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文书数据统计显示，近年来，涉职业打假人的打假案件数正在逐年递增，职业打假人胜诉率却在逐年递减。去年公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增加对职业打假行为的限制条款，意味会有更多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行为，或将越来越难获得法院支持。
《财经》记者 肖辉龙/文 李恩树/编辑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之际，互联网法律服务机构无讼法务发布一份《2016消费者维权纠纷诉讼数据报告》（下称《报告》），经统计公开的法院判决数据显示，近三年来涉“职业打假人”打假案件数正在逐年成倍递增。
2014年，共有45起职业打假人案件；2015年上升至196起；去年底继续增长到377件，占全年消费者维权打假案件总数的5.26%。
无讼法务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介绍，通过分析过往案例，常见的职业打假模式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打假个人或团队同批次大量购入相同物品，比如商品标示成分错误的、质量认证体系有误的、隐瞒真实来源等存在虚假（夸大）宣传的商品；第二类是知假买假，即“以牟利为目的购买商品”行为；以及第三类分批次购买相同商品，并连续提起多起诉讼等形式。
从去年职业打假案件数来看，每100件职业打假案中就约有35件属于食品领域打假，超26件属于药品领域打假。不难看出，食品、药品成为职业打假人重点维权领域。其中，食品类职业打假维权，又以保健、养生类商品最多。
《报告》数据显示，377件中有303件涉职业打假人主张被法院支持，获支持率为80.37%。对比去年与前年数据，这一比例正在逐年下降。2015年167件胜诉，获支持率为85.20%。2014年则有41件职业打假人胜诉，获法院支持率为91.11%。
从事职业打假工作有十余年时长的职业打假人赵建磊向《财经》记者介绍，近年来，职业打假人群体正在逐年增多，打假维权也确实在一些地区遇到维权不受法院支持的情况，尤其是南方城市，总体来看这种维权失利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多。
职业打假人维权胜诉率逐年降低原因错综复杂。与裁判文书数据公开的总量增多有一定关系，也与各地司法机关对职业打假的认识与理解不同有关等。
去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就对以营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进行了排除保护规定。有观点认为，这是针对职业打假人维权新增的条款，意味会有更多以营利为目的的职业打假行为，或将越来越难获得法院支持。
但《报告》分析内容称，从去年判决案例来看，职业打假人购买食品和药品的打假行为，法院几乎全部认定打假人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保护。
2014年1月9日，时任最高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张勇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职业打假人行为是否受保护的问题时明确称，“知假买假”这样的行为不影响行为人主张消费者权益，但所谓“职业打假人”甚至形成公司、集团，对这个问题司法解释并没有作明确规定而是仍在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姚海放向《财经》记者介绍，早在2013年《消法》进行修改时，法学界就考虑过将“承认职业打假人的打假行为”写入法律，但几番讨论后还是放弃了这一决定。
内中原因在于，职业打假人的打假很容易越权，即出现不规范的打假行为，如一些职业打假人会私下与涉事企业、商家等沟通，甚至以此要挟用钱摆平息事。这就会涉及刑事或民事侵权方面的敲诈勒索、侵犯商誉等行为，界定这类行为并不难，但实际操作并不好把握。
他认为，如果职业打假人能自律规范打假行为，按法律规定要求索赔并无问题，毕竟职业打假者的打假行为客观上能促进消费环境提升，其自身也花了精力与成本。现实来看，既要防止职业打假人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也应防止企业坑蒙拐骗消费者行为，这考验司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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