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冲突与融合

——以《雍正皇帝上谕》一文为例
一：导读
1、作品时代背景
《雍正皇帝上谕》一文写于清朝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即公元1733年，由清朝雍正皇帝亲自所写。
在清朝雍正时期，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之时。众所周知，由于雍正皇帝兢兢业业，勤奋智慧，在位时大力整顿吏治，改革经济，治理民政和边疆，使得大清国力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极大振兴，国富民强，物阜民丰。
政治上的一系列改革，使封建皇权统治在这时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顶峰。经济上的变革措施，使大清国库逐渐充盈，人口也逐渐增多。在文化上，由于清王朝历来实行的“文字狱”政策，所以文化方面也没有像唐宋时期一样蓬勃旺盛，推陈出新。
2、作者简介
顾名思义，该文作者非古代学者所著，而是由集皇权于一身的帝王雍正所写。
雍正帝（1678年—1735年），爱新觉罗氏，名胤禛，满州正黄旗人，康熙帝第四子。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正如清朝前期许多皇帝一样，雍正自幼接受了中国儒释道等文化的熏陶。学习中原儒家及道家文化，是满族统治者要了解和治理当时人口占多数的汉人社会的必需条件。学习佛法，是清朝皇室历来的爱 好，雍正也不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雍正皇帝与佛法有相当大的缘分。雍正帝年轻时一边跟顾八代、徐元梦等学习儒家经史，另外又特别酷爱佛法，常常与禅僧和尚等接近，甚至经常扮演讲法之师，谈论佛学。他在继位后曾说：任何臣民若对他所说的关于佛法的理解有不同意的地方，都可以当面对质，他将只以学者身份来与之讨论。雍正皇帝经常主持刊印佛经，为佛经写序，如著名珍贵的《宗镜录》之所以能流传至今，便归功于雍正帝的大力弘扬与宣传。从下面所要讨论的文章也可看出雍正帝崇尚佛学的一面。
由此可见，雍正帝深通中国文化，内用佛老，外示儒术，以之治国治民。
3、作品分析及个人见解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雍正皇帝对于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有很深的造诣。这一方面归功于他的天资聪颖，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年轻时在皇宫里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原因。而在三教之中，雍正又最爱佛法。据史料记述，雍正帝为皇子时，便与其他兄弟迥然不同，他在自己的宫内大谈佛法，常常与僧人和尚为友。著名的雍和宫便是当年雍正的府邸，现在是北京市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由此可见雍正帝与佛法的因缘之深。
但是雍正帝不像一般的贵族子弟为了附庸高雅而用佛法来装点门面，他是真正精通佛法，并能付诸于当时之世的。譬如这篇上谕中所提到的：“……如道忞、行峰之纪载谬妄；法藏、弘忍之魔说猖狂，朕悉降旨指摘。决不令混冒正法，以致真伪罔辨也。朕于三教同原之理，探溯渊源，公其心而平其论。令天下臣庶佛仙弟子，有各挟私心，各执己见，意存偏向，理失平衡者，梦觉醉醒焉。故委曲宣示，以开愚昧……。”倘若雍正胸中并无造诣，何以能够独具慧眼，亲自将那些伪造佛法的僧人挑剔出去呢？
《雍正皇帝上谕》一文本着公平的态度，旁征博引，对历史上以及当代人们对儒释道三教的纷争作出解释和调和，以求天下人民正确理解三家学说。从结尾可以看出，本篇上谕也是专门写给一些地方官吏的，因为当时有许多官吏不明事理，妄自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情，有损三教关系的和谐。故而雍正帝一方面以皇帝之尊，写出一篇带有行政命令的告谕；另一方面也通过自己多年来对三教关系的理解写出一篇道理文章。
笔者认为，三教关系本身就如雍正帝所说的，外表形式不同，但其实宗旨是一致的，就是修炼自己的身心，进而扩充到对天下人民都有所饶益的目的。之所以会产生那么多纷争，是因为许多人没有体悟到各家学说的深层次内涵，只抓住了表面。
三家学说都各自劝人向善，并且教人们以和为贵。譬如老子说：“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吾有三宝……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世尊所说的戒“贪嗔痴慢疑”。孔子所说的：“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这些都是在告诫人们不要有争斗的思想。但很奇怪的是，入了各家各派的学人却争得更厉害，反倒是那些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倒悠闲自在，无所争斗。因此，各家各派学者应该多多反思，将精力用于研究本教教理上，而不是用于攻击异教，批评异己者，这些只能证明自己的鄙陋浅薄与无知无畏。
著名国学家王国维先生曾论近世学人之弊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将此引之于教派之争，大概也能说明问题，总之就是以偏概全，忘记了宗旨。想必雍正皇帝博古通今，也了解这些道理，因此亲笔写出了此则上谕，旨在疏通中国传统三教文化的关系。身为皇帝，雍正也实在是为中国文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二：《雍正皇帝上谕》原文及注释翻译
1、原文：
上谕。朕惟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人惟不能豁然贯通。于是人各异心。心各异见。慕道者谓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谓道不如佛之大。而儒者又兼避二氏。以为异端。怀挟私心。纷争角胜。而不相下。
朕以持三教之论。亦惟得其平而已矣。能得其平。则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无异旨。无非欲人同归于善。夫佛氏之五戒十善。导人于善也。吾儒之五常百行。诱掖奖劝。有一不引人为善者哉。
昔宋文帝问侍中何尚之曰。六经本是济俗。若性灵真要。则以佛经为指南。如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则吾坐之太平矣。何尚之对曰。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纯谨。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则百人和睦。持此风教。以周寰区。则编户亿千。仁人百万。而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万刑息于国。洵乎可以垂拱坐致太平矣。斯言也。盖以劝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
而佛教之化贪吝。诱贤良。其旨亦本于此。苟信而从之。洵可以型方训俗。而为致君泽民之大助。其任意诋毁。妄捏为杨墨之道之论者。皆未见颜色。失平之瞽说也。
朕居藩邸。留心内典。于性宗之学。实深领悟。御极以后。宵旰靡遑。且恐启天下以崇尚释教之疑。是以未尝形之谈论。欲俟庶政渐理。始举三教合一之旨。提撕警觉。以明互相诋毁者之非。今迩十年矣。听政余暇。偶将朕之所见。并昔人论说数条。举以示天下之学道者。
一、古人有曰。周孔六经之训。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言。道德创其首。瞿昙三藏之文。慈悲为其本。事迹难异。礼数不殊。皆可崇可慕者。
二、又有曰。儒以正设教。道以尊设教。佛以大设教。观其好生恶杀。则同一仁也。视人犹己。则同一公也。惩忿塞欲。禁过防非。则同一操修也。
三、又有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四、又有曰。佛之言性。与诸书同。圣人同。其性则广为道德。人能同诚其心。同济戒其身。同推德于人。则可以福吾亲。可以资吾君之安天下。
五、又有曰。佛之道与王道合。王道者。皇极也。皇极者。中道之谓也。佛之道亦曰中道。不偏不邪。其旨相同。
六、又有曰。佛教之设。使人弃华而就实。背偏而归善。由力行而造于安行。由自利而至于利彼。其为生民之所依归者，无以加矣。
七、又有曰。人谓释氏惟务上达而无下学。不思释氏之六波罗蜜。由禅定而到彼岸。岂非下学上达之旨乎。
八、又有曰。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盖道者。先天地而生。亘古今而常存。圣人得道之真以治身。以其绪余土苴治天下国家。岂不大哉。
故圣人。或生于中国。或生于西方。或生于东夷。西夷。生虽殊方。而其得到之真。若合符契。未始殊也。以上八条。皆于圣贤之理。同流共贯。未见其为谬异也。
三教虽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虽各有所专。其各有所长。各有不及处。亦显而易见。实缺一不可者。
夫习释道之学。虽有偏有正。而习儒者之学。亦有真有伪。即如释中以狂空欺世。道中以邪术愚人。是固释道之罪人也。亦如儒中博览诗书。高谈仁义。而躬蹈乱臣贼子之行者。谓非名教之罪人乎。
若掩人之长。而斥其短。隐己之短。而夸其长。互相肆口诋排者。皆私诈小人形态。非仁人君子、怀德报道之所为。亦徒见其不自量耳。
数年来。有请严禁私自剃度者。有请将寺观改为书院者。有县令无故毁庙逐僧者。甚至有请僧尼悉行配合夫妇。可广增人丁者。悖理妄言。惑乱国是。不思鳏寡孤独。为国家所矜恤。彼既立愿出家。其意亦为国家。苍生。修福田耳。乃无故强令配合以拂其性。岂仁君治天下者之所忍为乎。因皆下愚小辈。朕亦未穷治其妄诞之罪。至于品类不齐。其中违理犯科者。朝廷原有惩创之条。而其清修苦行。精戒明宗者。则为之护持。其邪说外道。则严加惩治。如道忞。行峰之纪载谬妄。法藏。弘忍之魔说猖狂。朕悉降旨指摘。决不令混冒正法。以致真伪罔辨也。朕于三教同原之理。探溯渊源。公其心而平其论。令天下臣庶佛仙弟子。有各挟私心。各执己见。意存偏向。理失平衡者。梦觉醉醒焉。故委曲宣示。以开愚昧。凡有地方责任之文武大臣官员。当诚是朕旨。加意护持出家修行人。以大公同善之治。特谕。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

2、注释：
[1]上谕：是皇帝告臣民的诏书。
[2]五戒：佛法法门无量，无不以戒为基础，因戒生定，因定开慧。五戒乃是在家居士所受持之根本戒律。五戒者：一、不杀生：凡是一切有生命者，乃至蜎飞蠕动，微细昆虫，皆不得有意杀，或教他杀，或见杀而随喜赞叹。二、不偷盗：对于公共财物、私人财物、寺庙和僧众之财物，皆不得侵占；乃至一针一草，不予而自取，窃取，或诈取。亦不自盗，不教他盗，不见盗随喜。清心寡欲，勤俭持家，廉洁自爱。三、不邪淫：在家居士，除正式配偶外，不得有任何淫秽行为。四、不妄语：妄语有四，一者妄言；二者绮语；三者恶口；四者两舌。五、不饮酒：学佛人一切酒、乃至含有麻醉人性的酒类及毒品，皆不可饮。除因重病，非酒莫疗者，作为药酒，方可饮用。
[3]五常：指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
[4]百行：指儒家的诸多行为规范。
[5]宋文帝：即刘义隆（公元407—453年），为中国南北朝时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在位三十年。
[6]侍中：南北朝官阶名，与中书、尚书同为宰相之职。
[7]何尚之：字彦德，庐江灊县（今属安徽霍山）人，是南北朝时期一位审慎明达的政治家，也是当时一位深通玄学义理的名士。
[8]杨墨之道：指杨朱和墨翟之说。杨朱、墨翟，春秋战国时代人，所主张之学说与孔孟之道相违背，被儒家视为外道。
[9]六波罗蜜：一曰檀波罗蜜；二曰尸罗波罗蜜；三曰羼提波罗蜜；四曰毗梨耶波罗蜜；五曰禅波罗蜜；六曰般若波罗蜜。也就是所谓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
[10]瞿昙：即释迦牟尼佛。

3、译文
朕看到儒释道三教在国中广泛弘扬，启迪人民。三教道理出自一个源头，互相并不违背。人们的心理各不一样，意见也各有所别。仰慕道家的人佛教没有道教那么尊贵，崇尚佛教的人说道家没有佛家那么宏大，而儒家又同时排斥佛道两家，认为它们是异端学说。三家各怀私心，相互争斗，不能退让。
朕认为三教学说应该相互平和。倘若三教相和，则外表没有形象差异，内在可同证本性道理的相同。三教当初本不存在差异，都是希望人们向善。如佛家有五戒十善，儒家有五常百行，诱掖奖劝，不都是劝人向善的吗？
当初宋文帝对何尚之说：“儒家六经本来是开济俗世，若要了知真性，则应以佛经为指南。如果全天下人民都如此教化，则我就可以坐享太平了。”何尚之回答说：“百家之乡里，十个人持五条戒律，则十人纯谨；千室之邑里，一百人持十种善，则百人和睦。用这种教化来扩而充之，则等次递增。做了一件善事就去掉了一件恶事，去掉一件恶事就少了一件刑事，每家少触犯一件刑法，一个国家就少了上万件刑事，如此就能安享太平之世了。”这些言论，便是劝善之言，以此来治理天下。
而佛教里教化贪吝之人，使之成为贤良之士，其宗旨也就在于此。如果相信而遵从，则可以教化民俗，为朝廷和人民作出贡献。那些任意诋毁佛教，妄自假借杨墨学说的，都是不明事理之人所胡说的。
朕在藩邸内，留心内典，对于性宗之学有很深的领悟。继位以来，非常惶恐，害怕被天下人认为有崇尚佛教的嫌疑。所以未尝从表面谈论过佛法，想要等到政务清明之后，再开始提出三教合一的宗旨，以说明各派相互诋毁的不对。我今继位十年，在处理政务的闲暇之时，偶将有关前人所说的十条道理告诉给天下的学者们：
一、古人说：“周孔六经的训导，忠孝为首；李老二篇的教说，道德为首；瞿昙的三藏之文，慈悲为本。可见其事迹和礼数都没有不同，都是可崇尚和仰慕学问。”
二、又有人说：“儒家以正统来设立教旨，道家以尊贵来设立教旨，佛家以宏大来设立教旨。观察它们好生而恶杀，则同属仁道之理；视别人犹如自己，则同属大公无私的行为；惩戒忿怒，减少欲望，防止过错，则是同样的操行修持。”
三、又有人说：“以佛来治心，以道来治身，以儒来治世。”
四、又有人说：“佛法所说的性，与许多圣人的说法相同，其性能大兴道德之举，人们能够共同诚心正意，共同守持戒律，布施自己的身心，共同施德于人。如此一来，便可以使我们的亲人享福，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君治理天下。”
五、又有人说：“佛道与王道相合和。所谓王道，就是皇极，所谓皇极，就是中道。佛之道也叫做中道，不偏不邪，宗旨相同。”
六、又有人说：“佛教的设立，使人抛弃虚华而讲究实在，远离偏执而重归于善；由努力行善而达到乐于安行；由自利而达到利他。佛教作为生民的依托，没有什么还能超越于它的了。”
七、又有人说：“人们以为佛家只是追求形而上之大道而不管形而下之学问，但殊不知佛家的六种波罗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