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6年2月22日 地点：美国驻苏联大使馆 人物：大使级代办乔治·凯南和秘书多萝西·海斯曼 主题：凯南就美国财政部询问苏联会否加入世界银行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一事回电
1946年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 凯南向国务院发回的关于战后苏联的理论、政策、行为动机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政策报告。该电报是针对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演讲发回的一封8000字电报，文中指出美国应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抑制苏联的影响和实力，尤其是在欧洲。此后凯南又于1947年7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苏联行为之根源》的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八千字电报的内容和观点，从而提出一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
凯南的遏制理论是根据战后美国经济、军事的实际实力提出的，对美国政府对苏战略和政策执行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为杜鲁门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内容：如下
国务院2月3日第284号电令要求回答的问题，既复杂又非常敏感，既与我们常规思考极为不同，又对分析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十分重要，我实在无法将我的回复压缩在一份简单的电文中，又避免造成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过分简单化。据此，我希望国务院能够容忍我将我的回复用五个部分提出。这五部分的小标题分别是：
1、苏联战后（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
2、这一思维的背景；
3、这一思维在政府政策层面的反映；
4、这一思维在非政府层面的反映；
5、从美国政策角度的可行性推断。
请允许我先就对电报通讯所造成的负担表示歉意。然而，所涉及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发生的事件，是那么的急迫、那么的重要，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如果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我们予以重视的话——（采用如此长电的形式）是值得的。
下面是我的解释。
第一部分 思维的习惯和背景；认识和判断；利益出发点，思考的方式和角度；目标和意图
苏联政府宣传机器所宣扬的战后（战略）思维的基本特征如下：
一、苏联仍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长期看来，取得并保持永久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正如斯大林1927年对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所表述的：“在国际革命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将会出现两个世界规模的中心：一个是社会主义中心，吸引着所有倾向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一个是资本主义中心，集结着那些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际。这两个中心之间为了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斗争将会决定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命运。”
二、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受到它本身固有的多种矛盾的困扰。这些冲突无法通过和平的妥协得以解决，其中最大的是美国与英国之间的冲突。
三、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由此产生的战争可能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资本主义内部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种是对社会主义世界的侵略战争。聪明的资本家们，为了规避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尽管是徒劳的，但会倾向于发动第二种战争。
四、对苏联的侵略，尽管对侵略者来说最终将是灾难性的，但也会减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因此，必须不惜一切地予以制止。
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尽管对苏联意味着危险，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却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特别是只要苏联保持军事上的强大、意识形态的一致和对目前杰出领导人的忠诚。
六、必须牢记的是，（苏联）并非认为资本主义世界都是敌人。除了那些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它还包含了：（一）一些可以由共产党组织团结起来的开明的积极分子；（二）其他一些力量，其态度、追求和行为恰巧在“客观上”对苏联的利益有益（目前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这些力量被称为进步和民主分子）。为了苏联的目的，必须对这些力量加以鼓励和利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反动力量中，最具危险性的是那些被列宁称之为人民的假朋友，也就是所谓温和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领导人（换言之，即非共产主义左翼分子）。这些人比那些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更为危险，这是因为后者至少是以真实的面目出现，而前者是在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迷惑人们，为反动资本者服务。
关于前提就是这些了。那么，依据这些前提到底能对苏联的政策做出怎样的推断？大致如下：
一、所有（的政策）都必须为了发展苏联相对的力量，令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要素。相反，所有能够削弱资本主义国际的力量和影响的机会，都必须紧紧抓住，无论是以集体的，还是以单个的形式。
二、苏联以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朋友的所作所为，都必须是致力于利用和加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假若这些分歧和冲突不断深化，最终引发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必须演变成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革命起义。
三、对世界上的“民主进步”力量，必须最大限度地予以利用，以期按照苏联的利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造成压力。
四、必须与世界上的（温和）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作不懈、无情的斗争。
第二部分
（战后苏联战略）思维的背景。
在分析这样的（苏联）政党思维的实践层面上的细节之前，对这个思维的某些方面，我希望提请注意。
首先，这个思维并不代表俄国人民的自然思维。总的来讲，俄国人民大致上对外部世界是友善的，乐意了解外部世界，渴望以他们认为所具备的优势去衡量外部世界；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期盼着和平生活，希望能享受劳动的果实。政党路线只是体现了那些由政府宣传机器向大众不遗余力、坚持不懈灌输所展现的信条，而大众“在心底深处”常常对那些信条存在着惊人的抗拒情绪。但是，这样的政党路线对那些权利机器的主宰者们——包括政党、秘密警察和政府——的思维和行为，却具有约束力，而我们所不得不要应付的也就是这样一部分人。
其次，必须提请注意的是，上述政党路线所依据的前提条件，大多并非真实。过去的经验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和互惠互利是完全可能的。发达国家内部的冲突，已不再源于资本者对生产资料的占取，而只是反映了发达的都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俄国迄今仍未经历工业化和都市化发展所产生的矛盾，原因并不在于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仅仅是出于它的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冲突并非一定导致战争；起码并非所有的战争是由于这个原因而爆发的。在今天谈侵略苏联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消灭了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以及近期的（美苏合作）示范之后，真是无稽之谈。如果不受到坚持敌对和颠覆势力的挑衅，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完全能够保持自身的和平，也能够与苏联和平相处。最后，任何一个精神正常者都没有理由怀疑西方国家的温和社会主义者的诚意。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只要有机会，他们总是致力于改善劳工大众的生活条件，否认他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是不公正的。
这些前提之所以是错误的，是由于每一个都基于二战前的经验，而且每一个前提的谬误之处都被那场战争所充分证明。事实上，英美间的分歧并非西方世界的主要分歧。除了那些轴心国，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为了解决自身的分歧而加入反对苏联的十字军远征。苏联不仅没有将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演变成内战和革命，却为了共同的目的和承诺，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同仇敌忾，并肩战斗。
尽管如此，所有这些毫无根据并被证明是错误的判断，在今天，仍然被大胆地提出。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苏联党的路线并非基于对俄罗斯外部局势的客观分析；这意味着苏联党的路线的制定与俄罗斯以外的条件无任何关联；这还意味着苏联党的路线的产生只是出于在俄罗斯战前就存在的、今天仍然存在的内部的本质上的需要。
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神经质的认知的最深处是俄罗斯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起初，这种不安全感，产生于一个和平地生活在广袤而无法设防的平原上的农作居民与一群凶暴的游牧民为邻的结果。最近的这场战争，由于俄罗斯人打交道的是经济发达的西方人，使得（俄罗斯人）对地区内出现较之以前更强大、更发达、组织更严密的社会产生新的恐惧。但是，这种新的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一般俄罗斯民众，毋宁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这是因为，俄罗斯统治者无疑感觉到，他们的统治是一个形式上相对无序的统治，其心理基础脆弱而且虚假，无法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因此，他们一向惧怕来自外部的渗透，惧怕与西方世界直接接触，对一旦俄罗斯人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是外国人民了解了俄罗斯内部的真相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担忧不已。结果，为了求得安全，他们学会的只是如何彻底地置对手于死地的方法，从没考虑与对手建立契约和妥协。
马克思主义在西欧传播了半个世纪毫无建树，但在俄罗斯却能星火燎原、一举成功，这绝非偶然。只有在这样一个从未拥有过和睦的邻邦，甚或在其内部和外部也从未产生过得以容忍的力量均衡的国土上，一个崇尚社会间的经济冲突是无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学说的民族中，马克思主义才能得以发扬。自建立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之后，由于列宁的诠释，马克斯的教义变得更加凶狠好斗，更具排他性，成为激发不安全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正因为此，那些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们对不安全的感受，要比俄罗斯历史上的任何统治者都要强烈得多。也正是在这种教义所寓含的利他主义的内涵中，他们找到了本能地惧怕外部世界的正当理由，找到了除了独裁而不知如何统治的根据，找到了没有他们不敢实践的残暴的因由，也找到了他们要求别人作出牺牲的根据。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他们的所作所为荡涤了哪怕只是一个细微的伦理价值。今天，他们已经离不开这样一个教义了，因为这个教义已经成为他们在道德与思辨上让别人不得不倾倒的遮羞布。没有了它，他们在历史面前，与俄罗斯一长串的为了内部的脆弱寻求外部安全，以至不断提升军事力量的凶残而骄奢的统治者们相比，充其量只能排在这些统治者的尾末。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目标总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衣钵严格包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任何人不得轻视苏联（对外）事务中教义重要性的原因。这样，苏联领导人迫于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需要，就提出一种教条，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为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内部滋生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最后难逃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致命一击，从而让位给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这种论点为苏联扩充国家警察与军事力量提供了依据，为将俄罗斯人民与外部世界隔离提供了理由，为完全体现俄罗斯统治者本能和特性的不断扩大警察权限的压力提供了正当性。从本质上看，这只是躁动不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稳步前进，而在这个流延了数个世纪的运动中，进攻与防御的理念一直是不可救药地混为一谈的。但是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对绝望的、饱受战争创伤的世界人民做出涂上蜜甜的承诺，这个运动因此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危险，更加险恶。
苏维埃政党的教义喧嚷，就大多数提出的人而言，并不能认作一定是虚狂的，或是伪诈的。这些人大多对外部世界不甚了解，思想上过于依赖，以至不会对自我催眠术质疑，也不会对他们乐于而且容易相信的东西轻易提出疑问。最后，我们仍然面对一个尚未解开的谜：在这个国家到底有谁——如果确有此人的话——能够获得对外部世界准确而不偏见的信息。由于这个政府在充满了东方式的秘密和阴谋氛围中运作，歪曲和毒化信息来源和内容的可能无时不在。俄罗斯人对客观事实的不信任——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使得他们坚信所有表述的事实都不过是阴谋论为了某种险恶目的所服务的工具。人们由足够理由怀疑，现今的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大阴谋中的一部分。作为众多人中的一员，我就怀疑斯大林本人能否得到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的信息。这里可以充分衡量俄罗斯人如何实施微妙的诡计，在这点上，俄国人过去擅长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伎俩，大有施展的余地。外国政府无法将他们对俄关系的立场和理由在俄国决策者面前清晰地表述——实际上往往只是受到那些看上去彬彬有礼但身份模糊、鲜为人知的所谓顾问们的接待，对这些人，既不能轻易约见，也无法产生影响。在我看来，和是最令人焦虑的莫斯科外交特征。西方政治家要想有所建树，就必须了解这里所面对困难的实质之所在。
第三部分
苏联（战后战略）思维在政府政策层面的反映。
至此，我们已经了解了苏联计划的内涵与来龙去脉。那么，在政策的实施层面，我们又会面对什么？
正如国务院询问电报所隐含的，苏联的（对外）政策是在两个平台上操作的：一、政府平台，体现了那些以苏联政府名义采取的动作；二、隐秘平台，表现为那些由某些机构采取的但苏联政府偶然是由其指示的行动。
这两个平台所展现的政策，均旨在服务于（本文）第一部分所表述的“一”和“四”基本政策目标。通过其他平台所采取的行动会有很大差异，但在目的、时机和效果方面是相互呼应的。
至于政府平台的政策，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所有旨在增强和提升苏联政权权威和信誉的国内政策，包括：强化军事工业化进程；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为了向外国人宣传所做出的大规模展示；那些为了掩盖弱点、迷惑对手的对内长期秘密行动。
二、在时机成熟和成功有望的时候，所有为了扩展苏联力量的试图。目前，这样的试图主要集中于被认为具有现时战略需要的几个相邻地区，如伊朗北部、土耳其，也有可能包括波恩赫尔姆。然而，一旦隐秘的苏联政治影响在新的地区取得成功，其他地区也会被受到考虑。以此类推，一个“友善的”波斯政府会被要求为苏联在波斯湾开放一个港口。假若西班牙共产党取得政权，苏联有可能立即启动对在直布罗陀海峡建立基地的诉求。当然，诸如此类的动作，只有在非政府的（平台）准备完成后才会以政府的名义来推行。
三、只要看到有扩张苏联实力或限制和减弱其他国家实力的机会，俄罗斯人是会以政府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对于联合国，莫斯科从不认为该组织是为了建立一个基于相互利益和共同目标的永久稳定的国际社会的机制，而只是看作是一个为了私利能够利用的场合。只要这个判断和诉求不变，苏联将留在联合国内。但是，一旦认为该组织只是令他们难堪、限制了其势力扩张，一旦发现通过其他途径能够实现自己的扩张目标时，苏联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联合国。此举的隐含意义是：他们坚信自己已经强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不惜通过撤出联合国而与其他国家决裂，将对其目标和安全有威胁的联合国变成一个无效机构，并用一个符合他们利益的国际武器取代之。因此，苏联对联合国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几个因素：其他国家对该组织的忠诚度，以及这些国家为了通过联合国推动和平和实现代表我们思考方式的具有希望的国际生活观所做出的努力，所表现的决心和所展示的团结。请允许我重申：莫斯科对联合国的理想并无任何抽象意义的首肯，它对该组织的态度主要源于实际的和策略上的考虑。
四、对殖民地和落后的、依赖他人的地区和人民，苏联的政策，即便是通过政府平台实施的，都将是为了削弱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些地区）的实力、影响甚至与这些地区的接触的实现，因为，从理论上看，一旦这样的政策实施成功，那么这些地区将会出现权力真空，有利于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在我看来，苏联施压要求参与（联合国）托管的安排，表现的是企望在这些地区处于能够弱化西方影响的地位的要求，并非为了构建一个能够发挥苏联影响力的渠道。尽管也期望建立这样的渠道，但苏联倾向于依赖其他的渠道，而不是通过政府的托管安排。据此，我们可以预见，苏联将会要求参与所有涉及托管和类似的机制，并通过所获取的地位削弱西方对这些地区和人民的影响力。
五、俄罗斯人将会竭尽全力地与所有可能倾向于反对西方权力大国的国家发展正式关系，加强苏联的影响。这种政策倾向将会广泛涉及诸如德国、阿根廷、中东和其他国家。
六、在国际经济领域，苏联的政策将集中于对苏联和苏联控制的相邻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绝对主宰地位的诉求。但是，这将是个潜在的政策，就其公开表述的路线来看，具体的政策尚不明晰。自战争结束后，苏联政府对涉及对外贸易的议题表现出奇怪的缄默。假若有可能争取到大批量的长期的信用贷款，我相信苏联政府会如30年代那样对建立一个国际经济交流的必要性表示口头上的赞同。否则，我认为，苏联的对外贸易有可能仅限于苏联自己的安全区内，包括在德国的占领区，官方对国家间发展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会采取漠视的态度。
七、关于文化交流，苏联对加深国际民族间文化了解的必要性也一样会表示口头上的赞同，即便是这样的表态，一旦在实践中被认为有损苏联民族的安全，便会被取消。苏联涉及这方面的政策表现仍将限于那些毫无生气的交流方式，包括牢牢控制下的官方访问和活动，铺天盖地的伏特加酒，以及冗长而缺乏人任何长久意义的讲话。
八、在此之外，苏联与各个外国政府的官方关系将按所谓“正确”路线的实行之，即：将无例外地强调苏联的威望和代表性，同时也强调利益——而非良好的风度——的任何一个细微之处。
第四部分
以下部分可以被认为是我们对苏联为了其基本政策目标在非官方或是隐秘的（如那些苏联政府否认参与）的平台上将会实行的方式和方法的预测。
在这个平台上实施（苏联）政策推介的机构如下：
一、其他国家共产党内部最为核心的部分。尽管此类人具有与他们的真实身份无关联的公共面貌，但他们实际上联系紧密，形成了一个世界共产主义的地下活动中心，恰如一个隐秘的“共产国际”，受到莫斯科的严密控制和指导。这个内部核心的成员，尽管他们所隶属的是个合法的政党，但他们的活动是通过地下管道进行的，记住此点，十分重要。
二、共产党的一般成员。请注意此类人与上述人员是有区别的，而这个区别近来越来越大了。过去，外国共产党的活动多为公开和秘密、合法和阴谋的混合，这个现象是十分令人费解的——或者对莫斯科而言起码是不方便的，现在，几乎所有的秘密活动均仅限于党内的核心部分，并有效地转入地下，今天的一般党员已经不被信任，甚至对运动的真实情况都不甚了解，只是作为各自国家内部政治运动的真诚参与者而被推出，对该党与外国政府的隐秘的关系一无所知。只有在那些共产党仍具有人数上优势的国家，这些党员分子才会经常参加活动，并以集体的形式出现。作为一条规则，他们只是被用来对那些不太会被怀疑是苏联政府的工具的组织，根据具体需要和可能，进行渗透发挥影响，甚至予以控制，以便达到通过某些组织的活动——而非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采取直接行动——的目的。
三、各国都有大量属于国家级协会和团体的此类组织，完全可能通过上述渗透的方式受到影响和控制。这些组织一般包括：工团，青年联合会，妇女协会，民族团体，宗教组织，社会机构，文化社团，自由主义的刊物，出版社，等等。
四、国际组织同样存在着（共产党）通过对不同的国家社会部分施加影响而遭受渗透的可能。最有可能发挥这种影响的有工会、青年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对此特别需要提出的，而且几乎具有致命的重要性的，是国际工人运动。对这个运动，莫斯科看到了能够让西方政府在国际事务中无法集中注意力的可能，也看到了建立国际性的“压力”组织以逼迫某些国家的政府采取有利于苏联的行动或停止不利于苏联的政策的可能。
五、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和它遍布海外的分会，以及通过这些教堂与一般的东正教教堂的联系。
六、泛斯拉夫运动以及其他源于苏联境内少数民族——如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库曼人等——的运动。
七、那些愿意或多或少为苏联的政策目的效劳的外国政府于执政集团，诸如目前的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政府、北波斯政权、中国共产党集团等。这些政府和势力，不仅其宣传机器被苏联所利用，而且在具体政策上页会相当大程度地服务于苏联。
可以预料的是，由这些势力组成的这样一个广泛、庞大的机器将会受到（莫斯科的）利用，尽管利用的程度会因人而异、因势而异，但在方式上会出现如下几种：
一、打击主要西方国家的政治与战略潜力。在这些国家内，将会出现旨在打击人民自信心、破坏国防建设、激化社会与工业动乱以及挑起任何形式的分裂的活动。所有心怀不满和受到不公正待遇者，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民族的，都将被挑唆通过以消灭社会中敌对势力为目的的暴力方式去寻求正义和解决问题，而非通过调解和妥协的方式。于是，穷人将会与富人形成对立，黑种人将会与白种人形成对立，年轻人将会与年长者形成对立，新来者将会与久居者形成对立，不一而足。
二、特别地通过非政府平台挑起暴力，以削弱西方大国在殖民地、落后地区或依赖他人的民族地区的实力和影响。为此，西方殖民统治的所有错误和不当将会受到毫无保留地揭露和利用。西方大国内部的自由主义势力将会动员起来反对殖民主义政策。附庸国人民对宗主国的不满也将会受到挑唆。尽管这些著名的和附庸国家的人民会被鼓励争取实现脱离西方大国统治的独立，实际上，由苏联控制的傀儡政治势力会在积极准备，一旦独立实现，他们即会上台控制政权。
三、任何一个有可能阻碍苏联的政策目的推行的外国政府将会受到下台和解散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在三种情况下出现：政府公开直接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目标（如土耳其、伊朗）；政府关闭国境线以阻止共产党的渗透（如瑞士、葡萄牙）；政府在那些对共产党控制十分重要的人群中争取到的认同的力度很大，如英国的工党政府。（有时，上述两种情况在同一国家出现。一旦如此，共产党的反击将会尤其激烈和残酷。）
四、作为一条法则，共产党分子在国外的活动，是为了消灭个人任何形式的独立，无论是经济上的，政治上的，还是道德方面的。他们的制度只能对付那些已经被迫完全依附于更高的权威的人。据此，所有经济上独立者——诸如企业经营者、不动产拥有者、成功的农民和艺术家，以及所有在当地社区具有信誉和起领袖作用的人，例如受人爱戴的牧师或地方政治人物，都是需要被诅咒、被打击的人。即便是在苏联内部，地方官员也会不间断地异地任职，以防他们在一地扎根太深。苏联这样的做法实在不只是一个巧合。
五、（莫斯科）将会竭尽其能，使得西方主要大国出现相互敌对。在美国人民中，将会造出反英的舆论，在英国人中，将会煽动反美的情绪。包括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将会出现反对盎格鲁-撒克逊权利的言论。所有存在这些情绪的国家，将会受到进一步煽动，那些不存在这些情绪的国家，将会受到挑唆。所有能够诋毁和破坏任何形式的、将俄罗斯排斥在外的团结和一致的可能都会受到利用。因此，任何形式的国际组织，只要有碍共产主义分子的渗透和控制，武力是天主教会，国际经济合作组织，或是贵族和皇室的国际同盟，必将处于来自它们的议论炮火攻击之中。
六、总而言之，苏联通过非官方平台的所作所为，从性质上看，是消极的，具有破坏性的，是为了摧毁苏联控制以外的所有力量的根源而设计的。这与苏联与对手不能妥协、建设只有在共产主义势力取得控制后才能开始的本能认知是完全相符合的。然而在此背后，所实施的是对外国政府不懈的、坚韧不拔的渗透压力，直至取得对政府内主要机构——特别是警察系统——的控制。苏联的政权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警察政权，由于沙皇时代的半明半暗的专制阴谋传统，他们已经习惯了将使用警察力量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任何人在探测苏联人动机时都不得忽视这一点。
第五部分
从美国政策角度的可行性推断。
概括起来，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它坚信与美国的妥协根本不可能，坚信为了苏联权利的安全必须破坏我们的社会的内部和谐，必须消灭我们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必须摧毁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权威。这个政治力量孕育并成长于极其深厚、极其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思潮之中，完全控制了世界上最伟大之一的民族和人民的能量和世界上资源最为富饶的国土。此外，这个政治对手还拥有一架能够在其他国家发挥影响力的经过精心制作的庞大的组织机器，这部机器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和持久性，操纵这部机器的人，他们采用地下方式的技巧和经验是史无前例的。最后，从其基本反应上看，这个政治对手对现实似乎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对其而言，人类社会浩瀚的客观事实，不是作为不断衡量和改进思维的参照系，而是作为一个用来人为地、随意地选个别现象去支撑其早已形成的思维的百宝囊。这种对待客观事实的态度与我们恰恰相反。显然，这里所描绘的并非一幅让人赏心悦目的前景。然而，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和力量，无疑已成为我们外交上从未经历的最大挑战，恐怕也将是我们未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应该是我们目前的政治和政策设计者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对于这样的挑战，必须以战争期间解决重大战略问题时的全面、慎重和小心对待它，而且如果必要，还要在计划方面做出同样大的努力，来处理这个问题。至于答案是什么，在这里我是无法提出的。但是，我希望能借此明确地表述我的观点：我们完全具有解决这个难题的力量，而且完全可以避免采用一场大的战争的形式。为了支持我的这一观点，请允许我提出如下一些令人振奋的观察：
一、苏联的实力，与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既不是基于长期阴谋策划，也不具备冒险性。它如何按计划行事是不会得逞的，它也冒不必要的风险。因为它对理性分析无动于衷，对逻辑的力量又是高度敏感。基于这个理由，当任何时候出现抵抗时，它是可能——常常也这样——退却的。所以，假若它的对手拥有足够的力量并明确地展示使用这个力量的决心，那么，（它的对手）实际上使用这个力量的可能几乎不存在。（我们）只要将类似的局势妥善地处理好，那么，出现拿声望做赌注而介入军事冲突的必要性也是很小的。 决策客观性，可行性，科学性
二、面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世界，苏联人仍然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因此，苏联人能否扭转劣势，取决于西方世界所展示的团结、坚定和魄力的程度。而我们具备影响这个因素的实力。
三、作为一种内部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的优越之处迄今尚未得到证明。它仍然不得不证明，这个政权是能够经受得住权利从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向另一个人或团体交接这样一个根本的考验。列宁的逝世，是这个权利的首次交接，它所产生的影响让苏联国家15年间不得安生。斯大林的去世或退休，就是这个权力交接的第二次考验，而即便这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样的考验。由于它近期的领土扩张，苏联统治制度将会碰到一连串更多的麻烦，而这些麻烦曾令过去的沙皇们头痛不已。在这里的我们完全有利于相信，自从内战结束之后，俄罗斯广大民众对共产主义教条的心理反感，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在俄罗斯，政党已经从未一个庞大而有效——起码在目前——的独裁统治机器，但是，这个政党已经不再是鼓舞人们情感的源泉。据此，（苏维埃）运动的内部健康和长久并不可以看作是一个确定的事实。
四、所有苏联安全区域以外的苏维埃式的宣传，本质上是消极而具有破坏性的。因此，通过充满智慧和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宣传将其打败，相对是容易的。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我们应该冷静、理智地处理俄罗斯问题。至于具体如何实施，我谨希望以本文的结束语的方式提出以下建议：
一、我们的第一步必须是对我们所面对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予以了解，并认识其客观存在。我们必须像医生诊断一个难以控制的不可理喻的病人那样，用同样的勇气，同样客观态度，同样的中立立场和同样的决心去研究这个问题，避免受其感情上困惑或干扰。
二、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公众，了解俄罗斯问题的真相。对这一点的重要性，我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过分的。为此，单靠新闻界已无法做到，政府必须担负起主要责任，因为政府对所面对的实际问题的认识更为清晰，处理问题的经验更为充分。我们没有必要在问题的黑暗面前怯而止步。我坚信，一旦我们的民众了解到这个情势的真相，那种歇斯底里地反苏情绪会得到大大缓解，因为没有什么再比不知情要更为危险，更为可怕。当然，认为更多地暴露我们针对苏联的困难以至不利于美苏关系的观点也成立。我认为，假如真的存在着危机，那么，我们就必须有勇气去面对它，而且越早越有利。但是，我实在看不出我们会触发怎样的危机。即使我们追求的是与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友谊，我们在国内的（政治）赌注也是很小的。实际上（在俄罗斯），我们没有什么投资需要保护，不会失去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贸易，不需要保护多少本国公民，也没有太多的文化交流需要保留。我们唯一的赌注，是我们希望得到的，而非我们实际上已经拥有的。我坚信，只要我们的公众受到教育，只要我们与苏联的交往完全置于现实的客观的基础之上，我们实现期望的可能性将会大得多。
三、（我们应对苏联问题的挑战）相当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我们社会的健康和活力。世界共产主义就像是一种恶性的寄生虫，只会发生在生了病的肌肤组织上生存。在这一点上，国内和对外政策便交织在一起。每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自身社会问题（的政策），每一个可以提升我们自己人民的自信心、纪律性、士气和集体精神的勇敢而坚定的举动，都是针对苏联的一个外交胜利，这要比集体精神的勇敢而坚定的举动，都是针对苏联的一个外交胜利，这要比数千个（与莫斯科之间产生的）外交文件和共同声明要更有价值得多。假若我们无法消除宿命论的影响，无法改变我们的社会面对（外部）挑战的漠然，莫斯科将得分，因为莫斯科无法不利用（我们的）这些（弱点）在外交政策上获利。
四、我们必须对其他国家展现和描绘出一个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但要比以前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建设性的世界的前景。只是希望别人按我们的政治模式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不少的国家与人民，起码在欧洲，由于过去的经历已经疲惫不堪，而且（对历史的重演）惧怕万分，因此，他们对自身的安全的兴趣远比对抽象的自由要大得多。他们需要的是领导，并非只是责任。我们必须比苏联提供更多他们所需求的领导。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的话，俄罗斯人是一定会责无旁贷的。
五、最后，我们必须对坚守我们的人类社会的信念和方式充满自信和勇气。毕竟，在应对苏联共产主义挑战中最大的危险，是我们让自己变成了我们所需要应对者那样。
【摘要】：凯南是美国政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之一。《苏联行为的根源》1947年发表在《外交季刊》上,因署名X,故有"X论文"之称。X论文提出了著名的"遏制"战略,是乔治·凯南第一个公开发表的、阐述其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著述。虽发表的时间较久,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联政权的政治性格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苏联现今领导人从产生他们政治背景的那个运动中继承下来的意识形态和他们在俄国执掌已近三十年的政权的环境。很少有心理分析的工作比弄清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及每个因素在决定苏联行为中的地位这个工作更难的了。尽管如此，为了理解和有效地对付苏联的行为，必须作这样的努力。
要概括出苏联领导人夺取政权时所带着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观念是困难的。马克思的理论在俄国共产主义版本中总是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作为其理论基础来源的材料是广泛而又复杂的。但是1916年时，俄国共产主义思想的最主要内容可以归纳如下：（a）人类生活的中心因素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它决定社会生活的性质与“社会面貌”；（b）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罪恶的，它必然导致资本拥有者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能充分发展社会经济和公平地分配劳动者创造的物质产品；（c）资本主义包含着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由于资本拥有者阶级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变化，它必然引起革命和使政权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d）作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必定导致战争和革命。
其他内容可用列宁自己的话来概括：“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的方面来，……”①应当指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不会自行灭亡。为了推翻摇摇欲坠的制度，一定要有来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最后推动力。这种推动力被认为迟早是要到来的。
在俄国革命爆发以前五十多年中，参加革命运动的人们狂热地信奉这套思想。由于受挫、不满、无自我表现的希望（或急于自我表现）以及在沙皇统治制度的严密控制下选择流血的革命作为改善社会境况的手段，此种行为缺乏广泛的支持，这些革命家们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为自己本能的欲望找到了极为方便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他们烦躁情绪、全盘否定沙皇制度下的价值观、追求权力的欲望和雪耻心理以及寻求捷径实现这些愿望的倾向提供了违反科学的理论根据。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是千真万确、合理有效的，因为这一教义迎合他们那种易冲动，激情感的心理。没必要怀疑他们的虔诚。这是和人性本身一样久的现象。爱德华特·吉本②说得最精辟不过了，他在《罗马帝国的衰亡史》中这样写道：“笃信到欺骗，这一步是非常危险而又不知不觉的；圣贤苏格拉底告诉我们，聪明的人可能为自己欺骗，善良的人可能愚弄他人，人的良心正是处于自我幻觉和有意欺骗的混和的中间状态。”正是带着这一整套观念，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政权。
应当指出，在整个准备革命的时期，这些人的注意力，跟马克思本人一样③，更多的放在击败竞争对手而非今后社会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上，在他们看来，前者先于后者。一旦掌权，他们对应该实施的纲领的看法很大部分一上是模糊的、空想的和不切实际的。除了工业国有化和剥夺私人大资本外，没有一致的纲领方针。他们对待农民的办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不同于对待无产阶级）在俄国共产主义思想中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问题，在共产党执政的最初十年中，一直是一个引起争论、举棋不定的问题。
革命后最初一段时期的环境一一内战、外来干涉以及共产主义者仅仅代表着俄国人民中极少的一部分——这使得必须建立独裁政权。“战时共产主义”和过急消灭私人生产与私人商业造成了不良的经济后果、招来了对新生政权更多的敌视。暂时缓慢俄国的共产主义化过程是以新经济政策为标志，减缓了某些经济困难，达到了一定目的。然而它也表明，“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总是设法从政府放松政策中谋取好处，如果允许其继续存在的话，他们始终是威胁苏维埃政权的强大的反对力量与竞争对手。个体农民的情况也类似，尽管力量很少，他们亦属私有生产者。
如果列宁在世的话，为着俄国社会的最终利益，他或许会以伟人的气魄调和这些相冲突的力量，当然我们不能确定他真的会这样做。即使列宁会这样做，斯大林及其在争夺列宁继承权斗争中的追随者们也不会容忍他们所凯觑的政权下存在着竞争的政治力量。他们的不安全感太强烈了。他们那种特有的极度强烈的狂热性和戒备心理与盎格鲁——撒克逊的妥协传统格格不入，使得不可能实行长久的分权。从孕育他们的俄罗斯——亚细亚世界，他们形成了对于竞争力量长久地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极度怀疑的心理。由于轻信自己教义的正确性，他们总是坚持竞争力量或屈从我或被消灭。共产党之外的俄国社会本身并不僵化。人们的任何形式的共同行为与组织皆受党的操纵。在俄国，不允许存在其他具有活力与感召力的组织。只有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除了党之外，便是无组织无目的的杂乱的群众。
苏联党内，情况亦如此。党员群众虽然可能参加选举，参与制订、讨论和执行政策，但是他们参加这些活动时并不是从自己的意愿出发，而是要仰上级党的领导的鼻息，揣摸“指示”的含义。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这些人搞专制主观上或许并不是出于个人的目的。他们无疑相信——并且很容易这样相信一一自己知道什么是于社会有益的，一旦权力获得稳固和不可改变的地位，就会努力为社会谋福利。为了达到权力稳固的目的，他们不顾上帝规条与人类道德；不择一切手段。只有等到他们觉得安全时，才会开始考虑如何使信赖自己的人民过得幸福与舒适。
关于苏联政权最突出的环境即，迄今为止，该政权的政治巩固过程尚未完成，克里姆林宫的人还深陷于巩固和强化他们在1917年所获得的政权之斗争中。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对付俄国内部的反对势力，但也有对付外部世界的意图。因为意识形态教导它们，外部世界是敌视苏联的，最终推翻境外的政治势力是他们的历史使命。俄国的历史与传统支持了他们的这种认识。最后，他们自己挑衅性的不妥协行动惹来了外部世界的反应。于是他们，用吉本的另一句话来说，又被迫应付自己所挑起的敌对行为。通过把外部世界描绘成自己的敌人从而证明自己正确，这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无可否认的特权；因为如果他经常地、反复地这么认为并将之作自己的行为基础，那么他必定是正确的。
由于他们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的特点，苏联领导人从不承认敌对他们的行为含有合理的、正义的因素。这种敌对行为，从理论上说，只能来自反动的、顽固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只要官方承认俄国尚存资本主义的残余，这就可以被当作维持独裁政权的原因。但是，当这些残余开始逐渐消失，独裁政权之合理性就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而且当官方正式宣称这些残余已被最后清除之后，其存在之合理依据就完全丧失了。这促使苏联统治集团采取新的手法，因为俄国已不存在资本主义，同时又不允许处于其统治下的人民自发产生的严重的与广泛的异己力量之存在，这样就有必要通过强调国外资本主义的威胁，为继续维持独裁制度提供合法依据。
这种做法很早就己开始。1924年，斯大林特别指出，维持“镇压机关”（主要指军队和秘密警察）是因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就有被干涉的危险和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根据这种理论，从那时起，俄国国内的一切反对力量均被描述为敌视苏联政权的国外反动势力的代理人。
同样地，他们极力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根本的对抗这一共产主义观点。
许多事实证明，这是毫无根据的。由于一方面国外确实存在由苏联哲学与行为所引起的敌视心理，另一方面历史上某些时候军事强国特别是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和日本确实有侵略苏联的计划，真实的情况被掩盖了。但事实上，莫斯科强调面临着外部世界对苏联社会的威胁，并不是因为真有来自国外的敌视的现实，而是为了给维持国内独裁制度制造借口。
因此，维护苏联现政权即在国内建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由此而来的编造外国敌视的神话，这一切决定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联政权机器的特征。未能适应上述目的的国内机关逐渐被裁减与取缔，反之则不断膨胀。苏联政权的安全是建立在党的铁的纪律、无所不在和严厉残暴的秘密警察以及牢固的国家经济垄断的基础上的。苏联领导人得以对付竞争力量以求得安全的“镇压机关”，很大程度上成了人民（他们应当服务的对象）的太上皇。今天，苏联主要政权机关的任务是完善独裁制度和在民众中维持这么一种观念，即俄国处于包围之中，敌人就在城墙下。组成权力机构的上百万官僚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人民中维持这种观念，否则他们自己就是多余的了。
从目前看来，俄国统治者不会取消镇压机关。建立专制政权的过程己经进行了近三十年，这在当代是空前的（至少从范围之广这一点来说），它除了引起国外的敌视外，亦导致了国内反抗。警察机关强化的结果，是使反对政权的潜在力量越来越强大与危险。
俄国统治者决不会放弃他们借以维持独裁政权的神话。因为这个神话己成苏联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比单纯的意识形态力量还大的纽带，它己深深地嵌入苏联思想体系之中。
二
前面谈了这么多的历史背景。那么它是如何反映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苏联政权的政治性格上呢？
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尚未被放弃。他们仍然坚信资本主义是罪恶的、必然要灭亡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促使资本主义灭亡，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他们更多的强调关系到苏联政权本身的一些观念上，即作为黑暗、误入歧途的世界中唯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地位及其内部之权力关系。
在这些观念中，首先他们强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固有的对抗。我们己经看到，这个观念是如此之深地嵌入苏联政权基础中。它对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苏联的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意味着苏联总不可能真正地相信自己与资本主义强国的目标有一致的地方。莫斯科总是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目的是敌视苏联的，因而也就是违背它所控制的苏联人民的利益的。如果某个时候，苏联会在违背这一观念的协议上签字的话，这只不过是对付敌手的策略手段而已，苏联的做法是“买主自行当心”。苏联人声称这种对抗仍然存在。这是虚构的。由此产生了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中许多令人迷惑的现象：躲躲闪闪、守口如瓶、欺诈蒙骗、疑心重重以及不怀好意。在可见的将来，这些现象不会消失。当然，其程度与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当苏联人有求于我们时，上述这种或那种行为会有所收敛；这种时候，总有些美国人会欣喜若狂，认为“俄国人变了”，甚至有些人竟以所谓的自己带来了这种“变化”而居功。我们切不可为策略手段所迷惑。苏联政策的这些特征以及导致其产生的观念，与苏联内部政权性质密切相关，只要苏联政权性质没有改变，我们就必然要面对着这种行为，不管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
这意味着，在今后很长时间内，苏联仍是很难打交道的。但并不是说，苏联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以便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推翻我们的社会制度。值得庆幸的是，苏联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的理论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它并不急于实现这一目标。进步势力可以为最后决战作长期的准备。在此期间，至关重要的是，国内外的共产主义者应当热爱与捍卫“社会主义祖国”——已经取得胜利的、作为社会主义力量中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促进她的繁荣，困扰与消灭她的敌人。在国外推行未成熟的、“冒险的”革命计划，会使莫斯科处境难堪，因此被视为“决不能原谅”甚至是“反革命”的行动。莫斯科所定义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支持和发展苏联的力量。
我们再来看苏联的第二个观念，即克里姆林宫是一贯正确的。在苏联权力思想中，不允许存在除党之外的独立组织，因此就必须在理论上把党的领导作为真理的唯一源泉。如果其他地方亦有真理的话，那就应允许其他组织存在与自由表达其意志，这是克里姆林宫不能也决不会允许的。
因此党的领导总是正确的，甚至自从1929年斯大林通过宣布政治局一致原则从而正式确立他的个人权力以来，亦是如此。
由于党一贯正确，因而便有党的铁的纪律。事实上，两者是互为依据的。建立严格的纪律需要承认党的一贯正确，党的一贯正确要求遵守纪律。两者一起决定了整个苏联政权机器的行为。如果不考虑第三个因素，还不足以理解这两者的作用，即党为了策略上的考虑，可以在任何时候随心所欲地提出某种理论，如果它被认为有益于其事业的话，并且要求全体党员忠实地、无条件地接受这种理论。这就是说，真理不是永恒的，它实际上可以由苏联领导人自己根据需要与目的创造出来。真理可以每周不同、月月有异，它不是绝对的、不可变更的——非产生于客观现实。这仅仅是某些人当时智慧的表白，因为他们代表着历史的规律。这些因素造成了苏联政权机器的目标是僵硬与固执的。这种目标可由克里姆林宫随意改变，而其他国家则无法做到这一点。一旦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制定了党的路线，整个苏联政府机构包括外交机关，就像上满发条的玩具汽车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直至遇到不可抗拒的力量才停下来。组成这个政权机器的个人，不为外来的论点与理由所打动。他们受到的全部教育就是教导他们不信任与怀疑外部世界。就像留声机前的白狗，他们只听“主人的声音”。只有主人才能改变他们的目标。因此，外国使节不可企望他的话会对苏联领导有所影响。他们至多能希望的是自己的话会被传给苏联最高领导阶层，只有他们才能改变党的路线。但是，这些人不可能会为资产阶级代表通常的逻辑所动摇。由于目标不同，思维方式亦不可能一致。因此，事实比言辞对克里姆林宫更有说服力，只有以无可辨驳的事实作后盾的言辞，俄国人才听得进。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意识形态并没要求他们急于实现目标。和教会一样，他们只经营意识形态概念（具有长远意义），可以耐心等待目标的实现。他们决不会为了虚幻的未来而冒丧失目前所得的风险。列宁本人就教导说，追求共产主义目标既要谨慎又要灵活。这种告诫由于俄国历史上的教训更显重要：在毫无防御的广阔平原上与游牧民族进行了几个世纪的混战，谨慎、考虑周全、灵活与欺诈是非常有用的品质；这些品质为俄罗斯和东方民族所崇尚。因此，俄国人并不因为在比自己更强大的敌手面前退却而觉得丢面子。由于没有一个达到目的的确定时间，他们不会为进行必要的退却而不安。俄国的政治行为就像一条不停流动的溪流，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它主要关心的是灌满世界权力盆地中可以达到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如果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它会达观地接受并适应这一现实。重要的是永远朝着一个最终的目标前进。在苏联哲学中，并无一定要在一个确定时间内实现目标的思想。
因此，对付苏联外交比对付诸如拿破仑和希特勒等极富侵略性的首脑人物的外交既容易又困难。一方面，他们对敌手的力量更敏感，当觉得对方力量太强大时，更愿意在外交上作出让步，因此在权力逻辑与语言上更有理智。另一方面，敌方的一次胜利并不能击败他们或使他们丧失信心。由于它坚定固执，对付俄国不能靠偶而采取的、反映民主世界公众舆论某个时候要求的行动，而要执行明智的、具有远见的政策——它在目标坚定、执行中方式多样与灵活应变上都不比苏联的政策逊色。
在这种情形下，很清楚，美国对苏政策最主要方面就是长期的、耐心但坚定和保持警惕的对俄国扩张倾向的遏制。应当指出，这种政策与装腔作势是不相容的，它并不等于威胁、恫吓或摆出“强硬”的姿态。虽然说克里姆林宫对政治现实的反应基本上是灵活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它会不顾自己的声誉。跟几乎所有其它政府一样，苏联政权不会在笨拙的恫吓行为面前退缩。俄国领导人很了解人类的心理，他们知道大发脾气和丧失自控决非政治活动中力量的源泉。他们会极力利用敌方这种弱点。因此，为了有效地与俄国打交道，外国政府绝对必要在任何时候保持冷静与镇定，要以不易损害其威望的方式向俄国提出要求。
三
根据上面的分析，很清楚，苏联对西方世界自由制度的压力，可以通过在一系列变化着的地理与政治点上，随着俄国政策和手法的变化，灵活、保持警惕地使用反抗力量而被遏制，不能以魔力或劝说使之消失。俄国人期望万古长存，并且看到自己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应当记住，曾经有一个时期，共产党在俄国国内比苏联今天在世界更缺乏代表性。
如果说意识形态使俄国统治者认为真理在他们一边，他们可以耐心等待最终的胜利，那么我们则不受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可以自由地、客观地判断这一论点是否站得住脚。苏联这一理论意味着它不仅完全不允许西方对其经济命脉的控制，而且设想俄国在很长时间能保持团结、纪律和坚韧不拔。把这种假定变为现实，如果西方以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对苏联政权遏制10一15年，这对俄国将意味着什么呢？
苏联领导人利用现代技术给专制带来的便利，使得人民在其政权下服服贴贴。很少有人对他们的权威进行挑战，就是有也都在国家镇压机关面前败下阵来。
克里姆林宫亦证明自己能不顾居民的利益，在俄国建立起重工业基础，虽然这一过程尚未完成，但是它仍在继续发展中，并且日益接近主要工业国家的水平。所有这些，不管是维持国内政治安全还是建立重工业，都是以人民生活受压抑、期望未实现、精力被耗费为代价的。它要求使用强迫劳动，其规模与程度在和平时期的现代社会是空前的。它造成忽视和损害苏联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农业、消费品生产、住房建设与交通运输。
此外，战争又使得财产损失巨大、人员伤亡惨重和民众疲惫不堪。所有这些，使得今天的苏联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极为疲乏。人民群众感到失望并且不再轻信上当，如果说苏联政权在国外还有一些吸引力的话，那么它的国内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具有魅力了。在战时为了策略方面的原因而给予宗教的苟延残喘的机会被人民以极大的热情紧紧抓住了。这一事实雄辨地证明了人民对这个政权的目标没有表现出多少信仰和献身的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肉体与精神力量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是最残酷的独裁政府也无法驱使他们。强制劳动营地和其他强制机关以临时性的条件强迫人民工作，劳动时间超过了劳动者意愿与单纯的经济压力所允许的范围；即使他们能幸免于难，那时他们也已衰老了，成了独裁的牺牲品。在上面任何一种情况下，他们最主要的力量都未能用于造福社会和为国家服务。
希望只有在年轻一代的身上。青年一代尽管历尽磨难，但是他们数量众、有活力；况且俄国民族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民族。不过还有待于观察儿童时代苏联独裁政权施加的并随战争增长的精神压力，于他们成年时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除了最边远地带的农场与村庄，诸如家园安全与和平的观念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至今尚不清楚，这是否对现在正在走向成熟的新的一代的全面能力产生影响。
另外，苏联经济虽取得了某些惊人的发展，但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缺陷的。说“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俄国共产党人，当想想自己的国民经济状况时，应该觉得脸红。苏联经济的某些部门如冶金和机器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大大超过其他部门。当它还没有称得上公路网的东西仅有一个原始的铁路网时，就竟然想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之一。他们虽然已做了不少工作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教很原始的农民一些机器操作常识，但是整个苏联经济严重管理不善，建设投资急、质量次，折旧费必须很大，在广大的经济部门，尚未把西方熟练工人具有的生产观念与技术自尊运用于生产中。
很难相信，这些弊端可能为一个疲惫的、士气低落的人民在短期内所克服，他们在恐惧和压力的阴影下生活。只要这些弊端未被克服，俄国就将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脆弱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虚弱的国家，它有能力出口它的热情和发出那种奇怪的政治魅力，但是不能维持那些靠真正的物质力量和繁荣的产品的出口。
同时，苏联政治生活也极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是由于权力交接从一个人或集团转移到另一个人或集团而形成的。
这主要是斯大林个人地位问题。我们应当知道，斯大林代替列宁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仅仅是苏联第一次个人权威的转移。这一转移花了12年时间才巩固下来。它使得上百万人丧生，从根本上冲击了这个国家。其影响达及整个国际革命运动，极不利于克里姆林宫自己。
有可能下一次最高权力转移会是静悄悄的、不惹人注目的，不会引起其它地区的反响。但是用列宁的话来说，这很可能促成从“巧妙的欺诈”到“野蛮的暴力”的迅速转变，这是俄国历史的特点，它将从根本上动摇苏联政权的基础。
但这不仅仅是斯大林本人的问题。自从1938年以来，苏联政权高级领导阶层中，政治生活就有着危险的死气沉沉的局面。理论上说，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至少每三年开一次会。然而，从上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块整整八年没开会了。在此期间，党员数量增加了一倍。战争中大量的党员丧生；今天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在上次党代会以后被吸收的。而同时，在民族经历了剧烈的变动后，仍然是原来一小批人踞于最高地位。确实，有某些原因使战争给西方每个大国的政府带来了根本的政治变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基本上存在于费解的苏联政治生活中，但是，这些原因在俄国尚未得到承认。
即使在像共产党这样具有高度纪律的组织里，大批只是最近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党员群众与终身踞于最高领导地位的小集团之间在年龄、观点和利益上的差异也势必扩大，大部分党员群众从未见过这些最高领导人，从未与他们谈过话，也不可能与他们有密切的政治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肯定党的领导新老交替（其发生只是时间问题）能够顺利地、和平地进行，或者竞争对手们不会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寻求这些尚未成熟的、缺乏经验的群众的支持？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将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因为一般说来全体党员历来习惯于铁的纪律与服从而不适应妥协与和解。如果团结遭破坏从而使党瘫痪，俄国社会将会出现难以描述的混乱和虚弱。因为我们知道，苏联政权只是装着一群乌合之众的容器外壳而已。在俄国根本没有地方政府这类东西。目前这一代的俄国人从不知道自发的集体行为。假如出现一些情况，破坏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与效率，那么苏联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由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最弱的、最可怜的国家之一。
因此，苏联政权的未来根本不会像克里姆林宫主义所幻想的那么安全。他们表明自己能够保持政权。他们能否平静地、顺利地完成政权的新老交替，尚有待证明。同时，国内政权的淫威和国际生活的动荡己经严重地挫伤了该政权赖以依靠的伟大的人民，使他们丧失了希望。十分令人惊奇的是，今天，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俄国境外即在它的警察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外，其影响更大。这种现象使人想起托马斯·曼在他的著名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④中所用的一个比喻。托马斯·曼认为，人类组织在其内部已经严重衰败时，往往外表上显得十分强盛，他把处于极盛时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作一颗向地球发着最亮的光但事实上早已不存在的星体之一。谁敢否认，克里姆林宫洒向西方世界失望不满的人民的强光不是事实上行将消失的星座的余辉？既不能证明是这样，也不能证明不是这样。但是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性（作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即苏联政权，正像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包含着衰败的种子，这个种子已经萌芽滋长。
四
显然，美国不可指望在可见的将来与苏联政权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政治舞台上，应继续将苏联当作竞争对手而非伙伴。苏联今后不可能真心热爱和平与稳定、不相信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可以长期地、友好地共处，而是谨慎地、不懈地施加压力，削弱与瓦解所有竞争对手的影响与力量。
然而，俄国虽然总的说来是敌视西方的，但是至今它仍是相对弱的国家，它的政策很灵活，苏联社会包含着衰败的种子。这就要求美国对坚定的遏制政策充满信心，在俄国人露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迹象的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更改的反击力量。
但是实际上，美国的政策并不是纯粹的维持现状以及守株待兔。美国安全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俄国内部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俄国政策主要依此而制定）。这不单单指在苏联及其它地方搞些情报活动，尽管这也很重要。最主要的是，美国要在世界民众中树立这样一个印象：目标明确、能够成功地解决国内生活中的问题、可以承担起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和在目前几个主要的意识形态潮流面前保持自己的信念。倘若做到这一点，俄国共产主义目标就如堂吉柯德想法无望实现，莫斯科追随者们的希望与热情必逐渐减退，将给克里姆林宫对外政策增加新的困难。因为资本主义必然衰亡的神话是共产主义哲学的基石。甚至二战以后，美国并未经历红场乌鸦们所预言的一场衰退，这一事实就将引起共产主义世界强大的、深远的反响。
同样地，如果美国表现出优柔寡断、纷争不和以及内部分裂的迹象，这也将极大地鼓舞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如果上述任何一种倾向出现的话，共产主义世界将大受鼓舞、兴高采烈；莫斯科会显得得意洋洋；莫斯科在国外的支持者将增加；以及大大加强莫斯科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
说美国单独就能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并很快使苏联政权在俄国垮台，这是夸大其词的。但是美国确实能够对苏联的政策施加极大的压力，迫使克姆林宫的行为要比近年所为更加温和与明智，从而最后导致俄国政权的垮台或逐渐软化。因为，任何神秘的救世运动—特别是克里姆林宫的救世运动—如果不使自己适应于事态发展的逻辑，就必然遇到挫败。
因此，决定权很大程度上落在美国的身上。苏美关系从本质上是对作为世界民族之一的美国的价值之考验。为了避免毁灭，美国只需达到其民族之最好传统，并证明值得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而生存下去。
确实，没有比这样对民族素质的考验更公平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头脑的苏美关系观察家没有理由埋怨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挑战。他应当感谢上帝，上帝使美国人民受到这种无法改变的挑战，从而使美国全民族的安全依赖于他们的团结及接受历史要求他们负有的道义和政治领导的责任。
注释：
①列宁：《论欧洲联邦的口号》，1915年8月，《列宁全集》中译本第21卷第321页，1959年人民出版社。
②爱德华·吉本，1737一1794，英国历史学家。——译注。
③本文之“社会主义”指马克思主义者或列宁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不是第二国际的自由社会主义。——原注。
④托马斯·曼，1875—1955，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德国小说家，1929获诺贝尔文学奖，1944年加入美国国籍。1900年他因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问世而一举成名。这部小说描写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三代人和他们商号的兴衰史。——译注。
译文原载《政治研究》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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