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成都的一家餐馆内来了一拨身着官兵制服的人，这群国民党官兵号称这家餐馆的老板参与了在成都的重庆银行抢米事件，所以将他抓走调查。
而这家店的老板娘就这样无助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国民党的人抓走。
丈夫这一走，就是10年。这10年里，这家餐馆的老板娘黄三也在四处打探丈夫的下落，得来的消息却难以分辨真假。有人说她的丈夫去别处经商了，不要她了，还有人说自从见她的丈夫进国民党的监狱后就没出来过，多半是遇害了。
但无论别人怎么说，黄三都相信丈夫会在某一天回来找她。而且，按理说此前在国民党军中做过事的丈夫应该不会被“自己人”杀害，黄三心中总还存着一丝希望。这些年来，她就靠着这份期待以及对丈夫的思念独自抚养大了几个孩子，而这家餐馆也在她的经营下得以撑过了这10年。
可是，在1950年年初，这家餐馆却迎来了三位身着军装的人。此时的中国已经迎来解放，见到来餐馆的军官，此前也接待过不少军官的黄三像往常那样招呼他们。
但是，在黄三给他们报菜名后，这三位军官中的其中一位却告诉她：“先来三份'革命饭’，再来一菜一汤。”
听罢，黄三愣了一愣，但她很快就缓过神来，让帮忙的伙计招呼这三人去二楼的一号包间落座。
原来，在丈夫被捕前，他曾立下规矩：如果有人来说出“一菜一汤”这个暗语，那么就将他们迎进二楼的一号包间落座，因为这些人是来餐馆谈公事的。
至于这些人是何身份，黄三见丈夫不愿说，便也没有多加追究。
自从丈夫被捕后黄三就没听来人说起过这个暗语，如今，时隔10年，她终于听到了！
想必那时的黄三心中是无比激动的吧，10年没有丈夫的消息，如今这三人的到来，一定会给黄三带来一些有关丈夫下落的线索。
三人在包间落座后，他们便对黄三做了自我介绍。
而其中一位便是解放军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维舟。王维舟亲切地称呼黄三为“嫂子”，他还告诉黄三，她的丈夫车耀先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地下党员，但不幸的是，他在1946年牺牲了。也就是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后的第6年。
此行，王维舟以及两位同志还给黄三带来了车耀先同志在狱中写下的绝笔：几十万字的《四川军事史》以及一部未完成的自传。并且告诉黄三：作为烈士家属，政府给黄三以及两人的孩子发放了抚恤金，他们将这笔抚恤金带来了，请黄三收下。
听闻王维舟以及两位同志说完此行的目的，黄三过了好久才反应过来：她的丈夫是一位地下党员！并且在4年前就牺牲了！
这对黄三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噩耗！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就这样离世了，而且，难以想象丈夫在离世前经受了怎样的折磨。看着手中丈夫留下的绝笔，黄三再也无法忍受失去丈夫的痛苦，她无助地哭了……
她的丈夫车耀先，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894年，车耀先出生于四川大邑县灌口场的一个商人家庭。幼时，家中尚有能力供车耀先读书。可是随着清廷取消科举，以及车耀先父亲在做生意时遇到了一些麻烦导致家道中落，车耀先无法再去学堂了。
年幼的车耀先便学着去田间砍甘蔗来卖，为了补贴家用，车耀先还做过卖火柴的小贩。
直到1908年，车耀先在父母的帮助下去到了崇庆县“益盛荣”商号当一名伙计。由于从小就跟着父亲做买卖，车耀先对经商也颇有兴趣，于是他便跟着这家店的老板认真学起了经商的本事。
与此同时，车耀先也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在“益盛荣”商号对面有一家杂货铺，经营那家小店的夫妻俩有一个女儿，在家中排行老三，所以她的父母便叫她“黄三”。
由于黄三的两位姐姐已经到年龄嫁出去了，家中就只有她和弟弟帮着父母看店，所以，车耀先便与这位黄三姑娘相熟了。
有一次，车耀先帮商号的师傅去对面的杂货铺里打酒，便遇到了黄三姑娘。当时天色有些晚了，店里就只有车耀先和黄三两人。这两人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黄三姑娘为他打酒时，车耀先还害羞地不敢看她。
而似乎也是从那时起，车耀先便对这个温柔又能干的黄三姑娘有了好感。闲暇时，车耀先更是偷偷看对门的黄三姑娘，这些都被商号的老板娘，也就是他的师母看在眼里。
后来，车耀先的父母见他年纪也不少了，便想着让师母帮他物色一下结婚对象，师母就去对门打探黄三姑娘的情况了。这一打探不要紧，车耀先的师母发现，人家黄三姑娘已经有婚约在身，对方是烟贩的儿子。比车耀先当时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
听说此事后，车耀先便有些灰心了。他只能将对黄三姑娘的喜欢埋在心里。
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车耀先也受爱国人士的影响，毅然决定加入革命！
很快车耀先就在心中暗自给黄三姑娘告别，随后加入了川军。
加入川军后，由于车耀先在作战时勇猛无比，他又有文化，所以很快受到了上级的重用，被提拔为连长。
当上连长后，车耀先首先想到了黄三姑娘，他想：如今自己的条件比以前好了，要是黄三姑娘没成婚该多好啊。
于是，车耀先便央求自己的母亲联系师母，打听一下黄三姑娘是否还没嫁人。
与此同时，车耀先所在部队的营长也来找到他。原来，营长见车耀先已经到了成家的年纪却还是孤身一人，而车耀先的为人他又十分欣赏，所以想将自己的亲妹妹许配给他。
车耀先称自己与黄三姑娘已经有了婚约，所以不能娶他的妹妹。营长劝他不要和黄三那样没有文化的女子在一起，他应该娶一位有学识的姑娘。但车耀先还是拒绝了营长的好意，继续等母亲为自己打听来黄三姑娘的消息。
不久后，一个好消息传来：黄三姑娘没出嫁！
车耀先高兴极了，连忙让母亲前去提亲。他这才知道，原来和黄三姑娘定下婚约的那户商贩家中出了变故，无力娶妻，所以黄三姑娘这才待字闺中。
更令车耀先高兴的是，见他的母亲前来提亲，黄三姑娘便让自己的父母答应了这门婚事，他们二人不日就将成婚。
车耀先兴奋不已，在得了消息的当日，他提笔给黄三姑娘写去了一封长长的信，以倾诉自己这些年来对黄三姑娘的思念和爱慕。
1918年，24岁的车耀先终于娶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姑娘。他还在新婚当夜烧掉了黄三姑娘的缠足布，为她解除封建习俗的桎梏。不久后，车耀先还给妻子取了个新名字“体先”，两人的新婚生活十分甜蜜。
其后，黄三便跟着丈夫一同去到了部队。能干的黄三帮着部队的伤员们缝补衣服、熬制药物，是人人敬爱的连长夫人。
车耀先还为妻子写了一首诗：
女儿对门居，相见不相语；
美目频盼兮，痴心愈皇矣；
频频倩目迎，默默知心许；
羞为厨下妻，愿作梦中侣；
在妻子的支持下，车耀先全心投入革命。但他也时常遇到危险。
1923年，车耀先就在一次军阀混战中被子弹击中了头部。见车耀先昏迷不醒，敌人便将他扔在死人堆里。还好路过的农民见车耀先还有气息，便将他救了出来。
被救回家后，黄三一刻也不敢休息，整日守护在车耀先身边，直到他康复。
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车耀先也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他渐渐开始反思自己跟随军阀所进行的种种行为是否对国家、对民族有益。
认识到军阀中所存在的腐败作风后，车耀先便成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民党省党部的支持者。
车耀先于1928年被派去日本学习，之后又回到了部队所在的成都。回国后不久，车耀先就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并立下了“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誓言。
入党后，离开国民党队伍的车耀先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开始经营一家餐馆，便于党组织的同志们来餐馆交流情报，以及收集前来就餐的国民党军官所提供的情报。并且，该餐馆的名字就为“努力餐”。
至于为何给餐馆取这个名字，据资料记载，这三个字取自邹韬奋先生的一句名言：“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
这也寄托着车耀先的美好愿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的普通民众都能吃饱饭，享受太平盛世。
为了开好这家餐馆，车耀先和妻子黄三都下了不少功夫。他们一边跟家中的老人学习川菜的传统做法，一边在这些川菜做法的基础上改进创新。
不久后，努力餐馆就推出了一项特色菜，即“革命饭”。“革命饭”中不但有鲜香可口的大米，还有鲜嫩的肉粒、豌豆、竹笋等新鲜菜肴。前来就餐的客人花很少的钱点上一份“革命饭”，就能吃到营养搭配丰富的一餐。所以，“革命饭”十分畅销，不久后就远近闻名了。
此后，为了方便识别来餐馆交流情报的同志以及为同志们提供免费的饭菜，车耀先在经过党组织的批准后还定了一个暗号。同志们来餐馆后只要先说“革命饭”，再说出“来一菜一汤”这个暗语，就会被请到二楼的1号包间。
而为革命奔走的同志们，也能凭借这个暗语在“努力餐”餐馆免费吃饭。
由于车耀先此前结识了不少国民党军官，所以也时常有国民党军官来餐馆中用餐，车耀先也能从这些军官那儿得到不少情报，并将这些情报汇报给党组织。
在经营餐馆期间，车耀先还在党组织的指示下发起了针对反动政府的“广汉暴动”。
而对于丈夫在党组织中的身份，黄三没有深究，她相信自己的丈夫不会做对国家不利的事。所以，每次见来人报出暗语，黄三都会请他们进入包间，并且在包间不远处守着，和丈夫一起保护这些同志们。
随着“努力餐”在成都以及四川的名气越来越大，不少爱国志士都去“努力餐”吃过饭，邓颖超、沈钧儒、老舍等都是“努力餐”的顾客。
后来，车耀先还用餐馆挣的钱创办了《大声周刊》《图存》《语言月刊》等进步刊物，号召群众们抗日救国。那时，凡是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人们，都能来“努力餐”免费吃饭。车耀先还帮助了不少爱国青年从成都去革命圣地延安。
于是，成都的大街小巷便开始流传一句话：“要想到延安，去找车耀先”。
忙于革命的同时，车耀先和妻子黄三也将他们的“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在那段时间里，黄三为车耀先生下了三女二子。虽然黄三没有入党，但她对丈夫所从事革命事业的认可，更是将两人的关系从普通夫妻升级为革命伙伴。
由于黄三识字不多，车耀先还会抽空教妻子认知，后来，就连车耀先主办的刊物，黄三都能阅读了。而车耀先也将家中的“财政大权”交给了黄三。知道丈夫在外为革命奔走需要不少钱，黄三总是紧着自己和孩子，给丈夫足够多的钱。
可是，国民党特务还是盯上了这个生意兴隆的餐馆。
那时，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是车耀先在党组织中的联系人，国民党特务便顺着这条线发现“努力餐”餐馆与共产党有联系。
1940年3月中旬，成都正在闹粮荒，国民党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康泽借机带着手下乔装打扮，去成都的重庆银行抢大米。并且还将此事栽赃给共产党。也就是当时轰动成都的“抢米事件”。
后来，为了顺理成章地抓捕我党的人员，国民党的人还谎称罗世文、车耀先等共产党人策划了这起事件，并将他们逮捕。
丈夫被国民党军官抓走，黄三毫无办法，她只能托人打听丈夫的消息，并照顾好家中的几个孩子。
而车耀先和罗世文先是被关进了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后又转到贵州息烽监狱、重庆渣宰洞监狱。由于丈夫先是被带离成都，后又离开了四川，黄三就这样渐渐没了丈夫的消息。
当时，中共南方局也多次要求国民党放人，并有证据证明他们是被诬陷的，但国民党那边一口咬定车耀先和罗世文参与了“抢米事件”，不肯放人。
车耀先被捕后，“努力餐”餐馆已经不是共产党的同志们交流情报的地方了，但是，黄三之前就受丈夫的叮嘱，曾将餐馆盈利的一部分用于购买纱布和药品，于是黄三便想着要多存钱，等丈夫回来后可以继续支持他的革命事业。而这时，黄三或许也猜到了丈夫在党组织中的身份，只是无人与她确认罢了。
被捕后，车耀先也曾被国民党的人告知：如果他说出党组织的情报，并且对报社说“抢米事件”就是共产党所为，那么就会放他走，并且他还能在国民党中做官。
面对种种诱惑，车耀先一口回绝。其后，敌人更是对车耀先和罗世文同志进行严刑逼供，但仍然无法使他们屈服。
被关在监狱中6年的车耀先也十分思念妻儿，他在狱中写下：
“女余欲诉私衷，情势所不许。咫尺隔天涯，将心比自己。”
后来，车耀先还凭借着争取来的管理监狱图书馆的机会，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四川军事史》及一部未完成的自传。
1946年8月18日，车耀先和罗世文被推上了去往重庆松林坡的车。或许是预感到此行凶多吉少，车耀先在临行前留下一首诗：
“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
当日，车耀先和罗世文同志在重庆松林坡牺牲了。
4年后，也就是距车耀先被国民党官兵抓走后的10年，黄三终于等到了丈夫的消息，但令她难以接受的是：丈夫早在4年前就牺牲了！
看着丈夫留下的手稿以及王维舟同志带来的烈士抚恤金，黄三只收下了手稿。
车耀先的遗体被找到后，他被安葬在安葬在重庆歌乐山下松林坡，周恩来亲自为他撰写了墓碑。而黄三也时常带儿女前去车耀先的墓前探望，怀念她最爱的人。
后来，黄三将这家餐馆以及车耀先的手稿一同捐给了政府。而她回到了年少时与车耀先相遇的那条街，并在街口处开了家小店，以抚养儿女成人。
许是忧思过度，她在不久后患上了食道癌，并于1954年离世，时年58岁。
此后，他们的儿女将父亲的部分遗体与母亲合葬于崇庆县。这对生前未能见最后一面的夫妻，离世后终于能相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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