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性是美女第一特征。这是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学教授约翰•考克瑞恩(John Cochrane)在尖锐回应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现代经济学的评论时提出的论点。这一观点可能稍稍有些过分。当我们看到泰姬陵(Taj Mahal)或蒙娜丽莎(Mona Lisa)时,让我们惊叹的并非一致性。
但考克瑞恩教授正确地将一致性确定为经济推理中最为珍贵的美德。如果我面对同样的选项,我总是会做出同一选择。这是各种理性选择模型所基于的前提。这些模型不仅仅主宰着经济学,也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
一致性并非理性的普通含义。如果我每天在花园尽头与仙女密谈,我的行为是一致的,但很难算得上理性。不过,一致性就算不是理性的充分条件,它至少是必要条件吧?
我不那么确定。我们并不经常面对完全一样的选择。但有时这种情况似乎会出现。我们连续几晚去同一家餐厅吃饭,服务员递上的是同样的菜单。如果选择一盘不同的菜,那是不理性的行为吗?
然而,类似的论点被广泛应用。可在某种令人费解的意义上,很多声称解释愚蠢行为(例如变成瘾君子或以超出实际价值许多倍的价格购买网络股)的文章和论文却是理性的。第一个将一致性假设置于经济辩论核心的伟大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用科学界最严厉的侮辱,正确地对这些做法进行驳斥:它们连错误都算不上。
但真正的难题更为深刻,就像罗曼•弗莱德曼(Roman Frydman)和迈克尔•戈德博格(Michael Goldberg)在最近合著的一本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如果知识不完善,就没有客观的方法来确定两种情况是否一样(或是不一样)。如果我在周三想吃牛肉,周四吃羊肉,这是因为我不一致或两个场合在某种意义上不同吗?
我们的知识不完善意味着,我们会在出现不同点的地方发现相似之处,在有相似之处的地方发现不同点。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认为,1938年英国在对希特勒(Hitler)采取绥靖政策时所面临的选择,与纳塞尔(Nasser)在1956年接管苏伊士运河后给英国带来的选择具有相似之处。“这可不是郁金香(荷兰的郁金香泡沫——译者注),”热情的支持者在网络泡沫时期曾这样说道;但或许事实正是如此。
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评估同样必然不完整的信息,同一个人也可能会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方式评估同样的信息。我们的行为取决于我们接收信息和做出决定所处的社会背景。根据字典中对理性的解释,这些行为并无不理性之处;它们经得起推理,且与可以获得的证据相符。只有当证据完全(也许这还不够)时,这一证据才会指向单一的答案。
真正的不理性在于未能领悟这种对社会背景的敏感性。时任英国首相的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未能意识到,从1938年至1956年,世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在1999年吹大网络泡沫、认为“这次不一样”的人们结果发现,尽管确实不一样,但从他们的本意上说,网络泡沫与历史上其它泡沫并无不同。
我不变,你顽固;我灵活,你教条;我有原则,你有意识形态;我务实,你机会主义。一致性的命令是用来斥责我们的,而不是帮助我们生存的。或许,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观点要比考克瑞恩更合理:“愚蠢的一致性是头脑狭隘人士的心魔。”
译者/梁艳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