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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央下令秘密拆除天安门重建,这112天里,发生了什么?

天安门,最初名为“承天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寓“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

因其建造时完全模仿南京的承天门,故建成后命名为“承天门”。

永乐十八年,承天门顺利完工。

然而,到明朝天顺元年,即1457年,承天门突然遭到雷击起火,城楼惨遭焚毁。

直到1465年,明宪宗才下令重修承天门。

此次重修,将原来的东西宽5间、南北进深3间,扩大为宽9间、进深5间。

在形制上,也由原来的牌坊式,改建成了宫殿式,基本有了现在天安门的规模。

公元1644年,清朝顺治帝入主中原,承天门毁于战火。第二年,顺治皇帝下令重修承天门。

由于工程浩大,加上当时清军刚入关、朝野内外局势不稳、南明势力犹存等各种原因,致使承天门的工期大大推迟,直到6年后才完全竣工。

清顺治八年(1651年),承天门正式更名为“天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之意。该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康熙年间,天安门又经过了两次大规模的修缮,此后百余年内,天安门基本没有进行过太大规模的修缮。

但不幸的是,在清朝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洗劫和炮轰了天安门,致使其伤痕累累,满目疮痍。

在此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致使官方无暇顾及天安门的修缮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夕,天安门的整体建筑结构已经严重坏损和变形,加之过度汲取地下水和城楼自身重量,导致其主体已经严重下沉。

为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一致决定: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

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全市人民虽然对市区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清理,但天安门的主要“病根”并没有拔除。

1952年,北京市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较为全面地修缮天安门城楼。

此次修缮,是自康熙二十九年近260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天安门。

1956年至1957年,有关部门又相继对城楼东北翼角,以及劈裂、脱样的角梁进行了翻修,还接长了城台栏杆扶手、安装了避雷设施等。

虽然经过多次维修和加固,但并没解决根本问题,尤其是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7.5级强烈地震后,天安门城楼的损坏、变形程度越发严重。

天安门城楼是中央领导经常登临的场所,如果不将其彻底修缮、整改的话,其后果不言而喻。

为此,北京市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上报给中央,要求翻修天安门,但上级一直都没有明确回复。

直到1968年,事情才迎来了转机!

1968年3月,天安门管理处向市委报告称:

“天安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广大革命群众的地方……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我们意见,要下定决心,采取治本的办法,对城楼进行重新翻建。”

尽管这份报告带有当时那个时代的思维和特点,但它所反映的情况确实是真实的,意见也是正确的。

此时已满目疮痍的天安门,确实应该进行重修翻建了,否则其恐有坍塌的危险。

为此,北京市革委会工交城建组召开会议,决定调集最好的技术力量组成检查组,对天安门城楼进行检查。

检查组一共由14名技术干部和老工人组成,他们对天安门城楼进行了为期近半个月的全面“大体检”。

然而,检查的结果不禁让大家倒吸一口凉气!

检查组在检查后发现:天安门城楼中间大厅有两根金柱已经糟朽,其中一根柱心通朽,另外一根已经朽空过半。

此外,负责承受屋顶荷重最大的8根五架梁,已经有6根出现了断裂。

其余檩、枋绝大部分脱榫,有的榫头甚至被切断,有的还出现了歪闪出位,有的跨间下垂或糟朽、变形、断裂。

检查小组在经过近半个月的检查后,得出以下结论:

天安门城楼结构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和用材不当,加之历史上多次遭受较强地震的冲击,在屋面渗漏、长期缺乏维护和长久失修的情况下,整个木构架的变形越来越大,糟朽等情况日趋严重。

对此,北京市下定决心采取一切办法,重修天安门。

接着,他们迅速将检查报告,以及在现场拍摄的几十张照片送到了高层领导手中。

看到材料后,几位中央领导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便同意重修。

当时,北京市还上报了三种方案供中央参考,中央领导在综合考虑后,决定采取第三种方案,即彻底将现有门楼及红墙座拆掉,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重建。

得到中央的批准后,北京市确定于1968年国庆节后正式开工,并立即着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必须从国外进口的部分大木柱,当年却不能如期供货。

大木柱是整个工程的关键,没有大木柱,工程就无法正常开展,工期就只能延后。

所以直到1969年国庆节以后,修建工程才得以重启!

天安门城楼结构复杂,工艺难度极大,想要将其拆除后重建,无疑困难重重。

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成了由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等有关部门组成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并指定由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为主要施工单位。

北京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简称“五建”,即现在的“北京建工集团五建公司”。

在当时那个“特殊”的时期,该公司之所以能承担起如此重要的任务,主要跟一个人有关。

他就是著名的木工师傅——姚来泉。

姚师傅是八级木工,他与天安门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缘分!

在此之前,天安门每年搞国庆大游行的时候,那些彩车的模型就是他领衔制作的。

在木工领域,姚师傅可谓久负盛名!

比如在1969年国庆20周年大游行期间,姚师傅就专门制作了一个最大的“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模型车。

后来该模型的图片还被印刷在邮票、日历和香烟盒上,俨然已经成为了那个年代的象征。

领受任务后,该公司立即选派了一批根正苗红、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的精兵强将。

值得一提的是,施工队伍还按照军队编制进行管理,组成了木工连、瓦工连、彩油连、架子工连和混合连5个施工队,施工人员总计约500人。

此外,为了保证施工过程的绝对安全,有关部门还特别调派了北京卫戍区两个连的解放军战士加入到工人队伍中,负责安全警卫工作。

同时,考虑到天安门特殊的象征意义,在当时那个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拆除重建的消息一旦传扬出去,势必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猜测,于是中央决定“秘密翻建”。

所以在当时,整个重建工程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有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员都不准对外透露内情,就连自己的家人,也要做到守口如瓶。

事实上,就当时的局势而言,这些安排是十分有必要的。

为了保证工程的“隐秘性”,施工方决定在动工修缮前,将整个天安门城楼给遮挡起来,形成一个较为封闭的环境。

但天安门城楼长66米、宽37米、高32米,想要将这个庞然大物给遮挡起来,谈何容易?

如果采用钢管搭架的话,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但时间紧、任务重,这一方法断不可行。

工人们思来想去,决定打破传统方法,将数根杉篙绑在一起,层层连接。

在短短的8天时间里,就用苇席搭起了一个巨大的天棚,除了留出运送材料的循环马道外,整个城楼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外界根本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

除此之外,工人们又在附近的中山公园内临时建起了一座锅炉房,上下水管道直通城楼,苇席的四周都铺设了几层取暖管。

这样一来,就算是在寒冷的冬天施工,棚子里都是暖和的,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然而,搭建围棚只是整个工程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如何拆除原有建筑的问题了!

据记载:天安门城楼是典型的宫殿式重檐歇山建筑,其结构十分复杂。

其所用木料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斗、拱、柱相互咬合,上下垒叠,环环相扣,严丝合缝,拆除难度非常之大。

为了顺利、完整地拆除这些木料,姚师傅和测量局的技术人员先将城楼所有的斗、拱、梁、柱及端门等结构一一进行测量。

然后将拆下来的每一件木构件拍照、编号,接着再交由北京建筑设计院画图,最后按照图纸进行木构架加工。

据姚师傅后来回忆:有天夜里,工作人员在拆城楼的时候,突然掉下来一枚炮弹。

姚师傅赶紧把人疏散开,然后叫人去通知指挥部。很快,指挥部就来人把炸弹给取走了。

在当时拆除城楼的时候,这样的炸弹还不止一枚。经过化验后得知,这些炮弹基本都是当年八国联军打上去的。

在工作人员的密切配合下,天安门城楼很快就被拆除了!

将测量的数据报告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当即就作出批示:“原样不动,尺寸不变。”

拆除完成后,接下来就是难度更大的重建环节了。

重修的天安门城楼,除了要与原样保持一致外,最重要的还是要考虑到实际用途。

天安门城楼是毛主席检阅三军的庄严场所,因此建筑结构必须确保安全和实用。

设计人员考虑到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时,要从城楼前廊下三步台阶才能走到正中的检阅位置,于是就准备将前廊台地面坡度适度加大,同时把廊前城台地面适当提高,从而使三步台阶变为一步。

不过,后来设计人员又觉得留下这一步台阶也不方便,于是干脆就把廊台向前推至女儿墙的扶手处,取消了台阶。

栏板也移到了扶手的位置,不顾及后排人能否观礼!

此外,为了提高天安门城楼的照明度,从而更好地反映毛主席接见群众和外宾时的全景,设计人员还适当增加了碘钨灯,电气回路也增加到12个,总体容量增加至四万瓦左右。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细致和人性化的设计!

比如天安门城台前檐女儿墙,距离检阅扶手仅有50公分,摄影记者基本都集中在这里进行拍照。

但由于距离太近,导致拍摄领袖人物的照片比例不合适,同时又因为空间狭小,记者转身行走都不太方便。

为此,设计人员拟将50公分厚的女儿墙减至30公分,从而增加女儿墙与检阅扶手间的距离,改善摄影条件,方便记者活动。

不得不承认,这一设计方案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近乎完美的地步了。

这些细微的设计,使安全隐患得以从根本上消除,这很好地展现出了当时人们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天安门的主体建筑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大殿和楼顶,下层是巨大的汉白玉城台。

城楼基本都是木结构,大殿飞檐下的斗拱和梁枋等,其品种和数量数不胜数。

这里解释一下:“斗拱”是我国古代建筑中一种特殊的结构。

在立柱顶、额枋和檐檩间或构架间,从枋上加的一层层探出成弓形的承重结构叫作“拱”,拱与拱之间垫的方形木块叫作“斗”,两者合称为“斗拱”。

斗拱的制作难度非常高。而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这种工艺在民间基本已经失传了。

此外,整个城楼的每一个部位、部件等,无论是制作组装,还是彩绘贴金,都需要非常尖端的古建技术。

这给重建工作带来了无数的难题。

天安门城楼的这些木结构,错综复杂,制作安装的要求极高,如果等拆下来再进行复制安装的话,耗时太长。

所以大的木构件,早在一年前就开始由古建木匠师傅通过“黏小样”的方式进行提前复制,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

然而尽管如此,城楼上的很多木构件还是需要木工师傅们一一复制、组装。

天安门城楼究竟由多少块木料组成,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大家只知道这些被拆下来的木料,堆满了天安门后面和端门大院。

拆下来的木料中,随处可见严丝合缝的斗、拱,但就是找不出一颗钉子。

如此复杂、精湛的工艺,就连八级木工姚师傅见了都直挠头!

为了完整复制这些木构件,工作人员们每拆一根,就在旁边按原样码好。结果拆完一看,码出来的却不成样子。

没办法,工作人员只好将拆下来的每一根木料都按照顺序编号,然后画草图、拍照,并写清楚每一根所处的位置等。

就是这样细致,最后还是接连拼了好几遍,才真正弄清楚!

除了这些以外,在取材上面又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天安门城楼有60多根柱子,每根长12米,最粗的直径达1.2米,最细的也有0.6米。

那些重达7吨以上的大柱子,一辆载重15吨的卡车一次也只能拉一根。

当时,负责选材的人员曾在海南岛和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找到了数根质地较好、直径更大的原木,但运输却成了问题。

如果用火车运,时间上根本来不及;一架直升机吊不起来,两架同时吊又太危险。

最后在几番权衡之下,决定放弃从这两地采伐木材,改由从加蓬和北婆罗洲进口。

从这两地运送来的木材,颇似红木,质地坚硬,色红或黄,遇火不着,只冒烟。

就连姚师傅看后也说: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木工,还从未见过这么好的木材。

木工活干完后,紧接着就是油漆彩画了!

所描绘的龙、凤图案,都经过了严格的“一麻五灰”13道工序。

其中'菱花格扇’在过去是手工操作,费时费力,最后制作了菱花格扇的加工机,使效率提高了150倍。

完成这些后,就要开始贴金箔了!

据记载:重修的天安门城楼,一共用去了6公斤黄金。

俗话说“一斤黄金包一亩地”,此言虽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黄金具有极好的延展性。

不过,这些金箔并非国内制造,而是全部从国外进口,且不能直接用手拿,否则金箔就会嵌入皮肉中。

为此,油工们小心翼翼地用竹夹一张张夹起,敷在未干的油漆上,接着再用细毛笔一点点的捋平。每一步操作都要非常的小心、细致。

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工程,从1969年12月15日开工,到1970年4月7日竣工,总历时112天之久。

城楼的全部木柱、木梁等皆为整体木材,且多为进口。

据记载:这项工程仅琉璃瓦就制作了近100种规格,10多万件油漆彩绘,10层作业,磨砖对缝,都是当时最高水平的技术活。

重建的天安门城楼,不仅完全保留了原来的外形、尺寸和结构布局,还按九级抗震能力设防。

此外,除了上述的改动之处外,还安装了电梯,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等现代化设施。

据相关数据统计:当时共有中央和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参与,施工高峰期达到了2700多人,整个现场施工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可谓举世罕见。

然而,由于当时仍处于历时的特殊时期,城楼的重建不可避免的遭到了一定冲击。

比如天安门正脊两端的大吻原来是龙的形状,但在重建时,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古代建筑就应该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修建;

另一种意见却认为,传统的都是“四旧”,属于封建内容,而重修后的天安门应该更具有革命意义,可以用葵花向阳和延安宝塔等图案来代替。

这两种意见被写进报告中,并送到了周总理的手里,周总理看后说道:“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原主体部分不要改。”

在周总理的拍板下,这场争论才得以平息,从而也避免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天安门城楼竣工前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悬挂国徽!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悬挂国徽并非什么难事,挂上去就可以了,但其实不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当时所使用的国徽,是由北京雕刻厂制作的,其直径达1.7米,需要八个人才能抬走。

而国徽的悬挂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悬挂的位置,必须对准北京的中轴线,且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偏差。

经过反复挑选,最终这个神圣的任务还是交给了姚师傅来完成。

悬挂前,周总理还特意将姚来泉等人叫去,给他们交了个底,周总理说:

“天安门是马列主义的大讲台,国徽必须要挂得正,绝不能有一点偏差。否则,外国人来了,说你们连国徽都挂不正,这就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了。”

姚师傅深知此任务的分量,于是在领受任务后,便开始仔细策划起来。

姚师傅通过仔细检查国徽时发现:背后有铅笔写的抬国徽的人名和日期。

根据上级指示,国徽不能有任何的痕迹,于是他就用砂纸轻轻打磨,将字迹除去。

接着,他又用两个滑轮将国徽吊到固定的位置。

在悬挂时,他让技术人员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中轴线上,然后用经纬仪对准天安门城楼,确保经纬仪中的线和国徽上细如发丝的中心线重合。

此外,为了更好地调整国徽的位置,姚师傅还让技术人员手中拿着两面黄旗,根据其左右手示意的两面黄旗来调整位置。

整个悬挂过程整整操作了一个上午,最终才将国徽准确无误地挂在了北京中轴线的位置上。

经过一百多天的紧张工作,1970年五一节前,天安门城楼重建工程全部竣工。

随着工程的竣工,几万根杉篙、近3000立方米的席棚和脚手架,一夜之间都被拆除干净了。

第二天清晨,一座焕然一新、金碧辉煌、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至此,人们才明白:原来这112天里,天安门城楼如凤凰涅槃般获得了重生。

1970年五一节前,周总理来到天安门城楼视察,并在城楼上亲切接见了施工人员们,对他们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天安门城楼虽然此后也曾多次修缮,但涉及的范围并不大,且大多是“锦上添花”、完整配套之举。

如果你去北京旅游,一定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去看一看,相信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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