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宝宝（王宝强）的离婚事件不断发酵。
面对层出不穷的声明和爆料，不明真相吃瓜的我们，难辨真假，只能感叹一句“贵圈真乱”。
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谎言，在娱乐圈不是个稀罕物。
其实何止是娱乐圈，有研究显示，40%的人在生活中每天至少说一次谎（Cohen TR, et al. 2009），谎言具有普遍性。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谎言的识别能力略显薄弱。
Bond和Depaulo (2006) 从206篇研究报告中发现，人们识别谎言的正确率只有47%。其它也存在大量研究发现，人们识别谎言的正确率一般在45%-60%之间（Leach AM et al. 2008）。
也就是说，你只有一半的概率识别他人的谎言。
宝宝真是辛苦了……
根据目前的研究，人们识别谎言可主要依靠三方面的线索：
△ 非言语线索
△ 生理线索
△ 语言内容线索
非言语线索、生理线索是说谎人的细微动作、目光转移、表情、声调、语速(Sporer& Schwandt, 2007)，以及通过生物反馈仪记录说谎者的生理反应（张婷玉, 张雨青, 2008），这些外在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识别谎言。
这一点在美剧《别对我说谎》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男主通过观察对方眨眼次数、瞳孔变化、手势的变化以及脸部的微表情等来判断对方是否说谎。
而语言内容线索，是指说话者的语言内容、逻辑和措辞。
不少研究者认为，使用语言内容线索会比使用非语言线索更能准确识别谎言 (Vrij, 2008)。还有研究发现，当单独使用语言内容线索作为判断依据时，被试识别谎言的正确率会达到70%~75% (Fuller, Biros, & Delen, 2011)。
看来分析语言是个识别谎言的好方法。
根据语言内容进行谎言判断有其独特的优势，特别是针对书面语言，音频等材料，我们无法观察说话者表情动作的材料，只能依靠说话者的言语内容和言语特征。
如何通过言语内容识别谎言？
吴嵩等研究者（2012）总结了国内外重要研究成果后，归纳了六条判断谎言的语言线索，相信能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识谎提供一些思路。
1. 基于标准的内容分析 (Criteria-based content analysis, CBCA)
“基于标准的内容分析”是指参照诚实者正常的言语表现，并以其为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在说谎。
其包括四个大类，19条判断标准（因第四类不具普遍性，图中未列出）。
（来自吴嵩等，2012；单击后可放大图片查看）
“一般特征”是指真话应具有的总体特征，包括内容是否逻辑一致，细节是否充实。编造的谎言往往会出现逻辑不一致，关键细节不够等漏洞。
“具体内容”是指话语的具体内容是否合情合理，包括细节是否冗余。大家发现，说谎者为了增加自己的可信度，有时会煞有介事提供冗余、没必要的信息，让人感觉“欲盖弥彰”。
“动机内容”是指对方是否表现出与诚实刻板印象不一致的行为，撒谎者为了使自己说的话可信，会刻意塑造把自己塑造成大家心目中形成的诚实形象。
而相反，说真话的人则可能会违反这些印象，自发地改正自己陈述中的错误，怀疑自己记忆的准确性，做出一些貌似脱离诚实刻板印象的行为。
研究者可以根据这些谎言判断标准，对某个人说的话进行评分：不满足标准、满足标准、非常满足标准。
当陈述满足的判断标准越多时，其真实性也就越高。
比如某田姓明星被爆“出轨”发表的声明中，明显对整个事件做出了过多的解释，包括对整个吵架的描述。如果真的只是角度问题，解释这一原因就可。
另外关于某李姓明星的“车祸”事件，真相如何我们暂不讨论，但其工作室出的这个声明确实存在槽点。
声明中先是讲故事：他的护照忘带了，他不想打扰朋友，他自己去父母家取，这些信息都很冗余，貌似做出了过多的解释，有点欲盖弥彰的意味。
更加可信的声明应该言简意赅，不对不相关的信息做出过多的解释，比如邓姓明星面对出轨传闻的时候，直接讽刺回应“等半天就给我看这个”，立刻得到了网友的力挺。
当然，也有不少明星深知面对丑闻该有的反应，故意用词简短，某姚姓明星在被质疑婚内出轨后，只回应了八个字“满纸荒唐，物是人非”，短、冷静、用语沧桑，立即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同情，事后让人感觉娱乐圈里真的满满都是套路~
2. 真实监控 (Reality Monitoring, RM)
真实监控理论认为，对于真实事件和想象臆造事件，人们对记忆存在质的差别。对于真实事件，人们通过各种感知觉进行记忆，包括各种听、触觉，空间细节和时间细节。
相反，对于想象臆造的事件，人们的记忆源于大脑内部的认知操作，会包括更多的思维和推理，而且往往是顺时推理。所以如果要说谎者将说过的事情倒着叙述一遍，其叙述往往会纰漏百出。
根据真实监控的基本理论，Sporer（1997）细化出了具有8个标准的测谎工具，包括清楚、知觉信息、空间信息、时间信息、感情、叙述的重构、真实性和认知操作，前7个标准在陈述事实中更容易出现，而最后一个标准在谎话中更容易出现。
在上述田姓明星的声明中，可以看得到包含自己的思维和推理，特别是“劝说中，不可能亲吻”。
正常被冤枉的人不会将没做过的事情进行过多推理，没做就是没做。过于用力去证明某事反而会引起人的怀疑。此外，“劝说中就不可能亲吻”这种因果关系太弱，有人工强加推理的痕迹。
李姓明星的声明中，大家也能看到存在过多推理的部分，“因为不想影响工作人员休息，遂自己驾车去取护照”，跟车祸原因相比，公众不太关注这些内容，所以这种解释推理似乎有点多余，不自然。
3. 科学内容分析 (Scientific content analysis, SCAN)
与上一条理论相似，科学内容分析也考虑到了真实记忆和想象事件记忆之间的本质差异，但侧重其在说话者语言内容和语言结构的反映。
此理论认为，说谎者在语言表达上可能存在以下10个方面的表现 (Driscoll,1994)，分别是：
1）较少使用或者不使用人称代词；
2）会更多的使用连词；
3）较少描述自己的情绪，或是只在高潮时描述情绪；
4）较少使用第一人称和过去时态；
5）较少直接否认对自己的控诉；
6）叙述重要事情的比率可能低于1/3；
7）遗漏重要的联系，而引入不必要的联系；
8）词语使用前后不一致，更容易出现变化；
9）承认自己忘记了某些事情；
10）因为此技术会要求被试不能修改自己的陈述，因此如果自发纠正内容可能暗示说谎。
在田姓明星的声明当中，当诗人并没有直接否认对自己的控诉，而是说明了一个概括性的原则“清者自清”。另外，声明也未显现自己对“诽谤”的情绪，没有面对丑闻时的愤然声讨，或不予理会的态度，整个声明显得底气不足，情绪薄弱。
当然，也有某些名人故意让自己的声明更可信，对“流言”表示某种不理会、嗤之以鼻的态度，企图误导大家。不用说，又是套路。
4. 人际欺骗理论
人际欺骗理论认为，说谎者为了避免谎言被拆穿，会采取一系列的策略控制对话中的信息。策略大致可以分为六种，分别是——
1）质量操控；2）数量操控；3）清晰操控；4）相关操控；5）去个性化操控；6）保护形象和关系的行为。
简单来说，说谎者往往会使用较少的形容词和副词，更多的模糊词让句子变的模棱两可。他们会控制谈话的数量，不能提供丰富的细节，提供不相关的信息，且过多地使用礼貌用语。
小编这里重点介绍最后两条策略。
去个性化操作是指，说谎者会利用语言使自己和谈话内容分离，例如较少使用第一人称，或者过多的使用被动语态。
保护形象和关系的行为是指说谎者为了使自己更加可信，会避免承认自己记忆不佳，也较少在交谈中表现出负面情感。
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某人的话语中有这两个特征，可就要长个心眼了哦。
在田姓明星的声明当中，大家可以看见当事人强调女子的身份，声称“这是我发小的女朋友”“我哥们也就是她男友”，且很少使用第一人称“我”，有故意将自己从该事件中抽脱出来的嫌疑。无独有偶，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出轨实践中，克林顿发表声明I did not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that woman，'that woman'后来也曾被解读为，克林顿意识里想拉远撇清自己与Lewinsky之间的关系。
反观一位王姓明星对于离婚原因的传闻，毫不畏惧用到第一人称“我”，说明敢于为自己的话承担责任。对于流言也是一一简短反驳，不做出过多的解释，不追究原因，这样的话语真实度就会高很多。
5. 语言接近度(Verbal Immediacy, VI)
语言作为思想的外在表现，其本身能反映出说话者的态度和情感，比如“我”和“你”和“我们”含义一致，但后者表现除了更多的亲密感。
由于说谎者在心理上总是试图回避对方，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语言接近度”来分析语言的亲密感，从而来识别谎言。
根据下面的表，约符合描述的话语，越有可能是谎言。
（来自吴嵩等，2012）
6. 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
自然语言处理是指对文本内容进行量化分析的软件系统，研究者可以援引一些判断谎言的标准和线索对文本进行量化分析，有效避免人为判断的主观性。
一般来说, 研究者们认为至少有四类线索与谎言识别有关：词语数量、代词运用、情绪词汇和陈述者的认知复杂性(Hancock, Curry, Goorha, & Woodworth, 2007)。
其实，以上识别谎言的方法参照的是日常说话方式，了解一个人的日常表现必不可少，所以不能单纯看一个人的某一句话来分析它是否是谎言，还要比对其过去说过的话。
另外，单靠某种线索就对谎言做出判断是不可靠的，谎言判断还受到诸如年龄、社会技能、询问策略和事件熟悉度的影响，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迷恋依赖某一种测谎线索，需要综合考量各个因素。
最后给大家一个挑战——
王宝强离婚事件之中，双方是否有谎言的迹象？如果有，怎么样可以结合上面的内容识别这些谎言？欢迎留言。
参考文献：
羊芙葳（2010），谎言的识别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
吴嵩、金盛华、蔡頠、李绍颛（2012），基于语言内容的谎言识别，《心理科学进展》，20（3）,457-466。
吴嵩、蔡頠、孙嘉卿、章哲明、金盛华；（2012），谎言判断的双加工理论，《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6）,785-793。
张婷玉, 张雨青（2008）。说谎行为及其识别的心理学研究，《心理科学进展》,16(4), 651–660.
张宁, 张婷玉, 张雨青, 吴坎坎（2011）。中国人对说谎行为和谎言识别的信念及其群体差异。《人类工效学》,17(1), 31–35。
Driscoll,L. N. (1994). A validity assessment of written statements from suspects incriminal investigations using the scan technique. Police Studies, 17(4), 77–88.
Hancock,J. T., Curry, L. E., Goorha, S., & Woodworth, M.(2007). On lying and beinglied to: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decep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Discourse Processes, 45(1), 1–23.
Leach AM, Lindsay RC, Koehler R, et al. Thereliability of lie detection performance. Lawand Human Behavior, 2009, 33(1):96-109
Fuller,C. M., Biros, D. P., & Delen, D. (2011). An investigation of data and textmining methods for real world deception detection.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38, 8392–8398.
Reinhard,M. -A., & Sporer, S. L. (2010). Content versus source cue information as abasis for credibility judgments: The impact of task involvement. SocialPsychology, 41(2),
93–104.
Vrij, A. (2008). Nonverbal dominance versus verbal accuracy in lie detection: A pleato change police practice.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35, 1323–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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