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价格听证会的存在与各地政府部门在利益上存在天然的冲突，因此，奢望各地政府主动地完善听证会并不现实，这与与虎谋皮相类。
最近，由于成都老太胡丽天被爆出多年来19次被抽中为听证代表，使听证会成为热门议题，大家都关心胡丽天这样的“热心市民”是否为有关部门特意挑选的“托儿”，而成都市发改委政策法规处和胡老太本人也站出来否认，其中胡丽天还整理出详细的参加听证的材料，证明自己不是“托儿”，认为“中签率高，因为报名者少。”
尽管胡老太每次参加听证都能从主办方拿到200元“调研补助费”，我仍以为，至少从主观上，胡丽天不是奔着做“托儿”的目的去参加听证会，在中国，这一类乐于参加社会事务的公民还是不少的。但胡老太的自证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目前中国的听证会是日渐人庭冷落车马稀，所以胡老太才能屡屡被选中。
如果去搜索2005年以前的关于听证会的新闻报道，我们还能看到许多标题上带有市民“踊跃参加”、“积极报名”的字眼，但之后就很少见了，参与者日少成为一大特色，比如，2010年成都地铁票价听证，报名者仅17人；2010年成都高污染车限行听证，需代表8人，报名者9人。在广东东莞情况甚至更加不堪，当地政府为水价上调听证会邀请市民代表报名参加，结果却遭遇公众“零报名”，以至不得不延期举行。
听证会参与者越来越少，是因为中国消费者的民主素质还有待提高？非也，君不见几年前市民还在“踊跃报名”？现在的“零报名”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来消费者们见惯了“逢听必涨”的怪现象，对听证会丧失了信心，发现自己的意见得不到尊重，转而“用脚投票”，以沉默进行抗议，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成熟。不过，大众的“零参与”却成就了胡老太们的癖好，使听证会成为胡老太这类“政府是衣食父母，作为儿女，应该听政府的话”的“涨价党”的天下，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类型的劣币驱逐良币。
热心的胡老太们成为听证会主力军，这合法却不合理。所谓听证会，实际上是政府提供的一个各方进行利益表达的公开场合，现在却成为胡老太寄托爱好之所，爱好当然也是胡老太的一种利益表达，但却与公众无关。按理说，公众参加听证会都是为了维护切身利益，但胡老太们去却是为了收获“成就感”，这与起哄也差不太多。胡老太对听证会的热心令我想起当前互联网上流行的签到活动，签到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获得勋章奖励，每到一个商铺签到即可获得一枚勋章，满满挂一大堆，感觉像朝鲜的将军，非常之愉悦......大概在胡老太那里，也有一样的乐趣。
听证专业户的曝光无疑会进一步恶化公众对听证会的印象，但听证会形象的恶化，却不能归咎于听证专业户。2001年7月，当时的国家计委发布《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规定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商品在制定和调整时必须召开听证会。这意味着与一般公众的印象不同，目前的这些价格听证会其实不是政府涨价的花瓶也不是遮羞布，而是必须尽到的责任。这个“逢涨必听”的程序设计其意图是给有关部门的涨价举措套上一道紧箍咒，因此在最初受到民意的热烈追捧，但后来人们在实际运行中却发现，紧箍咒虽在，却没有念咒的唐僧，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性条款，各地政府纷纷运用各种变通手段使听证会这个责任流于形式，最终使群众大失所望。
由于价格听证会的存在与各地政府部门在利益上存在天然的冲突，因此，奢望各地政府主动地完善听证会并不现实，这与与虎谋皮相类。要恢复听证会的声誉，从根本上还是要依赖于上级部门在立法方面建立更方正的规矩，更严密的程序，比如，将听证会交给更中立的部门举办、强制设定对立双方、大幅提高消费者代表比例、消费者提前介入候选方案的设定等......我相信，只要相关部门敢于打破利益桎梏，认真办一件事，就一定会办成。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有一种为胡老太等听证专业户鼓掌的论调，认为只要热心参与，就应该鼓励。这实际上混淆了“参加”与“参与”的区别，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听证专业户充其量也就是参加而已，而他们这种“参加”却在实质上捧了某些一意涨价者的场，为某些部门走过场、敷衍责任充当了义务的群众演员。而没有这些专业户，听证会冷了场，说不定有关部门会拿出更诚恳的涨价方案出来，从这个角度讲，听证专业户的存在，其害要大于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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