入学率下降的表象去做的那些措施（降低入学标准、改变师资配置、缩短项目时长，等等），在面对外部市场的永久性变化（比如人工智能、去监管、外包）造成的法学院学生“不充分就业率”高这点上，很难起作用。
比如考虑对策是否有反噬。气候变化的结果在不同人有不同解读，因为会受到社会经济地位、地理、国家、文化和个人利益观念的影响。本科商科教育也类似，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当前状况的认知不同。一般学生都希望学费降低，大学管理者则会通过扩大班级容量、在线课程、生活经历记学分、压缩项目时长、兼职教师等方式来降低成本。可惜降低成本又会带来新一轮的后果。学生们可能学费降低但等待自己的将是多年的“低就”或更低的职业参与。
在高等教育中增长的消费主义，正反映了一种对策如何变成了一个问题。商学院当仁不让成为这个现象的重灾区。商学院为得到新的“客户”积极宣传他们的产品，但是改变“做学生的本质”会有连锁反应。学生评教成了衡量消费者满意度的关键工具。一些“服务提供者”（大学教师）为此降低严谨程度、提高课程分数。雇主们更看重分数，同时又抱怨分数不能预测工作表现。
四、策略建议：自下而上的草根战略
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在气候变化的应对策略是“减缓”（拖延变化mitigation）还是“适应”（主动适应adaptation）争论不休。减缓策略针对的是危机的原因，以行动去减缓或逆转造成危机的原因。适应策略针对的是危机的结果，减少负面影响。
就像气候变化在全球的影响不一，本科商科教育的危机在各个机构的后果也不一样。有些学院已经来不及改变被淘汰了。有些学院尚有资源勉力支撑，但看看法学教育的状况，即便少数精英学院也无法对“新常态”免疫。
舆论已经呼吁了几十年商学教育需要大变革，但看起来很多商学院领袖不愿或不能采取自上而下的策略 。而且该做什么也并没有共识。例如，在对在线教育质量的重重顾虑下，麻省大学校长Marty Meehan最近宣布要建一个新的大规模在线大学，以应对入学率下降的威胁。
鉴于许多大学教师和管理者都有高目标，作者跟牛津大学教授Steve Rayner就气候变化的政策建议一样，在可行的情况下、人们愿意的情况下，奉行自下而上的策略。遵循“全球视野，本土行动”的原则，她提出三个建议。这些方案可适用于各种机构，着眼于学生的终身收益（也包括职业成功），并对抗“对策反噬”。作者建议，战略方案应该围绕于提高商科本科生的这三项核心能力：审辨性思维、职业自立、管理能力。
审辨性思维。尽管审辨性思维的重要性被广为认可，但商科课程常常对审辨性思维强调不足而着眼于“即食知识”（immediate use knowledge）。前文提到过的批评商学院在教授无用技术的Smith教授在其文章中还指出很多商科大学生在阅读理解、逻辑推理、识别问题或令人信服地陈述观点上能力有限。
关于培养审辨性思维的理论和实践都非常丰富易得。尽管在商学院课程中融入审辨性思维的培养是费时的、也会造成学生的不适，一些研究也表明，学生会感激那些鼓励审辨性思维的教授，尤其是当作业体现了工作相关情境。当学生发现能从严谨的学习中受益时，抗拒就会降低。
职业自立。选择商科专业往往是出于对高工资的向往，而非求知欲或对职业的憧憬。很讽刺的是商科毕业生的低就率又更高。
在高等教育做职业发展的传统方式是基于内容的，关注点是帮助学生择业和就业。这种方式似乎忽略了职业图景（career landscape）已然变化。雇主不愿在雇员上投资，因为各种职业之间已变得没有边界。与此同时，千禧一代往往抱着不切实际的职业幻想，遇到阻碍就轻易放弃。而职业的可持续关键在于应对挫折的能力。
2013年，来自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两位心理学教授在其论文中提出关于职业自立的一个社会认知模型，着力于建立“职业适应性”和自我效能，以帮助个体适应政治经济动荡、自动化和全球化。在课程层面，也可能通过作业、关于职业的讨论、师生交流来提高学生的自我效能和应对能力。教师可以在学期中给予针对性的、帮助发展的反馈，帮助学生更好地认知自己的能力、强化应对技能。
管理能力。哈佛商学院组织行为学副教授Rakesh Khurana认为，商科教育不成熟和轻飘飘（drift）根本原因是不承认管理是一个职业。管理能力对于商学院的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学生和他们未来的下属，都很重要，但学术和流行期刊都在哀叹优秀管理者的缺乏。2011年的一项研究指出缺乏管理技能是最常发生的职业瓶颈，位于管理职位的人有大约一半本质上都是失败的。该研究在学生和管理者的一个大样本中发现实用管理知识非常缺乏。工作经验、学习成绩，甚至MBA学位都没对管理表现有多少助益。社交能力，包括同理心、读懂非语言信号的能力，对于职业成功至关重要，部分是因为这些很难自动化，而又能减少雇主的协调成本而这些能力在研究对象中也很缺乏。
幸运的一点是，他们也发现，比较简单的作业就能有效，因为所有有效的管理者都很相似。练习作业不用多复杂、或太多样，重要的是练习和获得反馈的机会。
五、结论
《时代周刊》的一个近期标题是“高等教育面临大暴风雨”。尽管危机的信号如此之多，仍然有许多高等教育的领军人物否认这一点。例如，加州大学校长Janet Napolitano 2015年通过《华盛顿邮报》评论文章声称，美国的高等教育并不处于危机中，只是一贯地处于变化中；她认为所谓危机的预言就是帮卖书，不可靠也没什么用。John Byrne，曾任《商业周刊》、《福布斯》等高层职位，把对商业教育的批评归于嫉妒。
原作者Bunch教授认为，这就跟“气候变化”一样，大家呼喊多年，行动甚微，原因未明，影响有争议。或许不能做到至上而下地改革，但个体不应坐以待毙。个体也可以在可持续性上贡献一份力量，通过个体的、局部的努力，形成滚雪球的效果，让新观念从那些愿意看到事实和愿意行动起来的人开始，星星之火以燎原。
【关键注释与引文】
[1] Critical thinking长期被翻译为“批判性思维”，其实达意不准且“批判”一词因为历史原因会增加歪曲的理解，译者的博士论文做批判性思维相关研究，博士论文导师、清华杨百寅教授在各种场合呼吁critical thinking改翻译为“审辨性思维”。本文中采用这个翻译。
[2] 盖洛普-普渡指数（Gallup-Purdue Index），普渡大学与盖洛普（Gallup）和Lumina基金会合作发布，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大学毕业生研究，衡量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成果-伟大的工作，美好的生活（Great Jobs, Great Lives）-并为高等教育领导者提供富有成效的见解，以实现有意义的绩效改善。
[3] 不充分就业（Underemployment）不同于失业，是指劳动力利用不饱满，而不是完全失去工作岗位。不充分就业是不利用员工技能，仅兼职或使劳动力闲置而导致劳动力资源利用不充分的表现，可以看作是隐性失业。见Feldman, D. C. 1996年 发表在Journal of Management期刊上的题目为 The natur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underemployment论文。
[4]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NCLB Act）“有教无类”法案，美国时任总统布什2002年1月签署的法案。该法案旨在解决美国贫困地区学生和黑人男生的受教育问题。要求了全部学生都要参加的阅读和数学的标准化成绩测试。
[5] 完整书名为“From Higher Aims to Hired Hand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 Schools and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Management as a 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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