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见死不救须理性

 

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被两车碾压路人漠然，刺痛社会良心，众多网友在看过事故现场视频后，都写下了“心酸”、“心寒”、“心痛”，“目不忍视，心犹在颤”之类的感受。

“这就像一根刺，刺痛的不是每一个人的心，而是社会的良心。”对小悦悦熟视无睹的十余路人，被网友斥为“冷漠”、“冷血”，甚至“道德沦丧”。有网友呼吁，以“见死不救罪”追究路人的责任。同时，人们对向小悦悦施以援手的拾荒阿姨倍加赞赏，认为是她的存在，弥补了全社会更大的难堪。

　　道德难题，法律难作仲裁。小悦悦的遭遇，根源还是在于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精神。目前我国的司法体系中，仅仅对相关责任人的见死不救行为追究刑事及民事责任，比如司机肇事后不主动施救而导致被害人死亡或延误治疗的。对于非相关责任人的路人，法律未做要求，也不可能做出要求。

具体到小悦悦的案子，当时天下着雨，视线并不好，小悦悦受伤倒地，有可能路人真的没有看见；看见了绕道走的路人，可能是因为面对如此的伤害没有救助能力……这些道德范畴的问题，是很难通过法律裁决的。

 

在当今道德下滑的这样一个时代，类似见死不救的行为就像一根刺，刺痛的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心，更是整个社会的良心。于是，在拯救社会道德、实现人类自我救赎的诉愿中，人们很容易想到法律，期待通过法律的权威和强制力，来为不断滑坡的道德和良治筑牢底线。早在2001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32名代表建议刑法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此后的民间探讨更是不断。

法律是底线的道德，当某种道德出现普遍沦陷时，法律需要有所作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介入不需要条件。立法惩治见死不救，一个基本的法理前提是：见死必救必须成为公民的法定义务，如果在法律上公民没有见死必救的义务，那么就不能为见死不救行为设定法律手段。在入罚或入罪的标准上，这首先需要研究法律意义上的“应该履行的救助义务”的范围大小。

从义务的分担看，国家是把见死必救的义务分配给警察等公权力机关和人员，当他们见死不救，就需要承担相应的不作为的法律责任，重者可以入罪；但是对于普通公民而言，究竟该不该负担见死必救的法定义务呢？这其实是个很难的技术判断，对于那些客观上造成了危者险境的人，无疑应负担救助义务，但那些无关的旁观者，则未必需要负担，因为无论是在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还是在大众的观念认知里，这种救助都属于道德良知层面的东西。

要将不道德的行为上升到法律层面予以制裁，还必须考虑一个必要性问题，即见死不救是否已经到了必须用立法遏制的地步。虽然彭宇案之后，出现诸多表征道德滑坡的案例，但我怀疑，恶性个案是否真的表明见死不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果不是，立法在舆情的鼓噪下擅自介入，可能会对那些仍持有道德感的多数人带来毁灭性打击。试问：当发自内心道德诉求的见死必救，被描述成法律威慑下的逼迫之举，我们又该作何感想？

强调立法的理性还源于我国目前的司法水平。有人援引国外见死不救入罪的范例，但忽略的是国外有完善的法制体系和司法技能来处理此类难题，我国在现有的司法体系中，立法上的界定难题必然影响司法处理，甚至陷入打击不足而自丧法律权威的困境。

当然，法律纵然不能惩治不道德，但却可以激励道德行为。通过指示公民报警、打120急救等指引性规范及各种激励性立法，将道德构建的侧重点放在指引和激励功能上，或许更为合乎法律治理道德危机之道。

中国实际国情是，国民自身素质整体水平低下，要求每个人在短时间内提高道德素养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加强道德建设。等到我们整体道德素养达到足够高的层面上时再将“见死不救”纳入立法议程也不迟。试问：当发自内心道德诉求的见死必救，被描述成法律威慑下的逼迫之举，我们又该作何感想？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提高我们的道德素养的问题，而不是在此刻谈论是否该立法以规制这种行为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整体道德素养提高到一定高度、我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极大提高时，我们距离此项立法便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