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春
大学领导者要虚心向师生请教,不仅向知名专家学者请教,还要向“无名”的普通老师请教,向学生请教。往往那些“不经意间”有灵感,那些“不合规矩”中有黄金
一年前在深圳“横空出世”的南方科技大学,把回答“钱学森之问”作为立校办学的使命:“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钱学森之问”,南科大在回答,其他许多大学也在回答。
大学回答“钱学森之问”,是在既“动”又“静”的环境下开始的自觉行为。“动”是指“钱学森之问”引来无数国人的思考和热议,上至总理下至百姓,都以高度的责任感发表了许多颇具价值的看法,为大学“答题”提供了很好的启示。“静”是指作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部,并没有把回答“钱学森之问”当作一项轰轰烈烈的“工程”来搞,“此时无声胜有声”,映照出教育部对“钱学森之问”的思索深度和应持的科学态度。大学自觉应答,由此表现出的使命内驱和责任担当,让国人增添了信心和期待。
大学回答“钱学森之问”,要减制约条件,加支撑条件。诚如有识之士所言,“钱学森之问”是一道难解的命题。涉及“理念与责任、体制与机制、模式与方法”三个层面,政府、社会、家庭、学校、教师、学生诸多因素,互为因果,相互掣肘,解答起来几乎无从下手。还有挑战传统的“教师个性化”和学生的“个性成长”,都在考验着我们的胆识。
南科大办学实践表明,教育部从未“缺位”,从“转正”、“招生”到“学位授予”等多方面关注支持这个“新生儿”的成长,校长朱清时日前不乏兴奋地说“南科大肯定会转正,中央和教育部很关注,都希望进行下去。”
大学回答“钱学森之问”,既要眼睛向外,更要眼睛向内。具体到某所大学,眼睛向外,是指学习借鉴国内和国外杰出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眼睛向内,就是把外面的经验与本校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是尊重师生的首创精神,就是脚踏实地开始实践。眼睛向内更有意义,不然,大学回答“钱学森之问”还是纸上谈兵。眼睛向内要注意两点:一是在“优势基地”上起跳跃升。无论教学型大学、教学科研结合型大学,还是研究型大学,都应认识到本校的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和育人的独特优势,不断提升育人水平;二是在群众中寻觅“撬动地球”的支点。俯身下问是优秀领导者具有的品质,大学领导者要虚心向师生请教,不仅向知名专家学者请教,还要向“无名”的普通老师请教,向学生请教。往往那些“不经意间”有灵感,那些“不合规矩”中有黄金。群众中蕴含无穷的创造力,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缘起于18位农民的“小岗村事件”,不是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吗?大学领导者要有一颗赤诚无比的心灵,有一双赛过显微镜和探矿仪的眼睛,发现、发掘师生中蕴藏的“金矿”、“油田”和“撬动地球”的支点。
大学回答“钱学森之问”,要做好当下,也要关注未来。“钱学森之问”所说的杰出人才,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素质全面的杰出人才,像钱学森老先生等杰出人才一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品德高尚、贡献卓著。杰出人才不可能只在大学阶段就“锻造完成”,“后大学”时期在社会大学继续深造十分重要。大学要在大学阶段为未来的杰出人才打好基础,也应该为杰出人才如何在社会中历练成长做好预判。东北大学党委书记孙家学认为“打好基础和做好预判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两者都是大学的责任。”大学还应发挥人才和学术优势,以案例分析的方式,把大学回答“钱学森之问”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并进一步上升为理论,这又将是对祖国和民族的一份宝贵贡献。总结经验和上升理论不要急于求成,要在实践中不断试错,反复检验、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大学回答“钱学森之问”,让人们少了些“忧虑”和“扼腕”,多了些信心和喜悦。更重要的是,政府、社会、家庭,以及中学、小学,乃至幼儿园,各方都发挥自身优势,加入到回答“钱学森之问”的行列中来。中华大地上杰出人才辈出景象的重现,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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