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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专题复习】——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

魏晋南北朝文坛开拓出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其中辞赋创作的时代特征最突出: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句式结构发生变化,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和成熟;赋体也趋于骈化。


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

一、“以气质为体”与“以情纬文”。

(一)沈约将建安文风归纳为“以气质为体”(《宋书·谢灵运传论》),气质体现为个性,文学更注重个性表现。曹丕“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陆机“吐滂沛乎寸心”(《文赋》)建安辞赋、书信、诏令等的创作,既表现为对旧体载的改造,也表现为强化应用文的文学性,开其后文章创体增类、标能竞才的风尚。

(二)刘勰“气爽才丽”评魏三祖(《文心雕龙·乐府》),“气爽”与“才丽”结合,是建安群才共同特点。沈约:“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建安文章重“气质”,故对藻饰讲求情辞相称,为后世建立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典范。

二、曹操教令有通脱之风,思想无所顾忌,行文风格不拘常例。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身世志愿,恳切坦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因称心而言,流动率真之气,易带个人色彩。

三、曹丕、曹植的书札。写作动因似无具体事由,内容多抒当下的悲欢契阔之情,裁书叙心,情文并茂。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曹植《与吴季重书》、陈琳《为袁绍檄豫州》、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曹丕“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与吴质书》)。“乐”,透露出创作与鉴赏双方对作品文学性的瞩目。

繁钦《与魏文帝笺》、吴质《答东阿王书》、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增加用典和骈偶成分。从总趋势上看,建安文有从辞清志显到藻饰渐繁的过程。

四、词赋。

(一)词赋的新局面—抒情小赋,拓展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的发展方向,魏晋之际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情感表现领域扩大,作者表现力在个性化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深化。如王粲《登楼赋》。

(二)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强化,涌现体物写志佳作。如曹植《洛神赋》向秀《思旧赋》阮籍《猕猴赋》鲁褒《钱神论》刘伶《酒德颂》陶潜《归去来兮辞》。

(三)大赋体式功能的调动。

1、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与汉代不同的是,它更多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西征赋》及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山居赋》等。

2、汉赋多有以“乱”、“诗”、“歌”等形式系之文末,一般这类文字声情之美游离于主体结构之外,魏晋后大赋倾向于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作品命题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如庾信《哀江南赋》题目取自《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

五、魏晋刑名、老庄兴盛,道佛二教发展,形成春秋战国后又一个思想活跃期。谈辩之风影响文章,赋体出现辩难之作和以思理见长作品,包括探讨玄学或寄寓佛理。

(一)但最能凸现这一时期论辩风采的,则是论辩文。论辩文至魏晋出现高潮:

1、主题广泛,有研寻哲理、衡论宗教、品藻人物,箴贬风俗、讨论礼制等内容;

2、名家辈出,并形成具时代特征的风力,嵇康《声无哀乐论》、王弼《易略例》、何晏《无为论》与《无名论》。章太炎《论式》“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嵇康成就最杰出,其论辩文多涉及当时重要玄学论题,析理缜密,辞喻丰博,兼宗名法家与道家论理特长,精核不失之苛察,通贯不失之虚浮。



南朝美文的衍化

一、南朝文坛沿魏晋以来文章追新逐丽的趋向继续发展,并有阶段性特点。刘宋时情采魅力焕发,抒情体物的华章美文繁盛,文风密丽不乏疏朗;齐梁后踵事增华。

二、傅亮——骈俪句法的美富,如《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

三、“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

(一)谢灵运诗歌“才高词盛,富艳难踪”(《诗品序》),赋与文也是如此。

1、山水题材—《岭表赋》、《长谿赋》、《山居赋》,状物写景巧似,选字修辞清新,与其山水诗呼应。如《岭表赋》“顾后路之倾巘,眺前磴之绝岸;看朝云之抱岫,听夕流之注涧”。

2、《山居赋》以汉大赋规模铺写隐居生活,文体上创新:以散体笔调作自注,对后世散体山水游记有导源滋养之功。

(二)颜延之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赭白马赋》、《陶征士诔》等。《赭白马赋》序及正文几乎全为偶句,有雕缋过甚性情隐没之憾;《庭诰》通体骈丽,文风整饬。

(三)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辞,《芜城赋》、《登大雷岸与妹书》是奇丽风格代表。

四、史传文学。

(一)晋陈寿《三国志》和宋范晔《后汉书》。陈寿叙事议论,高简有法,质而不野,如《诸葛亮传》末“评曰”。

(二)范晔有心合史职与文才于一体,尤其纪传论赞部分,对偶工稳,辞采润泽,声律协畅,富篇翰之美。

五、“深得文理”—《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具议论文性质,采用骈文体裁。东晋葛洪《抱朴子》有骈偶成分,但不完全。刘勰汲取魏晋来以骈俪偶语论事析理的经验,使骈文说理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学实践与其折衷通变文学思想相合,而其理论建树也植根于创作心得。如《物色》篇赞:“水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纲。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纪昀:“诸赞之中,此为第一。”

六、齐梁时,文学“新变”意识对文章体貌的影响:

(一)永明声律说兴起。《南史·庾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其“新变”的意义是揭示四声协调的规则,并自觉运用到诗文创作上,变以往自然巧合为人工声律,开启诗文格律化道路。永明声律说对诗体转变影响,形成“永明体”;对文章韵律之美也强化,写作更重声调谐和美。

(二)文笔之辨的深入。文笔之辨发生于宋齐。

1、颜延之:“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文心雕龙·总术》引)肯定“笔”的文学性,将经典与文笔分别对待,反映文学自觉意识;

2、文与笔如何区分:“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有韵与否是标准;梁萧绎:“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篇》)对原来文笔之辨纯形式标准有所超越,由于追究的是“文”的实质,因而兼容文笔。

(三)不拘常体的呼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张融:“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门律自序》)“常体”从前代作品中归纳出的定式,而好“不阡不陌,非途非路”及“不文不句”的创作方式。

1、齐梁文章善于在题材风格上翻新出奇。

1)江淹《别赋》与《恨赋》抒情小赋。《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文选》李善注:“心当云危,涕当云坠,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

2)任昉文虽多出于应酬,但措辞得体,骈文技法高超,与沈约并称“沈诗任笔”之誉,如《奏弹刘整》。

3)孔稚珪《北山移文》在俳谐性杂文中有代表性。

2、诗体赋是对赋的抒情化或诗化的进一步尝试。

1)沈约《愍衰草赋》有一半篇幅使用五言句式,五言诗与赋有机融合;

2)萧悫《春赋》等将五言与七言诗句式错杂地用于赋体,如有“二月莺声才欲断,三月春风已复流”。

3)庾信同题赋运用娴熟,如首段曰: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开上林而竞入,拥河桥而争渡。末段曰: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这种形式是对诗赋界域的消解。

3、宫体诗风调也进入辞笔中,赋的题材处理方式宫体诗化,如萧纲《咏舞》和《舞赋》轻艳丽靡。这种文风的极致以徐陵《玉台新咏序》为代表:至若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阏氏览而遥妒。至如东邻巧笑,来侍寝于更衣;西子微颦,将横陈于甲帐。陪游馺娑,骋纤腰于结风;长乐鸳鸯,奏新声于度曲。妆鸣蝉之薄鬓,照堕马之垂鬟;反插金钿,横抽宝树。…… 惊鸾冶袖,时飘韩掾之香;飞燕长裾,宜结陈王之珮。虽非图画,入甘泉而不分;言异神仙,戏阳台而无别。真可谓倾国倾城,无对无双者也。全序靡丽风情与《玉台新咏》“艳歌”性质合拍。

4、写景文。文人笔下的山川景物更富情韵。如丘迟《与陈伯之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强将投戈”: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再如吴均《与宋元思书》,史称“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斅之,谓为‘吴均体’”(《梁书》本传)辞笔工丽而不拘忌。“吴均体”“古气”,是对齐梁翰藻的变化,和对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文学的回应。再如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水经注》:不以南北为鸿沟 “集六朝地志之大成”尽自然之趣《洛阳伽蓝记》:学术与文学上的个性故都伽蓝的双重象征性整饬与散行兼美的文风

南北朝分裂下文学:南方文坛标新立异,北方文坛受其笼罩。

一、“集六朝地志之大成”(清陈运熔《〈荆州记〉序》)——郦道元《水经注》。

(一)理念:不分南北,对东晋后南方地志广泛参考,寓有希望祖国大一统理念。

(二)晋宋地志中的山水描写与语言风格是先导,如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

(三)作者与山水互为“知己”。山水散文往往随物赋形,深受北方山水陶冶。

(四)心灵与自然之趣相通,从山水中得到“畅清”、“游神”的体验,写江南水道风景,文学意味更浓。

(五)明张岱《跋〈寓山注〉二则》:“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琅嬛文集》)晋宋地志是山水散文的胚胎,郦道元总结和发展之。《水经注》清朗疏朴的文风,对唐以后古文家的游记文影响极大。

二、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一)《洛阳伽蓝记》因富于创意和才情,成为现存寺塔记典范之作。杨衒之把此书视为名山事业,出于个人内心沧桑感、兴亡感,因而笔端或隐或显地带着感情,流露出北魏旧臣意识:故都伽蓝不仅是北魏佛教隆盛的象征,也是北魏国运的象征,书中流露出恍若隔世的悲怀,构成全书情感主旋律。

(二)结构:魏晋南北朝时佛书合本子注体,即正文与子注相配的方式,把博洽的内容组织得有条不紊。

(三)栩栩如生地刻划现实人事或怪异内容,寄寓褒贬之意。如《龙华寺》。

(四)语言。

1、整齐的句法,主要为四言,有时也用四六骈句,又能发挥散句长处,节奏感与自由韵律有机结合,形成典丽清拔的风格。

2、善于吸取辞赋作品尤其是京都大赋状物写景的经验。《四库提要》以“秾丽秀逸”评此书行文,擅长整饬的四言句法,是其中最“秾丽”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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