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unny的百般啰嗦下，Hao又从哲学角度写了一篇文章，喜欢Hao的朋友，可以在文末找到Hao另外的文章二月福柯共读链接哦！
随着确诊，疑似的肺炎病例不断增加，公众对肺炎这一新型疾病的恐慌感逐渐上升。人们对一种未知的疾病充满了恐惧，似乎死神的镰刀就要落到一个个不知所措的无辜肉体之上。
这种恐惧与其说是对死亡突然降临的胆怯，不如说是源于一种认知上的未知。西方世界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谚语“已知的魔鬼好过未知的天使（Known devil is better than unknown angel）” 正说明了这一现象。
那么，疾病的认知为何不像认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样简单而直接呢？
让我们把目光移到17世纪和18世纪初，人类在对疾病的认知的尝试中采取了一种结构型的认识方法，即医生需要去分辨特征，去识别出相同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并按照一种类似植物分类的种和属对疾病进行分类。
在这一认知型中，症状——及其支配性地位——是疾病的呈现的形式：在医生的目光下，在所有的可见物中，它们是最接近疾病本质的，它是不可企及的疾病性质的最直接的译写。这种认知与日常话语的距离并不遥远，所以其一直影响到现在。今天，当你说我咳嗽，或者我发烧的时候，正式体现了这种初始的医学认知。
当然，这种认识也具有很明显的问题，症状与疾病的对应关系是模糊的，同一种症状其实可以代表多种疾病，同时个体的差异也可能带来不同的症状。
比如咳嗽可以既是肺部疾病的症状也可以是普通的扁桃体炎症的结果，不同的人患感冒可能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症状。最终的结果就是症状只能带来一种概率论上的可能性，并且对症状的描述会使话语陷入一种“彻底描述的梦想”，临床医学假设所有的症状都可以被话语彻底的精确的描述，但是那其实描述的极限，而不应该作为描述的初始原则。
由于种种问题的存在，症状医学在19世纪初逐渐消退，以病理解剖学为基础的医学认知开始出现。
现在，尸体成为真理图像中最明亮的因素，原先钻出蛆虫的地方吐出了知识之丝。病理解剖学带来了新的决定论。解剖所观察到的病灶似乎成为了疾病唯一的真相，它是稳定的，很少受到个体不同的体质和语言的干扰。
胃病的唯一本质就是胃部具有某种病变。以病理解剖学为基础的认知在追求真理的路上越走越远，单纯的尸体解剖已经不能满足临床医学的要求，医学发展迫使医生开始追寻真正的病理解剖学——活体解剖，同时为了可以更准确的判断各种病理，对健康人进行解剖似乎也不可避免。
然而，面对似乎毫无争议的病理解剖学，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疾病都会带来体内可以被观察到的病灶，亦或者观察到的病灶是不是一定与疾病的本质相连呢？
最为常见的热病（发热）就使病理解剖学陷入了认知的沼泽中。热病可以带来诸多的病变现象，那又是哪一个体现了疾病的本质呢，一种病变现象会不会是其他病变现象的结果呢？或者是否所有的疾病都有相应的病变呢？
临床医学为了应对这种认知上的困境，曾经一度开始重拾原始的医学分类思想：提出了没有病灶的特发性热病和有局部病灶的交感性热病。然而这种认知困境并未因此而消失，相反它一直萦绕在临床医学的认知中。1809年，“竞争学会”甚至以此为题开展了一次论文竞赛——什么疾病会被专门认定为器质性疾病。
病理解剖学最终带来了两种疾病的认知观念的萌发，这两种认知观念一直影响到今日的医学认识。第一种就是应激论，它为症状学上多种多样的症状找到了一般性原理——只有在外部世界的招引下或自身机能或体格发生变化时，生物体才会生病。现在，发热和发炎可以被认为是同属一种病理过程。
第二种就是器官患病的观念——所有的疾病都是器官的病变，医生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娴熟的分析来分辨患病器官常常混为一团的呼喊。而这种器官患病的医学认知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步骤：
1. 判断哪个器官患病了。
2. 借助某种外部媒介“解释器官如何会患病”。
3.指出应如何来制止疾病。
在器官患病的观念中，临床医学将目光完全投向由器官的各种组合形式所填充的空间上。疾病的空间完完全全就是机体的空间。对疾病的感知便是感知身体的某种方式。
最后，让我们回头来关注正在肆虐的肺炎。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器官患病的观念与应激论的影子。冠状病毒就是外部刺激，而医生在对肺炎的认知过程中，似乎依然倚靠着器官患病的三个认知步骤——首先判断是肺部患病了，然后说明为何肺部会发生病变，最终尝试提出如何制止疾病的方法。
面对未知的新型疾病，生命笼罩着自己那晦暗的黑夜之幕，只有死亡是那么的明澈。悲观地说，时至今日，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似乎仅仅触摸到了那些脆弱破碎的生命之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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