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自然条件的特殊限制性，中原地区至迟在封建联盟的末期就淘汰了采集、游牧和农牧、商业混合经济，彻底完成了“农业化”，形成单一农业经济和单一农业社会。这件事意义重大，开辟了华夏民族生存的特殊道路，注定了民族性格、面貌和命运，其影响至今犹存。例如，单一农业社会的人口过多问题、城市的功能和作用问题、环境破坏及自然灾害等问题，封闭性民族性格等都有其特殊的内涵，无不深刻地制约着中国的民族生存质量和社会发展进步。
人口多寡是相对于土地资源而言的，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处于加剧的态势。如今我国人口包括港澳台在内，已经达到14亿，人口过多早就成为影响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问题。我们常常自豪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那么，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的人口为什么这么多，以致显得土地等资源非常紧张?人口过多是不是我们民族历史的一个巨大错误?
中美两国国土面积大小差不多，中国比美国还大30万平方公里。但我们把能开垦的土地都开垦殆尽了，仅有耕地18亿亩，人均只有一亩多，尚号称“农业大国”。而美国的国土面积没有我们大，“垦荒率”远没有我们高，却拥有耕地近30亿亩，人口仅有3亿，农业人口不到3%。他们不仅是无与伦比的工商业大国和科技大国，更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在他们那里不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农民非常富裕，生态保护很好，这其实是将商业与农业挂钩带来的好处，因为商业总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在中国农业仅用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以及供养庞大人口的需求。
不过，我们要检讨的不是中国耕地为何这么少，而是单一经济模式对政治体制的形成的巨大影响。我们知道，某种社会制度的形成，乃是某种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所以，中国家族体制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首先应该从单一农业经济方式本身来寻找。
同牧业、工商业相比，精耕细作的小农业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量更大，因而客观上不断刺激人口增殖;同粗放农业相比，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小农业能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但劳动量也比粗放耕作大为增加，这就意味着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大，而且对人力的需求远远大于对畜力和机械力的需求。
中国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别强、灾害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加上精耕农业的劳动量很大，如深耕密植、施肥培土、防虫除草、灌溉保霜等大量园艺化田间劳动，皆为精细入微的手工操作，畜力能干的活路不多，客观上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难怪中国农民老觉得人手不足。于是，早生贵子、人丁兴旺、多子多福、儿孙满堂、重男轻女、无后不孝等鼓吹人口增殖的思想观念，就成为小农业生产方式发出的迷人呼唤和家族繁衍的绝对真理，中国农民存在两条道路上的劳动竞赛，一个多生快生的繁殖竞赛，一个是多产高产的收成竞赛，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前一个会吃光后一个的成果。
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中国多数人控制少数地，西欧少数人控制多数地，但中国感到缺少人口;而西欧却感到缺少生存空间，因而要寻找和发现新大陆，要向外大量殖民扩张。这一奇怪对比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西方不同的经济方式具有不同的人口生产和需求机制。
人类社会愈原始，生产的发展就愈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社会愈先进，生产的发展就愈得力于科学技术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一般只有通过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实行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来提高产量;通过加速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实现更多的劳动投入，从而提高总产量。这样做的成本不仅比增加生产资料——如多买地或多租地、改进生产条件等——所费的成本低廉，且更容易办到，更迅速的看到成效。因此，人口增殖就成为单一小农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特殊要求。
西方农业发展采用的是消耗资源、节约人力的技术;相反，中国农业发展采用的则是消耗人力、节约资源的技术。李约瑟指出，传统中国的许多发明中，凡是吸收人力、增加产量的技术，就很容易被采用，而节省人力的机械技术却很难在中国推广。原因是我们精耕细作的单一小农业经济方式，比西方农牧混合的粗放经济方式对人力的内在需求更大，机械并不适合园艺式精耕细作的小农业。
精耕小块土地的农民养一头牛马颇不容易，也不合算。而养育一个儿子倒比饲养一头家畜更简单，成本更低，也更有用——毕竟人比牲口能干的农活要多得多。在科技微不足道的古代精耕农业中，人力资源(主要是劳动者数量)绝对是第一生产力;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农业产量高低、收成多少，与家庭人手多寡成正比。于是，家庭一致选择多生儿子，多用人力。人力的低成本和充足供应，不仅代替和排斥了畜力，也抑制了农业机械方法的发明创造，催生人口庞大家族的形成，并产生与维系这种家族传承模式的文化的诞生，显然不利于社会进步。
农业经济为养育更多的人口提供了食物保证，能比工商业、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中国内陆养马不方便，……养一匹马所需的土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89—90页)陈平先生曾在美国得州作过一个调查，发现平均每头母牛约需要10公顷草场，一个典型的牧牛家庭要有100头母牛才能保持不赢不亏，这就至少需要1000公顷土地来维持三口之家的生活(陈平《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引论》)，难怪他们老觉得土地不足。1000公顷土地如改为中国式种粮的精耕农业，可养活两千个“五口之家”共一万人!显然，中国传统农业的在维系较高的人口基数方面是卓著成效的，纵观中国的历史，孛儿只斤家族统治时期是由游牧民族占主导地位的一次孤例，当时大片的北方良田被国家征用来放牧牛羊，结果，元时期是中国北方人口最少的一个时期，大批被征服的农民失去土地，处于饥寒交迫的境遇，这些饥民最后只得揭竿而起，重新为恢复以前的农业时代的兴旺而战斗。
由于单位土地面积上种粮比放牧养活的人口更多，更能解决吃饭问题，所以自西周以来，农业的突出效益使它很快取代牧业，百姓皆以种粮为主，土地差不多全用于生产人所需要的粮食;而个体小农户几乎没有种植饲料、饲养耕牛和放牧所需的土地，食物中也很少有甚至没有肉类。
这种没有畜牧业的单一小农业格局，早在周代就形成了。如果说，中原农业地区畜牧业还有一点残存的话，那是由放牧转向家庭饲养的家禽家畜业，它只是农业家庭无足轻重的“副业”之一，远不足与农业平分秋色。与农业规模相当的牧业经济被淘汰之后，农牧并举的天然合理结构遂被破坏，单一的农业经济不能不受影响。国外学者称中国的单一小农业为“无畜农业”或“跛足农业”，已经含蓄地指出其不合理性。
相比之下，西方农牧混合的生产方式，不会产生稠密的人口，所以欧美国家的农业不仅户均面积很大——往往达到上千公顷，而且是包括牧业、林业、渔业在内的大农业。
而中国的农业由于不断刺激人口增殖的观念根深蒂固，致使民稠如蚁，田小如瓦，生产规模小到一家一户，每户只有数亩、数十亩的一小块土地，几乎全都用于种植粮食，尚不够一家人的口粮，哪里还有牧业用地!假设中国的东面100海里的地方不是台湾而是另一片牧草肥美的欧洲或者美洲大陆，又或者欧洲，美洲大陆是居住着四处闲逛的原始牛仔的话，也许商业就会在两个大陆间搭建起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就会大为不同，16世纪中叶，西方人来华记述他们的观感说：中国“没有一尺土地没有开垦;我们在这旅途中没有看见什么牛群。”。在这种“以粮为纲”的局面下，饲料、牧场、牲畜，商人几乎淘汰一空，不仅使农业成为“跛足农业”，居民生活和国家防御也为之“跛足”!
欧洲中世纪农牧并举，牲畜的大量饲养，不但为农业提供了畜力使用和有机肥料，而且使食物结构中的肉食品比例很大，衣物结构中的皮毛服饰比例很大，吃、穿不像中国那样全部仰仗土地种植业，而有肉类、皮毛等畜产品作补充，从而降低了对粮食生产、桑麻种植的依赖性，既促进了皮毛骨制品等手工业发展，也减轻了农业用地的压力，或者说降低了对土地的依赖性，避免了过度开垦带来的环境破坏，人民有更充足的精力和时间来从事思想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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