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手302”组织的一场城中村探索之旅在白石洲举行，名为“白石洲寻声”。活动旨在通过身体感官认识身边的城市。活动中成员需保持安静、停止外界联系，切断干扰，将注意力集中在耳朵上。参与者用录音设备记录下引起自己注意的声音，可编辑成作品。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艺术介入乡村的故事和事件，它们以“艺术家居然将乡村作为工作的场地和目标”形成的反差，展开一段介入剧情的陈述。既然艺术家逆反城市化的潮流来到乡村，他们的“目标”在这个行动中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艺术家被认为掌握了一些特殊的能力，他们承担起了改变乡村某些现状的使命。
这是艺术介入乡村中最普遍的一种期待和目标设定。无论是欧宁和左靖在安徽实施的“碧山计划”，还是渠岩在山西推动的“许村计划”，乃至其他在中国不同乡村工作的艺术小组，“他们的行动到底给乡村带来了什么新的变化”是村民、政府及媒体最关注的问题。一种通常的逻辑是：既然介入乡村，就是为了改变；既然改变，就会产生可见的结果。这样的认知模式将艺术工作视为一项即时见效的社会工程，是一个追赶时代节奏的发展行为。在现实中对艺术介入抱有这样紧迫期待的人并不少见，他们对艺术家在乡村的工作经常感到失望和不满，也正因如此，很多的艺术介入要么成为迎合短时诉求而制造的热闹事件，要么就被归入不值一提的失败案例。
比如左靖在碧山做的《黟县百工》以及《碧山》杂志书，虽然他们的工作成果受到城市读者的欢迎，但他们产生的效应依然无法与临近的西递、宏村的旅游开发相提并论。碧山计划产生的经济效益的微弱是显而易见的，对富裕生活有焦虑追求的村民无法马上看到这项声势不小的工作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以艺术工作为主的碧山计划给村庄的经济影响也许还不及一家志在商业经营的乡村酒店。从这个层面上讲，他们的介入是失败的—但艺术有没有可能就是要穿透日常生活的价值判断，穿透眼前的失败，去做一些更有生命力和未来性的工作？相比旅游开发对当地资源的消耗，左靖和他的团队调动都市力量对乡村进行的考察、编辑出版以及展览是对乡村文化传统、技艺传统的梳理，它是从艺术工作出发的一项面向乡村的事业，而不是着眼于乡村的“建设”和经济驱动。他们守住的是一个专业工作者的本份、职责，而并未抛开自己的专业去做一名全能的乡村拯救者。这些艺术家所做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在做事情本身，事件是一次性的，事情的效力则会绵延久远。事实上，他们的工作当前正在逐步向外扩散和绵延，比如在云南翁基和贵州黔东南的茅贡，都已经有了他们新的乡建项目。
对乡建的即时性拷问其实涉及一个判断：艺术介入是为了一个宏大的、立马可见的目标，还是一开始就意识到现实的失败一定会到来（比如经济的成效，比如带给村庄的改变），让这件事能够以更细微的方式更从容、更持续地行进。前者需要策划，它注重社会效应；而后者更注重把一个事情做得深入和长久。如果艺术是对现实之遮蔽的真正领悟，在艺术介入上，我们能否一开始就有方法论上的自觉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能不能经受“失败”的质疑。
在当前的艺术介入乡村实践中，除了上文提到的一时无法消散的“失败论”，还会有一种标准的、有待破除的陈见，它涉及我们介入的“对象”在哪里。提到艺术介入行动，似乎都需要去寻找一个介入的“乡村”作为对象，而乡村通常位于城市的外围，甚至一个偏远的地方。在深圳，作为“城市乡村”的城中村的艺术介入已成为一个新的工作对象，今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就选在城中村举行，艺术和城中村结合产生的“反差”引发了社会的好奇。在城中村所进行的艺术介入，行动的背景就是一个即将被拆迁的城中村，艺术的力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去挽救它，去消除毁灭之力，可以说，我们越是抱有很高的期待，越会感到更深的失望。这既然就是一项面向失败的工作，艺术家进去后还可以做什么？在一个正在实施拆迁的白石洲，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家马立安和她的朋友们在其中的三年工作说明了艺术在死亡期来临前，我们并非只有迎接失败，束手无策。马立安和他们的“握手302”并未让这个城中村保留下来，拆迁仍在推进，但她们以持续不懈的艺术行动让一座快速行进的城市意识到城中村的价值，而不是拆之后快。事实上，在“士绅化”的城市结构中，城中村为艺术工作提供了更为低廉的场所，更为丰富的社会触角和更有活力的生长和生产的可能，尤其是在深圳这座地产和规划霸权笼罩的城市，城中村是一种价值，是一种立场，是一种方法，而不是城市的毒瘤。尽管马立安面对拆迁的城中村会有悲观的情绪，但城中村对“握手302”这样的工作小组而言，它不仅是要介入、要改造的对象，而是突破了失败—成功的二元价值，成为一种共同的学习资源，并让马立安和他的团队获益和成长。城中村的社区关系和活力让他们能重新理解城市和人的关系，让他们更深入地认识到这座城市的来路及应该的去向。城中村和乡村不只是一个等待被改变的地方，不只是一个对象，它本身就是一个业已存在的、有丰富“前史”的主体，需要我们理解和学习，而不只是蛮横地改变。
乡村有别于城市的体系，能够让艺术介入者获得看待这个世界的一种维度和立足点；它内在的丰富性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对艺术的探索和追求，让我们在既有生活系统之外建立另外一套方法及另外一种价值。介入乡村的行动，就像沿着一条偏离中心的边缘小径不断行进，它可以在发展和成功的逻辑之外建构自己的路线图，以更为沉潜的思考和行动拓展我们对这个世界及其未来的认知。也只有我们穿越了失败的拷问，在乡村，我们才能沉浸并享受这一份工作。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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