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记忆乡村——淄川区北沈村

淄川区：北沈村

北沈村位于淄城东北3公里处，隶属淄川区寨里镇。北宋古村。相传，初名孝义里。明初以姓氏命名沈马庄，清代后期以方位改称北沈马庄。主要姓氏有张、姓、李、许等。

村西的北沈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村内旧有白衣阁、关帝庙等建筑。清初“遭风雨之摧”，致使“破瓦长飘，半荒秋草”。这年小有丰收，村民商定同时重修，并增扩规模。蒲松龄为此撰写了《北沈马庄募修白衣阁、关帝庙疏》，号召积极捐助。村头旧有“苦节堪旌”坊，为村民王林之妻李氏立。

清代后期，北沈村产生了几个在全县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主要有孙锡嘏、孙济奎、孙济泰、许宸华，事迹均被载入县志。近现代则有革命烈士孙健。

北沈遗址

北沈遗址陶片

位于北沈村西，为一高台地，高出地面3—6米。地势北高南低，南北长400 米，东西宽300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遗址东、北、 西均为临河台地。南部台地被切割为三级，自北向南有数道断崖。断崖上可见清晰的文化堆积分布。耕土层为黄褐色，文化堆积层厚约1— 3.50米。包含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及至商周时期的遗存，其中以龙山文化遗物最为丰富。2001年，由山东大学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道路2条、水沟2条、房址5座、窑址3座、窖穴31个、灰坑26个、墓葬21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玉器等遗物共470多件（套）。遗址除一座汉墓外，其余遗存分属商代、西周和战国几个时期。以商代和西周遗存最为丰富，也最具学术价值；战国遗存均为墓葬。器物中，陶器数量最多，有鬶、鼎、鬲、簋、罐、杯、盆。陶质主要有夹砂和泥质两类。北沈遗址面积大，资料丰富，是淄川境内一处重要的早期人类聚落遗址，也是到目前为止淄潍流域最为重要的商末周初遗址。

孙锡嘏

号东泉。光绪二年（1876），因为已80岁，皇帝赐予副贡生。爱好诗歌创作及古文词，尤其留心记载之学。90岁还能批改别人的诗文。著有《文集》《诗集》各4卷，《诗余》1卷，《东泉闲话》8卷。

孙锡嘏不仅笔耕不辍，而且在蒲松龄聊斋遗著的搜集、整理和保护方面不遗余力，为聊斋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曾亲自整理《聊斋志异》手抄本。存有《聊斋志异遗稿》，现藏于日本庆应大学聊斋文库，分作《花》《月》《雪》3 卷，共收文17篇。还曾手录淄川其他先贤遗著，将其合订为1册，命名《般阳诗抄》，共11种、13 卷，收录清代淄川著名文人高珩、毕际有、王樛、唐梦赉、孙蕙、袁藩、蒲松龄、李尧臣、张笃庆、张元、孟詹绎等人诗集，保存了大量古文献。其诗作清新隽永，寓意深刻。《淄川县志》载有他的《王孝子墓新修飨堂记事》《读毕司农〈石隐园集〉》《寄成虚谷先生》等。

孙济奎

字星垣，号迂山。孙锡嘏之侄。同治三年（1864）举人，授邹县训导（一说为教谕）。曾主讲曲阜昌平书院，弟子众多。凡经他指导，大部分考中科举。80岁才致仕回乡。几百名秀才一直送行到泗水边，仍依依不舍。观者皆叹息不已，以为100多年来所未见。著有《迂山诗古文集》。《淄川县志》载有他的《十里庄炉神姑庙碑记》。十里庄即今淄川区洪山镇十里村，为元代古村。道光二十七年（1847）遭遇严重夏旱。十里庄一带乡民无奈之下前往益都县炉神姑庙祈雨，竟然应验，于是发起募捐，在庄南建起一座炉神姑庙。反映了封建社会人们无力抵御自然灾害、只好求助于神灵的社会现实。现此庙保存完整，为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淄川县志》还载有孙济奎的《公孙丞相墓》《过孟柳谷先生故居》《王雪峤先生自四川归里，以〈寓蜀草〉见赠，即题卷后》《送蒲范亭重游辽东，时年已六十余矣》《赠南村张翁》等诗作。

孙济泰

字星阶，号铁樵。孙济奎之弟，出嗣孙锡嘏为子。与兄自相师友，遇有疑惑相研剖析，互相敦勉。擅长诗歌创作及古文写作。即使捻军起义波及淄川，举家逃难的倥偬之际仍不废吟咏。孙济奎任邹县学官时兼昌平书院主讲。孙济泰每次去探望，都代其兄批改课卷。见者无不心悦诚服。嗣父孙锡嘏得享90高寿。他精心奉养，不敢远离，只在附近乡村执教。学生大多成为名士。著有《铁樵诗文集》。《淄川县志》载有他的《春雨楼稿序》及《九月九日，邑侯黄丽斋明府躬谒郑康成、王肩望二公祠，宴集黉山翼经书院，分韵赋诗，恭呈七言排律一首》《闻苏金坡筮仕甘肃喜赋》等诗。

许宸华

生平行侠仗义，有胆有识。同治元年（1862），刘德培义军据城抗清。为筹集粮草，对城郊乡村骚扰较为严重。北沈村距县城只有四五里，首当其冲。为保卫村子的安全，许宸华组织起一支100多人的乡勇。9月12日，城内义军出动，许宸华率领乡勇进行抵抗。 双方在村西原野上相遇，许宸华带领乡勇一阵猛冲。义军受挫后稍做后退，随即掩杀过来。乡勇寡不敌众，顿时溃不成军。许宸华力战而死，时年60多岁。同时战死的有20 多人，其中许宸华的家族就死了 6个。事后，贡生孙济泰为许宸华他们写了传记。

孙健

生于1914年，卒于944年，原名孙晋德，字小康，革命烈士，孙济奎之孙。

孙健小学毕业后考入淄川县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宣传抗日思想，因有共产党嫌疑而被校方开除。后来，孙健到中日合办的鲁大公司淄川炭矿谋职，做化验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资本家撤走在鲁大公司的资产，孙健失业回家。年底，日军入侵淄川，孙健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3月9日（农历二月初八），日本侵略军突然包围北沈村，将全村村民驱赶到西门外进行审讯，把姓孙的、姓徐的赶到一边，指明要抓孙健、徐继禄两人。该村负责人张志谦站出来说：“他两个早已外出，不常来家。”日寇就抄了孙、徐二人的家。日寇将孙健祖父孙济奎存留下来的古书、古画、古玩等物抢劫一空，又把孙健的父亲孙树策、徐继禄的父亲徐庆押走作为人质。由于孙家老人信奉天主教，就到土峪村（今属洪山镇）的天主教堂向神父求救。后经美国神父与日军交涉，孙树策和徐庆方被放回。遭此劫后，孙健的妻子吓得得了重病，不久撇下6岁的儿子孙在忍去世。

被抄家的第二天，孙健即由侄子孙在聪介绍，参加了周宗鼎的游击队。但时间不长，孙健就发现这支游击队不是真正抗日的部队。这时，廖容标率领的八路军第五军在佛村一带活动，孙健便带领一部分人参加了第五军。6 月，第五军改编为第三支队，孙健任民运科干事，随三支队转战到淄东山区。同年冬，三支队重返胶济铁路以北。清河特委宣传部部长赵明新派孙健和程雨村到邹平开展工作，创建根据地。由马千里领导的七团二营配合，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到长山县八区及邹平县二、八、九、十、十一乡 和小清河北，还有高苑、桓台的一部分；建立了农、青、妇、儿童团等各团体组织。1939年10月，孙健任邹平县三大队副教导员。不久，调回三支队政治部民运科任干事，被派往鲁南干校学习。

1940年上半年，孙健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清河区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孙健任清河区政治部民运科干事。10月前后，中共蒲台县委成立，孙健任蒲台县委委员。

1942年4月，孙健带领一支武工队进入广饶、博兴、蒲台三边地区。当时的三边有100多个村庄，共有8个敌伪炮楼，日伪气焰嚣张。孙健带领武工队挫败了敌人的阴谋，打开了工作局面。1943年春，清河区党委任命孙健为广、博、蒲三边行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县大队队长。孙健带领县大队等武装，对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和武力打击相结合，集中力量拔掉日伪据点，消灭敌人。至年底，三边地区的日伪据点减少一半以上， 伪军人数也减少近一半。日伪对孙健闻名丧胆，清河两岸军民有“北有孙健，南有孙涛” （孙涛是博兴县大队教导员）的高度评价。

1944年2月，广、博、蒲三边行政工作委员会撤销，孙健调任中共蒲台县委委员、蒲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1月，孙健在蒲台县史家口村视察时与日寇遭遇，光荣牺牲。 （彭延文 蔺开庆）

政协淄博市委员会

《淄博记忆乡村》 编委会

主　任 丛锡钢

副主任 刘东军 董学武 达建文 蒲绪章

王济众 徐培栋 毕红卫 李先坤

委　员 任汝刚 耿衍飞 李美英 李 玲

王 东 孙雁丽 徐俊杰 李 洁

张新清 李玉清 苗 玉 裴培科

王照达 齐爱英

【本文选自淄博政协 特此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