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荣将军生前访谈录

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被遣散事件经过

—高志荣将军生前访谈录

吴直英（作者现任中共巢湖市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

 

编者按：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是抗战初期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隶属于新四军第四支队，1938 年最先东进皖东敌后抗日。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在同年冬被四支队第八团缴械遣散。对此事件存在一些不同认识。本篇访谈录记述的亲历者高志荣将军所谈这一事件的背景和发生的原因，是各种看法的一种。我们相信, 按照“双百”方针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不同认识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的历史及其被缴械遣散的情况，曾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为了弄清这一问题, 笔者曾于1984 年访问了知情者之一的原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同志。同年高志荣将军不幸逝世，他生前接受我们访问的记录弥足珍贵。现在将我们访问高志荣将军的记录整理发表，作为对高志荣将军逝世9 周年的纪念。

1 9 8 4年3月22日上午，上海市，高志荣将军的寓所， 庭前鲜花盛开，春色满园。会客室内窗明几净，满壁生辉。身着戎装，年逾古稀的高将军在会客室里亲切地会见并接待了我们的来访。当他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即开门见山地展开了话题。

高将军说：“今天既然你们来要我专门谈这个问题，我就直言不讳地谈谈个人的看法吧。同时还希望你们找找其他有关的当事人和知情者，请他们都能客观地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讨论，以便求实存真，搞清挺进队的有关史实，恰如其分地评价它的功过是非，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将军说到这里，点燃一支烟，微微仰起头，深沉的目光缓缓移向窗外，注视远方，思绪渐渐沉入那血与火的峥嵘岁月。

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始末

“这支武装的前身是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军被日军打垮后流散在关内的余部，共约100多名官兵，几十条枪。其中营长董东翘和副官刘冲( 我党派到该军去做兵运工作的) 等几个人是共产党员。这支部队退到华中地区以后，由于不满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拥护我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便到武汉找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参加抗战。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同志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和要求表示欢迎和支持，当即指示说：你们要求抗战，很好。但在目前的形势下，名称不要搞得太红了，可以暂打灰色旗号，以‘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的名义进行抗敌活动，这样便于发展。接着，周恩来同志便派程启文同志将这支部队带到安徽流波疃，介绍给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戴季英①等负责同志接见该部后，即召开军政委员会议讨论这些人的安置问题。刘冲也参加了会议。由于这支队伍官兵都是东北人，他们要求将他们编成一个单位，归共产党领导，在四支队活动地区开展抗日活动，等待时机返回东北抗日。四支队军政委员会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和刘冲等人的意见，同意他们的要求，并给了他们部队番号—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同时任命董东翘为司令( 董负伤离队后由韦郁舟②接任) ，刘冲任政治部主任( 后任政委)。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开赴淮南路东，在敌后扩大队伍，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那时皖东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日军尚未站稳脚跟，国民党军溃败西逃，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抗日热情，但无人组织引导，群龙无首。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挺进队开到皖东敌后，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活动，打击日寇，因此深受人民群众欢迎，队伍发展很快。不久，挺进队和巢县的民众抗日武装—冯文华、张恺帆领导的游击队合并在一起，力量更加壮大。接着又收编了全椒县地方武装刘子清部，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便改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 亦称挺进团)，下辖3 个支队。”

 

① 高敬亭当时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 戴季英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编者注。

②韦郁舟应为韦郁周

 

“由于队伍发展得很快，需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1938年6月，挺进纵队便派张克林同志到舒城西港冲, 向四支队政治部汇报情况，并要求派干部去加强领导。戴季英同志听了以后很高兴，立即决定派我和时生同志随张克林同志一道去挺进纵队，并指示我负责做部队的政治工作，时生做地方党的工作。我们一行三人于6 月底出发，经过庐江，转道含山运漕，到达挺进纵队驻地— 巢北黄山。这时正值6月底7月初，即抗战一周年前夕，挺进纵队在黄山小殷洼召开纪念抗战一周年大会，号召、鼓励官兵抗战到底，英勇杀敌。我和时生同志应刘冲和韦郁舟之邀出席大会，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我们到挺进纵队以后，即着手帮助挺进纵队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建设，进一步开展抗日斗争。大约在1938年8 月间，国民党全椒县政府政训股长王永( 从延安回县开展抗日工作的)等人到挺进纵队汇报说：全椒县县长兼县常备大队队长王宗正很反动，且有野心，借抗日为名积极扩充武装，作为个人升官的工具。他公开破坏抗战，曾亲自带队进攻进步力量较强、抗日比较积极的国民党滁县县政府。砸烂了他们的电台等军事设备。王永等要求挺进纵队去打掉王宗正的县常备队和县政府，以利发展抗日力量。王永等还表示愿作内应。挺进纵队负责同志研究后，答应了王永等人的要求，并带领部队从全椒东南的赤镇过河，向全椒县政府发起进攻。由于有王永掌握的政训股作内应，所以很顺利地打垮了反动的全椒县政府和两个县常备大队，并收缴了千余支枪。”

“可是”，高将军话锋一转, 睑上掠过了一丝忧郁继续说道，“就在这时，挺进纵队接连发生了三件事：一是刘子清率部叛变。刘子清是湖北人，原是三番分子，当过土匪，抽鸦片烟，什么坏事都干。1938年初，国民党部队溃退时在津浦路南段地区丢下了很多枪支，他乘机搞了十几挺机枪和一些步枪，在赤镇拉起近百人、枪的队伍，当上了国民党全椒县政府常备大队的大队副。因他和王宗正各怀野心，有矛盾，就投机带队投奔挺进队，被挺进队收编为第三支队。刘子清借抗日为名扩充部队，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即把第三支队全部拉出去，投靠国民党安徽第五区专员赵凤藻, 当上了保安团长( 不久，刘子清率部投靠日寇，充当了可耻的汉奸)。挺进纵队因此遭受严重挫折。这是个很沉痛的教训。二是打掉全椒县政府和常备大队后，王永等进步青年汇报说，全椒乡下还有几个后备大队，拥护抗日，表现进步。他们要求将这几个后备大队组成一个支队，归入挺进纵队建制。当时我和时生同意这个要求。可是刘冲坚决反对，说王永有野心，还要抓王永和时生。在这种情况下，王永迫不得已，带着几个青年去了延安，另一部分青年也隐蔽起来，挺进纵队失去了当地进步力量的支持。后来挺进纵队又仓促决定攻打全椒大马厂余德泽的后备队，结果未打掉。这祥，挺进纵队在全椒就蹲不下去了。三是挺进纵队回到巢北黄山以后，二支队队长冯文华面对刘子清叛变及刘冲对全椒县后备队和进步青年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的现实，便和时生一同前往舒城向四支队汇报。二支队战士( 全是巢县人) 见此情况，也失去信心，有的离队回家乡打游击，有的跑到国民党巢县县政府去了。刘冲以为这是巢县县长马忍言( 冯玉祥将军胞侄, 爱国民主人士，积极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与冯文华、张恺帆共同发起组建了巢县黄山抗日游击队) 暗中唆使的，便到巢县县政府找马忍言要人。马否认此事，刘冲竟打了他两耳光。面对刘冲的粗暴行为，我和张恺帆( 二支队政委) 非常气愤，当场严厉批评刘冲，并安慰马忍言。马忍言为顾全大局，愤然离开，没有采取反抗行动。但刘冲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无可挽回。挺进纵队失去了巢县进步力量的支持，只得转移到和( 县) 含( 山) 地区活动。此后，挺进纵队虽然仍进行了一些抗日活动，但由于一些干部离队，领导力量削弱，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军心浮动，纪律松弛，违反党的政策的事件时有发生，加之国民党反动分子乘机造谣挑拨，导致四支队八团收缴了挺进纵队的枪支，解散了挺进纵队。这就是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从建立到发展壮大以及被解散的全部过程。我是当事者之一，对这一段历史比较清楚，今天提供给你们，供编史时参考。”

关于挺进纵队领导人刘冲的错误

高将军指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的负责人刘冲在一些问题上确实犯了严重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于刘冲所犯的错误，他说：“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里还需强调说明一下。”

“首先，在收编刘子清部队的间题上，刘冲未能坚持原则，同意了刘子清保持原建制的不合理要求，没有把他的部队编散，并仍由刘子清当队长，客观上为刘子清成建制地拉队伍叛变提供了方便。”

“其次，在团结、争取抗日进步力量方面执行政策不当，有严重失误。挺进纵队在打垮反动的全椒县政府后，全椒县政训股王永同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刘冲不是支持和发挥他们的作用，而是采取排斥和打击的态度，甚至要抓王永，逼得这批进步青年纷纷离去。对表现好的全椒常备队中两个中队以及几个后备大队，刘冲不同意收编，反而采取了解除武装的做法。同时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又盲目地下令攻打大马厂余德泽的后备大队。该收编不收编，应保留未保留，能争取的不争取，应支持不支持，使我们损失了不少力量，并丧失了全椒这块立脚地。”

“再次，刘冲打马忍言是很错误的。马当时是积极抗日的县长，他对我们是很支持的。我们地方党组织利用他的县政府机构作掩护开展工作，使革命力量不断壮大。但是刘冲的粗暴行为把我们与马的关系搞僵了，对我们很不利。对于抗日统一战线来说也是个损失。”

“但是，不能因为刘冲的错误而把挺进纵队说成是一支反动的军队，非缴枪解散不可。”

挺进纵队被缴枪的原因

 “那么八团究竟为什么要缴挺进纵队的枪呢?”我们忍不住地发问。

高将军说：“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曾在北京和赵启民同志( 当时任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参谋长) 就这个问题交换过看法。我问他：八团为什么要缴挺进纵队的枪? 是报告谁批准的? 他反问我：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可先谈谈你的意见。我将自己的看法谈了以后，他说，我俩的看法是一致的。并说，缴枪问题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客观原因是：当时四支队给八团发了一个电报，说据悉挺进团与新到安徽的东北军缪徽流部拉关系，请注意。事后看来，不存在这个事情，我们是上了新桂系造谣挑拨的当。主观原因是：会师后，挺进纵队建议由八团统一指挥，共同消灭刘子清部，八团不同意，反让挺进纵队收编该部，结果让刘子清混进革命队伍，导致后来发生叛变等问题。再者，当时温景贵( 挺进纵队副司令) 向八团政委林凯提出恢复其党籍的要求，林说温是叛徒，不能恢复党籍。因此温景贵怀恨在心，暗中串通几个坏人散布谣言，挑拨挺进纵队和八团的关系。至于缴枪是否得到上级批准，现在记不清了。”

对挺进纵队被缴枪遣散事件的看法

高将军接着谈了他对这一段历史的看法。他说：“这段历史虽已过去很多年了，但对于八团收缴挺进纵队枪支的问题，有关的老干部中历来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挺进纵队反动，非缴枪解散不可; 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支部队有缺点、错误，但可以改造，不应缴枪、解散。我和当时任八团参谋长的赵启民，八团派到挺进纵从政治处任组织股长的王勋以及当时担任挺进纵队二支队政委的张恺帆等同志是持后一种观点的。我认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是我党、我军领导下的一支抗日队伍。在日寇疯狂进犯皖东时，他们首先挺进皖东，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动员人民抗日，打击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发展革命武装，壮大人民力量，其主流是好的。尽管刘冲等违反了党的一些政策，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但可以改造，不应缴枪解散。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支部队在被日本侵略军打垮以后，不去找国民党，而来投奔共产党，参加新四军，开赴前线开展抗日活动，这是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支队伍里有我们党的比较完整的组织( 我到挺进纵队后任党委书记，下面有党的支部)，部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的，特别是当部队发展到1000多人时，挺进纵队的负责人不仅没有忘记党的领导，还主动派人到西港冲找四支队汇报情况，要求派干部去加强领导。同时，他们在同八团会师后，主动提出接受八团的领导和指挥, 要求八团派干部去，还抽调十几挺轻、重机枪和一些子弹给八团。这些都是很好的嘛!”

“第二，这支部队自到巢县、全椒等地以后，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宣传动员人民抗日，支持抗日的县政府开展工作，不断打击汉奸、土匪, 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的利益。对破坏抗日的反动的全椒县政府，挺进纵队坚决斗争，彻底打垮了它。这些行动对抗日救亡工作都是有积极贡献的，是符合当时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东发展，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的指示精神的。”

“第三，挺进纵队的主要领导人，除了温景贵副司令和一个姓张的营长、一个参谋等几个人比较坏，其他的都愿服从党的领导，坚持抗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部队被缴枪遣散以后, 他们自愿到延安去学习，并在学习毕业后分别回到东北、华东我军部队从事革命斗争。下面的同志大多数也是很好的。缴枪后，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仍愿留在新四军中工作，继续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后来都成为我党、我军的好干部。”

高将军最后说：“ 对这一历史问题，有人持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两种观点都可以保留，可以摆出历史事实来谈，不必回避。把问题搞清楚有好处，可以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