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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龙生:岁月荏苒情未了——重庆日报副刊部漫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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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龙生


缘起

元月7日中午,原重庆日报副刊部同仁由李元胜夫妇做东,相约在南山别院聚会,并在近旁一家餐厅摆起牛头宴。我和郜虹在海南避寒,当然很遗憾,只能缺席;但是据知早就调到四川日报工作的饶蓓可以前去,也跟着高兴一番。可是临了她又得到通知,叫她当天下午必须回去开会,也成为“憾缺”一员,弄得她十分郁闷。

就在他们聚餐的时候,不断通过微信群发照片、文字,作现场报道,我也一直在线关注。几位女士,摆拍了许多照片传出,让没能到场的部友欣赏。

今天凌晨一觉醒来,想到副刊部昨天的聚会,联想到这个对我今生有着重大意义的副刊部,就再也睡不着了。故人,往事,一齐涌来心中,令我睡意杳无。

起床以后,懒得打字,对着手机,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以语音一古脑儿倾诉对副刊部的认识与深情。后来“部友”们听到,都表示感动,有的建议我把这些写出来。

于是就有了这篇“漫忆”。这是采取一种随意的写法,意到笔随,言尽而止。

01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重庆日报副刊部创办的文学副刊《两江潮》(原名《山花烂漫》)曾经是重庆业余文学作者心向往之的宝地、高地。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文学领域,重庆就只有“一报一刊”(《两江潮》与《红岩》),发表园地稀缺,上稿极其不易。某人的作品见报了,三朋四友会奔走相告(那时电话还远未普及)。我们业余作者当时流传一句话:一年在《两江潮》发三篇稿子就算丰年,这叫吃够早中晚餐。至于《红岩》,那是面向全国的大刊,就更加高不可攀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江潮》引领着重庆文学的潮流

02

既然如此,按如今的逻辑去推断,《两江潮》版面这样紧俏,编辑不知好吃香!其实不然,他们是按质选稿,按需用稿。往往稿件见报了,作者跟编者根本还不认识。有时候作者会意外地收到编辑提出意见的退稿信;往往稿件见报后是从热心的朋友那里得到消息的。

那时作者与编者的关系是很纯正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正之风”。对老编辑张亦文先生,大家都是由衷地尊敬,他对我们也是一视同仁,不分什么亲疏内外。我也是后来才见到于我有恩的张亦文先生的。他逝世以后,《两江潮》发表了我和曾宪国所写的悼念文字。

记得张亦文先生曾经给我写信,警告我写字要工整,排版工意见很大!吓得我后来只好注意克服写字潦草的毛病。此事我毕生难忘。

03

有不少文友是通过在《两江潮》发表作品,显示文学才能,改变了处境以至命运的。而我则是因此改变了人生道路,实现了命运的转折。1957年在重庆一师求学期间,我就在《星星》发表过一首小诗,后来却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多年。说来简直难以置信,20年后的1977117日,因为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两江潮》发表了我那首写渣滓洞一株石榴树的诗,从此步入重庆文坛。大约是1978年春天吧,重庆市文联重新开展工作,要召开一次文学创作会议,但是那时《红岩》还没有复刊,他们已经失去“联络图”,于是只好向重庆日报副刊部求助。副刊部把我列入了作者名单。就这样,我有幸参加著名的“南泉会议”,踏入了重庆文学作者的队伍,见到了一些过去只能“仰视”的作家、诗人。这也成为我后来离开教师队伍,走上文化工作岗位(具体讲,就是江北区文化馆)的重要契机。当然,也是我后来终于进入解放西路66号重庆日报办公大楼四楼那间办公室的前因。

04

话说到了1991年,因了某种机缘,在6月的一天,我怯生生地来到重庆日报办公大楼四楼,副刊部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门前:连我自己也难以置信,我竟由江北区文联专职副主席任上调任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从此,我就开始了人生道路上新的旅程,与副刊部各位同仁结下了不解之缘。

05

按说来到一个陌生的单位,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总会不太适应吧?可我很快就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这是因为,此前我已经多次参加副刊部举办的活动,与各位编辑过去都打过交道,比较熟悉,从事的也是自己热爱的工作。我跟大家相处可以用得上“亲密无间”来形容。记忆中好像不曾有过什么龃龉,也没有闹过什么矛盾。不到十个人的小单位,分工非常明确,各司其职,各展其能;工作流程也很顺畅,有章可循,不阻不塞。

报纸向有“新闻纸”之说,副刊不受重视,处于边缘地带,但是我们都是些散淡之人,对此处之泰然。对于我来说,正是求之不得。何况,副刊部在报社离不开那个“副”字——与新闻自然有主次之分,但是在文艺界的地位,说是“举足轻重”却毫不夸张。当然,这个“主任”头衔也就份量不轻了。

从此,在副刊的六年,成为我人生的黄金时代:有了充裕的时间,有了必要的人缘,有了施展的机会,我的“文学梦”真正成为了现实。

06

我在副刊部期间,除了日常工作之外,我自己的写作以小说、新诗评论为主,兼及散文、报告文学,发表甚广,造成了影响,因此先后担任过重庆市作协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也是这几年里,相继出版了诗集《戴镣之舞》《献给永远的情人》,散文集《云影集》,诗论集《诗路之思》。值得肯定的是那时已经注意到格律体新诗(当时尚称“现代格律诗”)的研究,创作也走的是这个路子。这就奠定了退休以后专门致力于格律体新诗研究与创作的基础。正是这些条件,使我终于得偿夙愿,在2000年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

几年里,还有机会参加四川省和全国副刊研究会的活动,到过北京、山西、河南、云南、广西、江苏、四川等省市,有许多学习交流的机会,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07

在副刊部,我的人生有过一次非比寻常的挫折。大约1993年,由于一次意外的事故,我被免去了副刊部主任之职,作为编辑,留部工作。原来是每天签审稿件,现在是送审,调了个个儿。处于人生低谷,这事当然毕生难忘。但是同事们并没有因此对我另眼相看,我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没有什么不愉快的记忆。相反,外面有的作者看到我“大势已去”,对我的态度就与此前迥异:万某失去了“主任”头衔,自然贬值了。

对于今后如何,我当时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因为文学编辑工作是我喜爱的,业余的写作也照常进行,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大约两年后,竟然又发生了意外的逆转:报社各部门领导进行了一次调整,居然又让我回到副刊部主任位置上。我重操“旧业”,部里一切如常,仿佛与此前没有什么两样。

08

我离开副刊部是在1997年,报社领导出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叫我把位置让出来,去就任社会新闻部主任,负责新闻监督,让我过了一把记者瘾。两年后,我又调到考评办,直至2003年退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两江潮》副刊还在出,但是副刊部的编制不复存在,副刊部的历史结束了。原来副刊部的人员也就分散在各个不同的部门。但是奇妙的是,原来副刊部的大多数人员始终保持着共事期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并且多次有人发起聚会,直至现在,居然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样的情况,在报社的其他部门不说绝无仅有吧,也算是罕见的吧。

09

1982年我从字水中学调到江北区文化馆,继而再到文化局,正赶上群众文化体制的改革、文化市场的兴起,大有可为;而我到副刊部正赶上中国报纸副刊的黄金时代,副刊业务与版面都大为扩展,由单一的文学发展到涵盖文艺、文化以致旅游的诸多版面,当然顺理成章地满足了更多读者精神生活的需要,与他们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简直可以说达到了副刊不“副”的地步。可不,副刊部改名为“文化专刊部”,报上几乎每天都有我们的版面呢。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是,由《两江潮》派生出文学评论理论版,实现了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双轮驱动,进一步推动了重庆市文学事业的发展。如果说过去作家们乐于在《两江潮》亮相,那么这时候就更以得到我们评论版的“表扬”为荣了。

于是我们的工作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给我们的编辑们提供了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可以各司其职,各展其能,为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美餐。而这种团结协作的局面,忙碌愉快的生活,当然进一步促进了增进了同事间的友谊,部门的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再往高处说,还产生职业的自豪感:而这就是在副刊部的生活使我们永远难忘,时间的流逝不能淡化同事间宝贵情谊的原因!

10

7号的“牛头宴”以来,前述种种一直使我陷入回忆而不能自拔,并进而深入思考:上述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总的来说,归功于:天时,地利,人和。

这些因素,其实上文已经涉及。这里再专门梳理一番吧。

先说天时。不就是遇上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形势,文艺思想的大解放,新闻工作的大发展吗?

再说地利。这里落实到重庆日报社了。正如前文所言,副刊不受领导重视,却也不怎么干预副刊的工作。反正报纸的副刊是中国特色,是现代报纸有生以来就有的一个板块,只要不出什么大的差错,继续办着就行。这就为我们副刊工作者留下了自由宽松的空间。

最后重点讲人和。我们部门的同事,似乎人人都很敬业,于工作尽心尽力;似乎个个都很单纯,似乎不存在什么名利之争。那种单位内常见的争斗,倾轧,偷奸耍滑,勾心斗角等等不良现象,似乎都与我们无缘。这样的环境当然有利于才能的施展,人才的成长。

若要总结我们的“部风”,可用“和谐”二字一言以蔽之。这样的部风使我们副刊部成为了人才成长的摇篮!这也是“部已不存,人心未散”的根本原因!

11

据我所知,就是从原重庆日报办公大楼四楼那间办公室里,走出了:

一位重庆日报副总编:聂定华,他担任副刊部主任时我还在江北区文化局,我到报社他却入主我们对门的理论部了。后来他当上副主编,当然对副刊部非常关心啰。而今他参加我们的活动,从来看不出曾经的领导姿态。如今他重拾画笔,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两位重庆市文艺团体副职领导人:市作协副主席李元胜;市诗词学会副会长万龙生(现为名誉会长),还曾任市散文学会副会长。

我在副刊部的时候,部里就有三位中国作协会员:曾宪国、李元胜、万龙生。在总人数中占了好大的比例啊!这是三个除了干好本职工作还另有“野心”的人,但是如果处在其他单位,很可能会遭到“不务正业”的指责。曾宪国是爬电杆出身,靠自学成才的作家,到报社以后才得到更好的发展机遇;而李元胜则是工科男,写出那首成名作《给——》以后,便在诗界登堂入室,畅行无阻。而那首诗正是1987年他在副刊部期间,在办公室午休时改成的。

据知,评上新闻类高级职称的有:郜虹、饶蓓、吴国红、连小培、聂定华、曾宪国、李元胜。副高就甭提了吧。

还有当年那个默默工作、不大出众的喻为民,做过重报集团图书公司的经理,如今在市新协工作。

郜虹、连小培也做过日报其他部门的头儿,小培退休后还受聘为市委宣传部的报刊审读员,才卸任不久。

饶蓓已经调离重庆多年,历任四川日报好几个部门的领导职务,现在四川省报协担任要职:主持工作的副秘书长。但她始终忘不了我们当年共同工作的岁月,有着浓厚的“重报副刊”情结,几年前还盛情邀约我们做过一次愉快的蓉城之旅呢!

再说被我们委为“秘书长”的吴国红,曾经三次获得过中国新闻奖,2018年荣获“重庆市十佳新闻工作者”称号,如今是重庆日报科教文卫中心常务副主任,她所管辖的业务范围远非当年的副刊部可比。2017年她策划、主持“重走渝州路”栏目,成功推出《古诗中的重庆》系列报道,引起广泛反响,为挖掘、弘扬重庆的文化传统作出了重大贡献。

还有两位不能不提,他们是——

谭挺:1980年代报社招聘,凭本事硬考进来的那批人,后来都成了骨干,他是其中之一。我到副刊部,他任副主任,后来做过体育部主任。他自己都不曾料到的是,竟以非党派人士身份当过一届市政协委员。

蒋春光也是中国作协会员呢。我走了他才调入,没有共过事。但是我们算有缘分:他的中篇小说《教工之家》发表后受到批评,我则为之辩护。后来他的原作连同两篇争议文章一道被选入名刊《作品与争鸣》呢。那时他还是业余作家,我们并不认识。他多年担任《两江潮》的编者,所以在文学界广结人缘。

忍不住再谈谈中国最高官方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得主、重庆唯一的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成员:李元胜!须知迄今重庆还只有两位“鲁奖”得主哩!不但如此,绝顶聪明的他,近年来还经常到野外从事昆虫调查、拍摄,成为鼎鼎大名的生态摄影家。最近他的诗外著作《勐海寻虫记》荣列2019年中国好书月榜!

小小副刊部,堪称人才济济吧?这种人才密集型单位,我曾经在那里呆过,与这些优秀人才朝夕相处,是不是值得骄傲呢?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怀念那几位重报副刊部已经仙逝的前人:老主任饶成德,老编辑张亦文,以及为我们划版的“杜老”杜亚平。且让我为他们燃起一炷心香吧。

12

还不能不谈谈我们副刊部那种浓浓的家庭般密切融洽的气氛。有几件事可资证明:

当年大家称老主任饶成德为“饶头”,当他与饶蓓一道出席什么活动,往往被误认为是父女关系。

我们副刊部利用工作之外的空闲时间,举行过好几次集体活动,记得最远是到了湖南张家界。有的活动往往允许带家属,于是家属们与部里同事也纷纷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似乎是部里的一员。

更加独特的是,但是几位年轻同事给孩子起名,都相约以李元胜公子李若行名字的第二字作为“字辈”,如吴国红儿子的名字叫李若冰,喻为民的儿子就叫向若轻(她先生向泽映如今是重报集团的总裁哩)。我那远在西雅图的外孙女王小可读到此文的初稿,竟在微信上说:“那我该叫王若可了。”

还有个关于小可的笑话:我有时带她参加部里的活动,小小的她竟将李元胜称为她的“同事”!这个细节可是怎么也变不出来的。

13

最近,我们副刊部的活动又出现了新的苗头:活动的成员扩大到了当年的作者,这充分证明了副刊部编辑与作者之间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

是在年前的一次聚餐,曾宪国“引进”了李益品、殷正渝,大家相见甚欢。益品当场就加入了我们的微信群,并约定就在不久之后的1225日在黄泥磅一家餐厅再聚,还定了主题:迎新和为我们夫妇饯行(已经预定次日到文昌的机票)。结果那天又见到一位久违的作者:石厥仁。7日的“牛头宴”中,宪国又带去了罗良德!

岁月荏苒,这几位当年驰骋文坛的人物,如今都淡出了文坛,后来的人生道路各异,但是当初建立的关系不变,在一起还是那么亲密自在!谈起当年通过副刊发表作品对自己的帮助,他们都如出一辙。仿佛经过遴选,他们竟然分别代表了散文、小说、评论几个方面呢。

14

7号的聚会,参与者非常快乐。从微信群看到,饭后他们又尽情欢乐,尤其是几位女将,以吴国红为最,摆出各种造型留影。她们还自称:“我妖,故我在!”我在加以称赏的同时,不由套用一句话:“妖,并快乐着!”算来她们几位,都是50出头了吧?还真有“扭住青春不放”的劲儿!这又让我慨叹时光之易逝,岁月之无情了!再想想自己,即将奔八而去,就难免有些伤感。不过再转念一想:离开副刊部已经20多年,而今还能与当年同仁聚会叙旧,何其快哉!文学愿已遂,副刊情未了!——岂不三生有幸乎?

附记

写作此文的缘由,开宗明义,就已经说清楚了。末了还有必要做个补充说明。

初稿完成后,唯恐失实,便发到“老副刊”微信群里,征求意见,尤其希望若有细节的差错,能够得到纠正。果然一些部友以编辑的眼光仔细审阅,发现、提出了一些问题,于是我据此进行了修订。对他们的帮助,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

需要说明的是,重庆日报副刊部(文化专刊部)在我离开之后,还有不小的人事变动。对此我当然不甚了解,所以此文就没有提及那些不曾共事的成员。而少数我虽未共事,但是如今参加副刊部活动的朋友,有所涉及,这是可以理解的。

有的朋友读了此文,出于严格要求,提出了改写的意见,恕我没有照计而行。因为那实在太费事。像这么长的文章,我好久没有写过了。



作者简介

万龙生,1941年生于湖南衡阳,1949年移居重庆。1957年在《星星》诗刊发表处女作,出版了多种诗集、诗论集。曾任江北区文化局局长、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重庆文学》副主编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重庆艺苑》副主编、“东方诗风”论坛名誉站长、《渝水》诗刊主编等职。在新诗格律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中有独到建树。

图片除署名外,其它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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