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痛只有上帝才能体会

2012年06月19日 18:11:56

分类：随笔

　　

 　　有一种痛只有上帝才能体会
 　　——评《死囚168小时》
 　　王  欣
 　　【英文名称】：Dead Man Walking
 　　【中文片名】：死囚168小时（死囚上路）
 　　【导    演】：蒂姆·罗宾斯(Tim Robbins)
 　　【编    剧】：蒂姆·罗宾斯
 　　【出品公司】：Working Title Films
 　　印象中梁朝伟输了两次戛纳影帝：一次是2004年，《2046》输给了《谁明赤子心》里饰演“明”的那个14岁小男孩妻夫木聪；还有一次是在1997年，和“何宝荣”抵死缠绵的“黎耀辉”输给了肖恩·潘，而潘当时出演的，正是这部《死囚168小时》。蒂姆·罗宾斯、苏珊·萨兰登、肖恩·潘，对于一部美国电影，我们还能有更高的奢求吗？至少在这部电影以后，我知道蒂姆·罗宾斯除了是“安迪”以外，也是一位很好的导演。
 　　嫌疑犯马修与同伙奸杀一对少年情侣后被判处死刑。临刑前的最后一周，即最后168小时，马修希望一位叫海伦的修女帮助他上诉。海伦从最初出于同情的援助进而开始了一场灵魂拯救的战役。最终，马修在海伦、亲人、宗教等种种力量的感召之下在受刑前忏悔。一个非常主流的故事，却看得当时正处于叛逆期的我泪留满面。“遥思往事，亦即书之”。此片在当前废除死刑言论高涨之际显得别样吊诡。在我看来，如果说法律是社会中分配权利与义务的规则和程序，那么宗教才是社会中真正关于终极目的和生活意义的内容。死刑犯，无疑是司法体系的对立面，他们被社会合法地剥夺了生命，那么在将死的时候，除了宗教和爱，还有什么可以拯救他们？此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疑有理由让我们重新检视宗教对于司法制度的意义。
 　　《死囚168小时》处处体现着超验的彼岸与现实的此岸之间的对立。我们这个社会已经陷入了对法律和宗教都不信任的双重信任危机，我们未能深刻地认识宗教和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恰恰导致了法律和宗教的分离，甚至对立。全片通过几组鲜明的对立凸显了这种冲突。
 　　第一，平静与焦灼的对立。这里的平静与焦灼既指剧中人，也指观众。焦灼的来源，正是那个不可更改的死限！时间的不可逆在很多时候都是人类恐惧的根源。当然，如果导演完全将马修处理成一个已决犯，那么也许观众和马修本人感到的都不会再是焦灼，而应该是绝望了，但导演明智地将马修生的希望一直留到了行刑前的最后一刻。导演用了非常多的细节来表现这种对立。例如，当海伦修女在福利院出现时，背景音乐是轻快的BLUES，或者黑人灵歌；但一旦到了监狱，叙述的故事进入马修的世界，音乐也随之暗淡起来。导演对焦灼情绪出色的渲染是此片成功的一大关键。这种焦灼情绪随着行刑时间的临近而愈发沉重，最后开始转向绝望般的悲伤。每一位观众都会想，要是这一切没有发生该多好！导演通过渲染马修对生命的留恋，即有助于带动观众的情绪，实际上也加重了马修这个对立的一极在观众心目中的分量。否则很难想象，一个手段如此残忍的杀人犯如何可能引起人们的同情。
 　　第二，宗教所代表的终极救赎与法律所代表的现实利益之间的对立，简单地说，就是此岸和彼岸之对立。这种对立的表现手法更为曲折，但又无处不在。其中最大的对立，就是导演塑造的两个主要人物——海伦和马修——的对立。海伦是导演叙事的线索，蒂姆·罗宾斯几乎完全采取顺序的方式叙述，而对于背景的必要交代往往都通过海伦闪回式回忆和想象来交代。海伦出身富裕家庭，禀性善良，容易轻信。例如，她对作案过程的想象往往基于马修对她的讲述——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出宗教追求现世公平和客观真实的无力，所以它不能取代法律。海伦的一切特点都代表着宗教的纯洁和高尚。海伦的梦魇在于童年那次和小伙伴一起对一只小动物的残忍暴力，但在宗教看来，任何罪行其实都带有儿童性，都是可饶恕的，儿童的罪代表着原罪，所以宗教可以拯救，而不一定要报复。谁在小时候没有踩蚂蚁玩过呢？这恐怕是该片的又一个隐喻。而马修，家境穷困——很多人甚至将他被判死刑归咎于他没钱请个好律师。他从小跟着父亲混迹于小酒馆中，耳濡目染的都是酒精、色情、暴力。他家有四个兄弟，却只有母亲一人苦苦支撑着生活，而母亲又是个软弱无力的底层妇女。马修显然也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一些被人认为是种族主义的观点完全是因为他的叛逆和误会，他甚至连自己真正讨厌什么都没有弄清，直到海伦给他指出，他才知道他是厌恶懒惰而不是厌恶黑人。马修的形象塑造得异常丰满，他并不是那种扑克牌式的标准的恶棍嘴脸。他反政府的主张源于对他父亲言行的一知半解，他的情绪化显然深受他母亲的影响。总之，他并非天性邪恶。其实又有谁天性邪恶呢？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反之亦然。他的矛盾，他的混合，其实正好代表了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导演对这个对立的处理，大概就是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即宗教的力量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法律可以消灭人的肉体，但不能管辖人的灵魂；而宗教，却可以救赎灵魂，使人最终向善。这种对立也集中体现在两位主要演员的演技上。苏珊·萨兰登的表演着力体现海伦的纯粹与悲悯，那种带有宗教光环的气质；而肖恩·潘则将马修那种敏感和骨子里的软弱阐释得无以复加。
 　　这个对立还有另外的表现，那就是社会公众对罪犯和死刑的态度，对救赎的态度，以及真正的救赎与无原则的宽容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更为复杂，但导演的着力点并不在此。影片中，受害人的家属，海伦的家人，监狱的工作人员、甚至神父，都对海伦的行为表示了很多不理解。《旧约》告诫人们要以血还血，但《新约》则说要慈悲为怀；《旧约》说杀人者必死，但还说堕胎、同性恋者也要死。刑罚的报应理论本身是坚实的，但报应根据不能简单化和情绪化。很多死刑废除论者宣扬，人类没有判决生死的权利，他们恐怕没有坚实的理论支撑，而只是盲目的泛道德者。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的一段注释中写道：“‘憎恶但爱罪人’，这是西方宗教传统(不但在基督教而且在犹太教)中的首要原则。不幸这个原则常常遭到破坏——一方面是被那些因对罪犯抱有同情而削弱了他们的犯罪愤慨的人；另一方面是被那些对犯罪行为的愤慨而削弱了对罪犯的同情的人。”因此也可以说，时下中国的很多满腔热情的死刑废除论者，其言说和努力对于现代社会的整体进步和文明当然有重大的意义，但如果不能很好地将宗教因素融合到理论中，则其理论将会缺乏极其重要的支撑。当然，理论也不能完全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否则将会出现一个严重的悖论：倘若不是因为大限将至，马修会忏悔吗？
 　　片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执行死刑之前宗教所起的作用。对于一个死刑犯来说，身前身后有多少骂名，恐怕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但他能否有尊严地去死，能否平静地死去，却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西方基督教世界所做的，往往比东方世界要好得多。可以死，但应当死得有尊严。对死刑犯的心理辅导和支持恐怕要比让他吃顿美味来得更为紧要。片中，修女海伦为了让马修死得有尊严，平生第一次去为一个男人购置西服，为了让他度过难熬的等死的时刻，他每天都去陪护。这一切真正体现了宗教的伟大之处，众生平等，众生皆可得救。并非要让所有的死刑犯成为教徒，而只需使其领略宗教的情怀。当然，如果能让死刑犯由恶向善，就法律的示范作用而言，也是大有裨益的。我是一个坚定的死刑保留论者和慎杀论者，但我也同样坚定地要求健全死刑犯的临终关怀，让他们死得平静而有尊严。死刑剥夺的是罪犯的生命，而不是他们的尊严。
 　　《死囚168小时》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但最终马修心路的转变是比较薄弱和缺乏理由的，且过于情绪化。这一切恐怕也不能归因于导演和编剧的能力，120分钟的胶片所能承载的只能是这么多。而人类的灵魂超越，以德报怨还是以血还血，这些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妥善的解决，日后也仍将令哲人们殚精竭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瑞士的一个男孩小时被抛弃在山上，被牧羊人捡到，把他当作劳动工具使用，让他做各种工作，吃的比猪还差，偷面包立刻被毒打。后来男孩长大了，成了混混。一次他做了一件犯法的事情被抓，判了死刑。城里的神甫和贵妇们都来看望他，让他认识上帝，让他认罪。后来，男孩终于痛哭流涕，说以前从来没人爱我，我也不爱别人。现在我知道了，上帝是爱我的，我是有福的，我要赎罪。于是，贵妇们、神甫们也都幸福地流泪，送他上了断头台。
 　　何其相似乃尔！
 　　一如昆德拉在《笑忘录》中所写：“把魔鬼构想成恶的信徒、天使构想成善的战士，那是接受了天使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事情当然比这要复杂。天使不是善的信徒，而是造物的信徒。而魔鬼则是拒绝承认神造的世界是有理性意义的。……如果世界上有太多毋庸质疑的意义(天使们的权利)，我们会把它压垮。如果世界丧失了所有的意义(魔鬼的统治)，我们也无法活下去。”
 　　我并不想在这里消解宗教的意义，海伦以她无穷的人格魅力让马修在死前说出“临死，我懂得了爱”这样的话。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这样的转变来得还是突然了些，或者这也存在文化背景的冲突？也许因为我生活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所以不能体会基督教文明的强大，也不能体会宗教是如何渗入西方人内心的。
 　　马修一步一步地走向行刑室，海伦修女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行刑官高叫一声“Dead man walking！”(这也是本片的英文名字)。海伦一直跟他说道：“不要惧怕，因我已接纳你。我呼唤你的名字，你归属我。你若渡海，我必随行。你若赴火，可免受灼……。”
 　　所有的人都应该在爱的目光中有尊严地死去，毕竟，有一种痛只有上帝才能体会。
 　　本文载徐昕主编：《影像中的司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