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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瞿 军
过去的这个春节，依然如同往年一样，提早做好了准备，腊月二十九，乘动车回乐山老家跟姐姐哥哥团年。在外漂泊许多年，虽然在现今的绵阳已有了自己的家，但老家依然像一根看不见的风筝线，系着我这只飘零的风筝。家在游子心中，永远是根，永远是感情牵挂和想回归的地方。
前些年，随着双亲的相继去世，牛华老家的老屋卖了，姐姐哥哥也搬到乐山城里居住。这对我而言，根没了，回家过年时的感情也渐渐淡了。
这几年的春节，虽然照样在除夕前赶回老家，不是在哥哥、就是在姐姐家象征性的团个年，然后会一会故朋旧友。就那么两三天，又匆返回绵阳。
在姐姐哥哥家团年时，也是聚在一起吃顿饭而已，没有旧时的守岁，有时连春晚节目都懒得看。酒足饭饱，往往是独自在岷江河堤走上一两个小时，隔岸观看灯火辉煌的大佛夜景，然后回到宾馆看看随身所带的书，写点文字。除夕夜，便这样寂然度过。呆在宾馆的时候，听着远处一阵阵传来的鞭炮声，便陷入对儿时过年欢乐气氛的回忆中……
那时的每年春节，父母和大哥往往提早很多天，便开始忙碌，准备过年的食品，打扫卫生，忙着一切准备工作。我最盼望的，是腊月二十八、九等大姐回家。大姐已下乡多年，远在离家几百里外的大山里。每天除夕前，父母厂里都要派出很多辆大货车，浩浩荡荡分赴沐川、犍为等地的各个知青点，集中将厂里下乡的知青子女接回家过年。每个知青回家，无一例外都会从乡下带回各种年节所需的东西。大姐每次回家，三、四只鸡，二三十斤鲜肉或腊肉，还有黄豆、花生、鸡蛋，甚至还有豆腐干等。因此厂工会安排好车和工作人员，去接知青子女是件大事，对每个有子女下乡到外地的家庭也是件大事。
大姐带回这些过年的丰富物品中，我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大姐带回来的大红鸡公。每年大姐带回来的三、四只鸡中，一般都有一两只大红鸡公。我最关心的是今年的鸡公大不大，能否打架。每年大姐回家，我第一个跑出去接，虽帮不了多大忙，但抱两只鸡回家，还是既兴奋又激动，进家门将缚着鸡脚的草绳解开，便赶快抓把米喂它，围着反复察看鸡公体型大不大，腿脚粗壮不粗壮。第二天一早，就背着父母抱着鸡公跑出去，虽然每次母亲都反复叮嘱别把鸡公弄出去打架，打两次要瘦半斤多肉，但我还是忍不住抱着大姐带回来的鸡公，去找隔壁邻居家有鸡公的小伙伴斗一场。抱鸡公出去打架，纯碎是出于小小少年的好奇和好胜心，是那个年代一种特殊的娱乐活动。如果是自己家的鸡公打赢了，就好像是自己打架得胜一般。
鸡公打架，往往是比个头大小。一打起来了，就那么两招，一是啄，拚命啄对手的鸡冠。鸡冠肉嫩，又没有厚厚的鸡毛作保护，很容易受伤，啄中一口，拼命一甩头，对手的鸡冠马上就会掉下一块肉，啄上几口，便会鲜血淋漓。因此，一场打架下来，绝对没有完胜的一方。有些伤重的鸡，打架结束后动都动不了，回家后也不想吃食，好几天都萎靡不振，甚至因伤重而死。鸡公打架的第二招是腾起来扑踩对手。这时的鸡公脖颈毛根根直竖起来，你进我退，啄不到对手时，原地腾空而起，两只鸡爪张开着扑向对手，利用那股冲劲和自身重量压到另一只公鸡身上。这一招如果成功，对手往往就会失去战斗力，得胜一方又啄又扑，失败方落荒而逃。这时得胜者引颈高歌，炫耀性地扑扇几下翅膀，全然没有力竭的感觉。
家乡那些年的年味很浓，内容也很丰富。除了我喜欢的鸡公打架，平时贫寒的家里，年夜饭绝对丰富，鸡鸭鱼肉咸蛋齐全，还有各种炒货摆满一桌，看父亲和大哥惬意地喝着自家泡制的白酒，母亲关心地一遍又一遍问大姐在乡下的事，今年挣了多少工分，生产队分了多少细粮、粗粮，这次回家能呆多久。一家人其乐融融，年夜饭一直持续到深夜。而早早吃饱的我，出去找小伙伴疯跑一阵，放完鞭炮回家，父亲都仍然醉意朦胧地坐在饭桌上。接着，一家人开始吃着桔子，嗑瓜子，剥炒花生守岁。玩了一天，兴奋了一天的我，经不住两只眼皮的打架，倒在床上酣睡入眠。梦里，全是白天鸡公打架、放鞭炮点燃就跑的场景……
那时的春节，父母尚在，虽然没有什么春晚，更没有电视机，却有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年夜饭，平时看不到的丰盛菜肴；有守岁，有那份浓浓的年味。清贫的生活中，充满了亲情和爱。这成为我对故乡，对那种已往不复年味的深深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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