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故事之《逃离石城》
我虽也毕业于中山路小学，但母亲邹孟仪1957年就因为父亲刘维扬（嵯峨寺小学的教导主任）被错划右派而抱不平，到市委书记办公室去闹事，也被划“中右”，对降职降薪不服的母亲，就主动离开了教导主任职务去拉板车。受此打击，我在学校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所以我的性格也变得乖张孤僻，和学校同学也没什么交往，何况熊性龙这伙同学他们都比我低一届呢。这次由于熊的热情邀约，使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由于父母的右派和舅舅的海外关系问题，学校哪派学生组织都对我弃之若敝履，所以我可以说在学校长期没有朋友），彭姓同学个子不高，身体很结实，性格也很开朗，大概是因为王阳明在两地都做过主官的原因，他一口广西柳州话和我们赣州话交谈起来并没有阻碍，加上他的见多识广和生性健谈，我们没几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这次聚会，除认识了彭姓同学外，我还通过聚会认识了他们的小学同班的刘美英同学，刘美英家住在连溪路和解放路的交汇处木板房四楼亭子间，她和母亲（一位瑞金籍的小脚老太太）相依为命。为了表示对儿时伙伴的欢迎，因家里地方狭小，刘美英还专门请我和彭姓同学到她家去吃了一顿饭。彭姓同学很快就回广西去了，而我和刘美英则因为共同的政治遭遇（都是属于学校没任何组织愿意吸收我们加入的黑六类子女）和对文学共同的爱好，我们自己觉得有说不完的话。那时我有位宗族侄子叫刘孚一（赣州有名的高佬），原是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的，回赣州后被市图书馆请去帮忙，他见到造反派焚书感到很心痛，火中取栗，偷偷救下了许多名著（像俄罗斯的列夫·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契柯夫、普希金，法国的福楼拜、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左拉、席勒、大仲马、小仲马、莫伯桑、莫里哀，美国的杰克·伦敦、霍桑、海明威、英国的狄更斯、印度的泰戈尔等许多大家的名著），为了安全分散，他送给了我一皮箱书，我和刘美英白天在外面碰面装着不认识，晚上我见天带几本名著到她家那小阁楼上去，我们谈文学，谈生活，谈了几个月“柏拉图”式的小狗恋情。后来学校有一次通知我们这些不常去学校的学生到学校礼堂开上山下乡动员大会，学校革委会的头头罗圣岚（罗胖子）在会上宣布：刘中蔚和张震福是反动学生，不许下放！我一听此消息，宛如五雷轰顶，这不是把我打入“另册”了吗？我长在红旗下，受党的教育多年，从进中学一直拿着政府给的经济补助，在校我一向唯领导和老师的话是从，完全可以称为“乖乖生”。就像父亲文革时为了给章江餐厅和赣州饭店做大幅的毛主席语录牌，在家浇铸了许多毛主席石膏头像，有些不太满意的就堆在墙角，造反派来抄家时硬说父亲有意损坏伟大领袖头像，要父亲戴上高帽，涂上花脸，跪在太阳底下暴晒这件事来说，我尽管内心知道父亲是冤枉的，但我从没有对谁发过一句牢骚。我在文革期间，大家对我避之不及，我就天天在家“逍遥”，任何活动也没参加，真是“人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我怎么就成“反动学生”了呢？我实在想不通。
刘美英和我的一些同学、玩伴都下放去了，我一个人留在赣州更是形影相吊，茕茕孑立。幸而此时我每星期还能收到刘美英的来信，她给我介绍他们的下放生活，还说她已改名为“刘颖”（大概也是受了邓颖超的影响吧）。我母亲看我一个人在家苦闷，不知她通过什么关系，找到了刘美英的母亲，两个老太太在一起说了许多悄悄话，我母亲那天回来喜形于色地告诉我：刘美英的母亲对我印象很好，而且她表态一定要把这个女儿许配给我。
而我那时因为被组织“遗弃”，欲求下放而不得，天天跑四中找学校革委会分管下放的吴禧榕老师，他就问我想到哪里去？想不到这么容易就能跳出苦海，所以我当时想都没想，就报了刘美英下放所在地——石城县丰山公社福村大队，在学校开了介绍信，领了一套毛泽东选集，就追寻着同学的足迹高高兴兴坐车下放了。下午好不容易辗转来到生产队，刘美英他们已经出工到地里干活去了，我一个人在他们吃饭的地方呆了几个小时，同学们好不容易下班了，我看他们虽同一个学校，但除了与个别人同过班，基本都不认识，而他们看见我，则更是一脸的惊诧和好奇，就像是鸡群里突然混进了一只鸭，刘美英则趁乱塞给了我一张纸条，我到外面凑着光亮一看，上面写着：“你赶紧到你们班下放的生产队去，你要不去只有我走了。”看了纸条，我的身子凉了半截，真后悔自己的草率决定，我通过同学联系到我们班下放的瓦窑前生产队，他们立即派我们班的刘坚雄把我和我的行李一起接到了瓦窑前安顿下来。
自己虽说是暂时安顿下来了，但是由于环境的陌生，劳动的繁重和生活的艰苦出乎我的想象，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又窒息了大家的希望，还有几百里外如火如荼的运动发展势头莫测，不时传来某某同学父母被赶出赣州的消息，叫我们又如何安下心来？我就分别和低我一届的刘德峰、童国浩同学，两次创造了十多个小时不吃不喝，步行162里路，从石城走到瑞金，再回赣州探望的奇迹。
记得因为我们班的张嗣杰同学因为父母亲被下放宁都石上公社，他准备迁到那儿去，我们几个去公社送他。那天正好是丰山逢圩，我们碰到刘德峰和王汝嘉同学，听说张嗣杰要走，王汝嘉就买了一瓶章貢酒和一包油炸花生米，要为张送行，我们几个人为了掩人耳目，便来到丰山公社的戏台，正要开吃，突然来了一伙年轻人，说这是他们排练和演出的地方，要赶我们走，我们给他们说同学要迁走，以后很难见面，我们几个同学为他送行，反正他们现在也不用舞台，我们仅仅借用一下，吃完就走，而且一定把地方打扫干净。解释了一番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还仗着人多一定要赶走我们。我们不服，双方推搡了几下，当时就立刻有人跑到公社去报告，说知青在礼堂打人了。接受再教育者打了教育者，那还了得？公社主管知青工作的陈必才主任面目逐渐变得狰狞起来：“把他们游街！”不愧是一伙宣传队的，没吃过猪肉，猪跑是绝对见过的。这伙人立即给我和王汝嘉、刘德峰做了三顶高帽，三块牌子，找来三个脸盆，用梭镖押着我们，要我们敲着脸盆，沿圩场游了几圈，直到他们认为是煞了我们的威风，也解气了，就开恩把我们给放了。我们一伙下放知青把张嗣杰同学送到石城县城，在县城照相馆照了一张集体照，还叮嘱照相馆师傅要在每张照片写上“海内存知己”。这是发生在1969年4月5日的事情。（这张照片后来在赣四中破解反标案的群众运动中，曾作为我们对抗贫下中农改造的重要罪证）
送走张嗣杰后，因为我的父母亲被押送下放宁都洛口公社，弟弟刘中苏（比我小一岁多）从赣五中分配到宁都蚕桑场，又从蚕桑场下放到宁都固村公社插队。反正在石城爱情与事业均遭滑铁卢，我就萌生了到固村去和弟弟抱团取暖的想法，并很快就办好了迁移。
太史公在遭遇不白的腐刑之后，萌生了将《史记》“束之于高阁，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后人”的想法（见《报任安书》）为了给自己无处安放的青春找一个栖身和祭奠之处，我在繁重的农田劳动之后，凑着如豆的煤油灯火，写下了我的《残花的梦》：
梦，是荒唐的，断裂的，然而，它存在着，似大海中的沉船碎片，礁石上的有它苦恼的痕迹，浪涛中有它飘泊的记忆——
一丝叹息，是落叶对大树的眷恋。一缕愁思，是残花对春风的柔情。
往往走错房间，是因为人生的房号杂乱地写着。芸芸沓沓的人世，哪儿是自己的归宿呢？矫枉？发酵精力与信心的酵母又在哪里？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无声胜有声，还用得着说么？口是多余的，那挂着泪帘的窗里，不就是滴血的心么？
雾似地去了，一场梦。梦中有夏娃飘曳而去的倩影。愁云托着的裙裾，上面有斑竹的泪痕，子规的啼血。
七八个星天外，简易木楼上，白发慈母一边忙着活计，一边絮叨着遥远的牛郎织女。
两三点雨窗前，破陋亭子间，二心四影，笑语着维特之烦恼，谈论着宝黛之通灵。
恶浪丛中的一块绿洲，伊甸圆有纯真而安谧的梦，暴风雨里的一只鸟巢巣，叶片覆盖着梦的呓语与幻的安宁。
浮萍总被风吹雨打去，流落西东，比邻天涯，异乡农舍，深夜细听梧桐雨。凄恻复凄恻，悲切复悲切。
受伤而嗷嚎的狗是勇敢的狗，发散几声痛感的勇敢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敢嗷嚎的狗，只好逃离棒林石雨，躲到冷僻的角落，舔净伤口的血，防备再被人撒上一把盐。
登临望故乡，可怜无数山。木楼的灯光还亮着么？心中的灯已油尽灯翻。火种在哪儿呢？
有了希望才有失望，希望死了便是绝望。希望和难忘的儿子大概就是烟、酒、麻木和自弃了。
发黄的纸卷上发霉的情丝，吞云吐雾，汚熏染肺腑，熏黑气管，舒适怡然，不正是一种麻木么？
日对南山而不见南山之葱笼，全无悠然之情；荷锄月下而不觉蝉娟之窈窕，毫无自得之感。萦豆黍之升斗而无视黄菊之孤芳，不也是一种麻木么？
鴉鸦片入了膏肓，麻木就成为己粹至宝。不吸，是要淌涕泗，打喷嚏的。
药毕竟不是刀，几根未麻死的神经往往偷闲时顽强扯动内心的几个痛点。
劳累的凿子和时光的砂轮不懈地打磨着额头的峰棱，又留下粗糙的皱摺与枯涩二毛。
心病还须心药治，心药，哪儿去找呢？
当我们站立的这块土地转到南极，而地球又不象如今这样庞大，那时自然会些聪明绝顶的人，想出用头走路的方法。一但天还是天，地还是地的时候，人们才发现那些倒行的人是如此可鄙、可笑——离奇的想象，却曾是荒唐的真实。
长期平静、沉静、凝结、冷却的灭火筒和喷火器，人们都以为它们是没有生命的，而一但它们倒转或打开的时候，巨大的能量奔突而出，人们才惊奇地发现：这截然的对立物竟有如此相象的性格，澎湃的生命！
灰烬是绞杀火苗的，但也是火种的庇护者。一但风儿把浮灰拂去，火星便噼噼叭叭地爆燃起来。春天吹又生，不是为证的诗么？
海浪吞没了多少探求的帆影，又荡出了多少奇异的幻梦。天上的星不都在海面上眨着眼睛么？思在三五夜，愁在七夕中。听，伴着海的节拍不正飘来总是玉关情的歌声么？
残花在梦中摇曳着——它醉了。
（1966—1976年思想断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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