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民歌荟萃》印刷期间，我将该书编辑过程中对贵州少数民族歌谣的价值、翻译问题以及民间文化价值等形成的点滴感想略作梳理，揉捏为《山野成天籁——〈布依民歌荟萃〉编辑手记》一文，几经辗转于《贵州都市报》刊出。虽以“编辑手记”名之，但该文偏重于文化方面的思考，称其为学术随笔或文化随笔当更为妥帖，故而未能将该书的缘起、编辑过程中的一些难忘的点滴记下，甚为遗憾。今从另一角度回顾该书的编辑，以资备忘，亦弥补《山野成天籁》一文的缺憾。
一
《布依民歌荟萃》是我编辑生涯中首部以少数民族文化原典为内容的书，亦是让我深刻体验到编辑工作中艰辛并着愉悦的书，对于我而言，其意义非比寻常。尽管如此，在选题诞生之初却极为平常。
记得那是2014年的一天，朋友王封礼兄给我打电话，说他曾经的学生、如今的友人鄂启科君整理了两部布依民歌，想找机会出版，若有可能，就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启科君，由他直接与我联系。我生长在贵州，对这片神奇土地上生发的文化自然有一种亲和感，便毫不犹豫答应了。启科君与我联系之后，并没有将书稿给我，而是给我介绍他正在整理的两部书稿，一部是《布依族口传民歌大调》，一是《布依族口传小调情歌》。此前我对黔地布依族民间歌谣所知甚少，加之近年来由于地方文化开发热潮，各种民间歌谣出版了不少，便请启科君多给点时间，容我思考思考。在许多人看来，这可能是一种委婉的托脱方式，但我并未丢掉这件事，只是慢慢等待着机会的光顾。未过多久，布依文化爱好者黄镇邦君与我联系，告知我他的同乡黄荣昌先生三十年前用布依文记录了布依《十二部歌》，此后一直在整理完善。该稿虽已大致成熟，然还须由他仔细梳理校对，问我有无出版的可能。镇邦君是封礼兄的表弟，已翻译出版了数部布依摩经。因封礼兄的关系，镇邦君与我早已熟识。听他这么一说，我便立刻想到此前启科君的两部书稿。于是，将三部书组成一个新选题的想法便初步形成。
当然，这仅一个初步想法，真要将三者结合起来，还须进一步探讨。我对布依歌谣所知甚少，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如果不符合布依歌谣的内在组合逻辑，那将“大调”民歌、“小调”情歌及《十二部歌》组合为一个新选题的想法将不可实现。按启科君介绍，“大调”“小调”乃是乐曲乐调的划分，“大调”民歌一般在庄重的场合演唱，稳重而沉静，音域一般只有五度，相当于《诗经》中的“雅”；“小调”情歌则优美洒脱，用以表现青年男女之间的感情，相当于《诗经》中的“风”。布依歌与《诗经》这样的经典如此接近，这让我兴奋莫名，大抵“诗三百”中的经典几千年前也产生于像布依民歌这样的歌谣吧！“《十二部歌》和‘大调’‘小调’是什么关系？”我向镇邦君请教。他告诉我，《十二部歌》比较固定，既可用“大调”的曲调演唱，也可以用“小调”曲调演唱。布依民歌虽然是几千年的布依文化所沉淀下来的精华，但它也是一步步形成的，时常都会有鲜活的新歌加入其中。歌师们的一个重要能力就是现编现唱，而《十二部歌》在布依民歌中处于核心地位，学会了它才可以游刃有余地编歌。“那将三部稿子组合在一起，符合布依民歌的音乐结构，会引起其他问题吗？”镇邦君表示肯定。不必再犹豫了！将三部稿子组合起来，既是将布依同胞中的民歌精华集中整理展示，而且还能区别于近年来的民间歌谣图书。《十二部歌》习惯称《十二部古歌》，选用大家习惯的名称作为分册名；《布依族口传民歌大调》，直接使用《大调民歌》分册名；《布依族口传小调情歌》，使用《小调情歌》作为分册名，三个分册共同组成《布依民歌荟萃》。我将这一想法分别与启科君和镇邦君商量，他们都欣然同意了。
2014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增补“十二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图书项目申报的通知，这是一个很好的立项机会。在征得编辑部主任程亦赤先生的同意后，我按要求填了申报表。经过几个月的漫长等待，终于迎来了《布依民歌荟萃》增补进入国家“十二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的好消息。
二
进入国家“十二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对于《布依民歌荟萃》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我们自然都非常高兴。启科君与镇邦君，自然也就加紧了稿件完成的速度。三部稿子，80万字的篇幅，即便算上此前的积累，要在短时期内完成，仍然是一个艰巨的大工程。
按照此前规划的整理方式，第一步是用现代布依文将歌词记录下来，再用国际音标标出布依文发音，再将布依词汇与汉语一一对应直译，最后整句意译；对于一些疑难词，则以注释加以补充说明。这样既能完整地反映出布依语的语言特色，亦能表现出布依歌谣的美学意蕴，为布依歌谣的学术研究提供信息量饱满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还能为布依族同胞及懂国际音标的人学习布依文提供方便。该整理方式参考了前人的成果，亦融入了现实需求的考量，当属完美，但在对照相对成熟的《十二部古歌》及《大调民歌》书稿，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之前，启科君整理了《大调民歌》，记录了布依文原文，直译了其中的布依词汇，意译了整句歌词，但是他未经国际音标的标音训练，不能运用自如。思来想去，他决定邀请协助他搜集整理的朋友、贵州民族大学吴定川教授帮忙。吴教授为布依族人，为人洒脱、豪放，在布依语言研究方面训练有素，也很乐意加入。他为“大调”民歌、“小调”情歌标注了国际音标，成为该书出版的一大功臣，但他对国际音的理解和运用与镇邦君有出入，一个为宽式，一个为严式，也就为后来的一些问题埋下伏笔。
《十二部古歌》的电子稿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WORD文档，而是EXCEL表格。据镇邦兄说，这样处理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样有利于布依文词汇、国际音标、汉语直译三部分的一一对应，实属迫不得已。我表示理解，毕竟每一个词汇须与其国际音标、意译严格对应，在WORD文档中极其不便，不过这也给排版增加了难度，以致排版的那位姐姐曾多次向我抱怨。正如《山野成天籁》一文中提到的，尽管这部稿子的记录整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又经过镇邦君的梳理和电子化，但还是有诸多问题存在。譬如，一些句子中直译与意译偏差严重，相同的布依文其国际音标的标注存在误植，等等。排版稿出来之后，我又请镇邦君仔细梳理了一遍，然后再交由我编辑。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有些句子译得甚为驯雅，这与民歌的口语化的原生态特征相左，于是我建议尽量保留其口语化的特色。不过也有例外，遇到口语化翻译使一句的字数增多的这类情况，由于会影响版面的整一性和美观度，只能任由其“雅化”，算是“削足适履”了。
《十二部古歌》形成时间还有待研究，但定型不晚于清末则可以肯定。它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与乐府诗的高峰之后《孔雀东南飞》甚为相似，堪称布依民歌的核心经典。该诗能在贵州望谟县乐康村的传承和发扬，是当地著名歌师罗芝兰老先生毕生戮力的结果，可以说，没有罗老先生，就不会有《十二部古歌》在望谟乐康村的传承。在罗老先生的努力下，乐康村形成了一个较为清晰却又极为复杂的传承谱系。这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意义重大，于是我建议镇邦君绘制了一幅《乐康〈十二部古歌〉传承谱系图》附于书后，以待独具慧眼者发掘其价值。该图绘制期间，镇邦君又不断采访乐康村的歌师、民间文化人，时有收获，稿子作重要修改不下十次。多次都说定稿了，但他打电话回村时无意中又得到什么线索，又再次作出修改。《十二部古歌》在乐康村的传承有兴盛，也有低谷，并非一帆风顺，这都与20世纪中国的时代变迁相关，我又建议镇邦君写作了《乐康〈十二部古歌〉百年历程》一文附于书尾。这也是给《十二部古歌》的人类学研究提供一手材料，更是人类学专业出身的镇邦兄的一次人类学研究实践。鉴于当前布依同胞语言文字所受冲击较大，许多年轻人已不会本民族语言，我又建议镇邦君按照自己的经验，编制了《布依文书写符号系统》，亦附于书后。翼望凭藉这一符号系统，可以对年轻一代布依同胞学习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有所助益。
当然，《十二部古歌》编辑中遇到问题也很多，解决起来难度极大。好在镇邦君的朋友中，布依语言文字的专家不少，比如黔西南自治州电视台民语译制部的王正直女士，再比如云南师范大学的陈娥女士，她们都为解决《十二部古歌》及《大调民歌》《小调情歌》中存在的拼写问题出力不小。此外，《十二部古歌》中存在的翻译问题——更准确地说是对布依文化理解的问题也不少。每每遇到难以定夺的问题，镇邦君要么向乐康村的歌师，要么向中央民族大学周国炎教授求教，一丝不苟，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其严谨性让人由衷敬佩。在地面凝结冰花寒冬里，镇邦君连续十来天坚持和我在办公室校改稿件。一杯清茶，一份信念，支撑起呼啸寒风中的所有努力。为了确保有拼写错误的每一个词都被成功捕捉，我们就直接在PDF文件上查找，然后在纸稿上修改。布依文属于记音文字，音同而义异的词极多，为了把错误降到最低，只能采取“地毯式搜索”的笨办法，以“宁可错找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三
与《十二部古歌》稿件相比，《大调民歌》《小调情歌》的翻译尽管也存在诸多问题，但民歌的口语特色保存得却更加完好。尽管其歌词从布依文转换为方块字较为自然，从一个系统到了另一个系统，不过它们依然像从来不曾离开江河的水草那样鲜活。但这两部稿子在国际音标的标注上却不甚理想。前面提到，为这两部稿子标注国际音标的是吴定川教授所采用的宽式标音。所谓宽式标音，以称“音位标音”，即整理出一种语音的音位系统，然后按音位系统标记语音（只标记音位），而不记音位变体及伴随现象，这样的好处是简明清晰，但是对于音位的变体却置之顾，这对于鲜活的语言而言显然是不尽合理的。与此相对，镇邦君所标注的《十二部古歌》采用了严式标音，出现什么音素就记什么音素，有什么伴随现象就详细标注之，也就是最忠实、最细致地标注了每个词语发音的原貌。显然，镇邦君的严式标音更为合理。再有，如果不对一部书中的两种注音方式进行统一，既不符合图书编辑“整一”的要求，也不能细致而真实地反映歌句的实际发音。怎么办？镇邦君本着对民族文化的热忱，主动承担了统一的工作。他按照周国炎教授编的字典标准，一个词一个词地查找。经过十多天的努力，终于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事实上，从民国时期开始，贵州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早已受到国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及英美学者的关注。一些国外的学者来贵州做田野调查，其目的乃欲就贵州的少数民族语言展开深入研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代表性的有日本鸟居龙藏博士的《苗族调查研究》、英国康霭德博士的《水语调查研究》以及美籍研究员辛维与中国学者伍文义、梁永枢合著的《中国布依语对比研究》。若本土学人做资料整理时所持标准不一，那势必会给本土及国外的研究者带来困难，他们亦会怀疑文献的真实性，进而影响到文献的价值判断。因而，我和镇邦君、启科君闲聊时建议：进一步推动布依文文献搜集整理的标准化，以国际化的理念来整理布依文献。此后偶遇贵州布依学会常务副会长、为《布依民歌荟萃》写作序言的周国茂教授，我又向他表达相同的看法，周教授也表示赞同。其实，不仅仅布依民歌的整理是这样，其他民间文献的整理也应当如此。贵州的民族民间文化是千百年这片热土上沉积下来的珍宝，弥足珍贵，如果不能以最细致的方式来加以梳理、保存，不能让它在向外界传播的旅途中放射出光辉，那将是我们的过失。
启科君对于布依文化的执着与热情着实让我感动。他与镇邦君都不是专业的文献搜集整理者——他们都有着其他的职业，数十万字的民歌都是他们在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完成，其难度可以想见。在《大调民歌》的后记中，启科君这样写道：“阳历九月，正是望谟天气异常炎热的时候，每天30多度的高温，如洗桑拿。在县民宗局副局长王玉贵先生的帮助下，在堂弟启初、启敏的出租屋里，我请来了坝碰寨韦昌禄、里奖寨杨正云两位布依族歌师对大调进行口述，录制了整整一天。回到贵阳后，大概用了6个月的时间进行整理、翻译。那几个月，工作极度繁忙，只有在周末、晚上进行，有时候一边抱着儿子，一边摊开信笺纸，边听录音边翻译、整理。”若没有对本民族文化的那一份坚守、对留住民族文化那一份信念、对向世界介绍民族文化的那一份渴望，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想象。
四
布依同胞的文化精英尽管在明、清时其借用汉字“六书”造字法创造了布依方块字，但历史上主要还是用它来记载和布依摩经和故事，民歌还是主要依靠口传心授传承。《十二部古歌》当然也不例外。《十二部古歌》的主要传承者罗芝兰老先生出生于1902年，1995年去世，他一生培养了乐康村几代歌师，为《十二部古歌》的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据记载，罗芝兰老先生“将《十二部古歌》分部教给弟子，一晚上教一部，当晚重复三遍。记不住的，弟子们可以在第二天继续问他”。在罗老先生的教授下，这部民歌经典不仅得以流传下来，而且还构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传承谱系。不过，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读到这部经典作品，主要还得归功于它的记录整理者黄荣昌先生。
黄荣昌不是罗芝兰老先生的弟子，但他热爱布依民歌。20世纪80年代，黄荣昌先生是望谟县民委的干部。当时是在罗老的家，当罗老开始演唱《十二部古歌》，黄荣昌先生就掏出笔记本默默地坐在旁边用布依文做记录，一记就是一个月。回到望谟县城后，黄荣昌先生在工作之余，只要有空就将记录的笔记本取出整理。其原稿上清楚地记着：“1987年9月11日下午夏时制6时10分完成初稿；1988年2月22上午夏时制10时30分完成第二稿；1988年8月22日下午夏时制7时零5分完成第三稿；1999年3月5日下午6时30分完成第四稿；2004年10月9日上午11时55分再次润稿。”稿子交到镇邦君手里后，镇邦君又将其输入电脑，时间离黄荣昌先生“再次润稿”已近十年。《布依民歌荟萃》于2015年年底出版，若以此作为一个时间节点，那从完成初稿到出版时间跨度已近30年。30年时间，一个刚刚坠地的婴儿已经到了而立之年；而当时年轻力壮的黄荣昌先生，已经退休在家。这么长的时间依然执着于一件事情，可以想见其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与执着。
至今我未能见到黄荣昌先生，甚为遗憾。拿到印刷厂送来的《布依民歌荟萃》样书后，我给黄荣昌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感谢他对《十二部古歌》的付出，感谢他对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守候。电话的那一头，黄荣昌先生说这是作为布依儿女应该做的事情，显得十分淡然，但我从他缓慢的语速中分明感受到他的欣慰。《十二部古歌》是布依文化的结晶，是罗芝兰老先生的成果，也是黄荣昌先生的成果。成果最终瓜熟蒂落，无论是作为布依儿女的一员，还是作为重要贡献者，黄荣昌先生都应感到欣慰。作为责任编辑，我也由衷感到高兴。
《布依民歌荟萃》的出版，应特别提到的还有设计师熊锋。曾与我同事数年的熊锋与我同乡，对民族文化类图书有自己的设计心得，后因故调离。本书的装帧从封面到书眉，再到版式都几易其稿，其中有些细节还被我偷偷“无情篡改”。不过现在看来，那些修改并非没有道理。在装帧上，《布依民歌荟萃》既不沉重，也不轻佻，它以布依族的蜡染、刺绣图案作为主图，又配以竖线条纹，质感强，基本将布依民歌的美学内涵表现出来。这些元素，把布依民歌的美向世人敞开，混合民族情感与文化坚守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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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龙建人，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编辑，微信号：GZRM115088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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