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春，当时的六年制国立河南大学医学院在嵩县招收了50名第十五届春季班新生,我名列其中。因同时又考取了洛阳海关关员（只招10名），所以我就打算去海关就业。 此时，正在河南周口[①]逃难的父亲连写数封快信，劝我立即学医、不要就业。他说：“你十八九岁，正是学习的黄金时期。舍此年龄耽误读书机会，以后再想正规上学读书就难了。何况河大医学院设备精良，师资力量雄厚，条件不错。国难当头，生活固然困难，但有父兄在，自当鼎力扶持你上学读书。医生是治病救人，任何社会都离不开医生，且医生不至于轻易失业、看人眼色、巴结求人。”我觉得父亲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就决定走从医之路。
我入学后河南大学的基本情况 我入学时，河南大学有文、理、农、医等4个学院。抗战前，河南大学[②]校址在开封东北角的铁塔附近。我幼年时曾在河大附属医院看过病；上初中时曾集体去过有名的河大大礼堂，观看王莹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系列抗日街头剧[③]；我哥哥李广济也在河大读过书。因此，我对那里并不陌生。 1937年底，因战事吃紧[④]，河南大学校本部和文学院、理学院迁往鸡公山[⑤]，医学院、农学院迁往河南省镇平县。1939年5月[⑥]，河南大学校本部及文学院、理学院由鸡公山出发[⑦]，连同在镇平的农学院一起，跋山涉水到达伏牛山北麓，搬迁到嵩县西南部山区的潭头镇[⑧]。这时，医学院也由镇平搬迁到了嵩县县城。 1942年，河南大学由省立改制为国立，经费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拨发，始得以减轻学校所面临的困难。我入学时，河南大学刚改为国立。 我们班共有50人，其中女生10人。我们的宿舍和教室都是借用嵩县城内和西关一带的民房、庙宇。其中，病理学馆、生理学馆、细菌学馆设在西关老君庙的大殿里，学院办公处、医学图书馆和师生信件收发处设在县城中心的原“首三图书馆”大院内，学生宿舍大部分在西关王区长腾出的房舍和城内的一些大宅院里。我们上课用的桌、凳，都是在土坯砌成的墩上再铺上长木板，条件十分简陋。不过，因学校搬迁过程中未遭受重大损失，所以教学设备、图书和师资力量较国内其他内迁的大学并不逊色。 那时的大学生，无论其家乡是否沦陷，一概被视为流亡学生，享受国家贷金待遇（即国家免费供应口粮及伙食费，以贷金形式借贷给学生，俟毕业后偿还，但后来当局并没有要求我们偿还），所以考上大学就等于有了饭碗。虽然如此，有些学生还是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 例如，因为学制长（医学院本科为6年，其他学院本科为4年）无力读完而中途退学者占1/3～1/2。 此外，尚有少数学生因各种原因而自杀。我刚入学时，就参加了一位自杀身亡的女同学（姓名忘记了）的追悼会。记得鲁斐然（章甫）教授送的挽联是：“惜君英年丧命，愧我无术回生。”横批是：“死而已矣。”其无可奈何之情跃然纸上。 我班有个姓马的女同学，此时已经结婚生子，带着婴儿读书。她的父亲虽然是本校的教授（在潭头），但她还是因不堪忍受艰苦的生活，而在城外的一个山洼里上吊自杀了。全班同学为她开了追悼会，流了不少同情的眼泪，同时也免不了责问她的父亲：为啥这么狠心，不管自家女儿的死活呢？殊不知那时教授的工资也甚微薄，人口多的家庭就难以维持温饱。据我所知，医学院其他班级自杀的同学还有3位。其中一位是我的高中校友，名叫孔宪典（南阳人）。此人老实、内向，因失恋而服安眠药自杀。 1942年春至1944年春，由于日军忙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上与美军作战，且河南省西南部地区又有黄泛区[⑨]与沦陷区隔开，所以局势相对稳定。嵩县地处豫西山区，使得河南大学能够按部就班地在此办学，学生的学习、生活也较为正常。 我入学时，河南大学校长是留日文学硕士、金石语言学专家王广庆先生[⑩]，医学院院长是留德博士、外科专家阎仲彝先生。 医学院的教师中，大半是曾留学德国或属于“德日派”的医生。现在我尚能记得的老师有：德文教师万·托克女士（捷克人，我怀疑她是德国犹太人，经常在课堂上谴责希特勒）、外号“老CH”的老人（系居留德国多年后归国，姓名已忘记）和刘蔚同（附属医院院长，皮花科教授，留德博士，亦代过德文课），内科学教师朱德明（部聘讲座[11]，留德博士）、张静吾（留德博士，后接任院长兼内科教授），病理学教师鲁斐然（章甫，留德博士），皮花科学教师刘蔚同，寄生虫学教师李赋京（留德博士），细菌学教师褚葆真（留德博士），妇产科学教师王毓琛（女，留学日本），眼科学教师张季平（留学德国博士），药理学教师夏一图（留学瑞士博士），生物化学教师梁之军（留学德国博士）等。 此外，还有一些是同济医学院或本校毕业经多年培养的教师，如儿科学教师单德广，局部解剖学教师宋玉五，外科教师生明（景清），生理学教师徐庆祥（云五）、解剖学和组织胚胎学教师张金波（铭斋），病理学教师耿俊彩、李光泽，生物学教师邓之真，统计学教师李文饶，眼科学教师孙凯元等。 河南大学医学院的外语课一直是教德文，所以毕业生都能阅读德文书刊。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英、苏、法等同盟国是中国的盟友，而德、日、意等轴心国则是中国的敌国。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盟友，英语作为交流工具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由于我们中的多数人上中学时都是学的英语，有一定的基础，所以这时都能通过自修或强化训练来提高英语水平。因此，我们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入学的学生，毕业后多数是从事以应用英语为主的工作，德语的水平反而成了次要应用语种。 抗战期间，缺乏教科书是大学生学习的主要障碍之一。上课时，老师靠的是口授辅以挂图、板书，学生则主要靠记笔记。对于学生来说，判断一位老师的教学效果，自然要视其备课认真与否和讲课技巧而定。可以说，大部分老师的教学效果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只有极个别老师的教学效果差些。 我认为，课讲得最好的老师要数教寄生虫学的李赋京教授。这门课本来就难讲，而我们又是在逃亡到宝鸡县姬家店[12]农村时上的这门课，缺乏挂图和标本。但是，他仅靠口授和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图，就能把各种寄生虫病的幼虫、成虫、宿主、中间宿主、传播途径、在人体内的游走路径和寄生部位表达得清清楚楚。能够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教师不仅要做到胸有成竹，而且还要具有心、口、手三者协调应用的本领。对于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钉螺的研究，他有着独到的贡献。当时，我国北方医务界对于血吸虫病的了解还很少，像他那样能兼做科研工作的教授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此外，朱德明、刘蔚同、夏一图、张金波（铭斋）、徐庆祥（云五）、邓之真等老师，讲课时都是纲举目张、条理清晰、重点突出、阐述明确。 在嵩县时，医学院尚保留有五六百幅精美的彩色解剖挂图（系依照德国莱比锡出版的解剖书籍所绘制），还有若干瓶装实体解剖标本,从而为讲解剖学的宋玉五、张金波（铭斋）老师提供了很大帮助。上组织胚胎或病理课时，学生或每人使用一台显微镜观看微观标本，或学画微观组织图、病理图，或利用实验设备和试剂学做各种实验；老师则在一旁进行辅导、答疑解惑。 这其间，医学院附设的机构，尚有附属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高级助产士职业学校各一所，培养出了不少医学人才。以上三个单位，皆设在嵩县城内东北角的财神庙院内，庙门外挂着这三个单位的牌子。 财神庙院内新盖了5排草房（共35间），作为附属医院的门诊部（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等）和病房（有病床30张）。当时，附属医院院长和两所职业学校校长均由刘蔚同教授兼任，医学院教师多兼任附属医院的临床医生。因嵩县县城无供电设施，外科手术只能在汽灯下作。嵩县地处山区，一向缺医少药，山民患病多求助于神汉、巫婆。河南大学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迁到这里后，成功地治愈了大批的病人，从而对于破除迷信、宣传科学、倡导新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尤其是院长阎仲彝、外科教授生景清通过手术治愈了许多病人，更令当地群众大开眼界、啧啧称奇。 医学院还设有学生会，萧协五等学长曾主持过。学生们还自发组织了业余京剧班子、话剧班子。京剧班子由武濂波等学友主持，并聘请院外票友、专家指导，其道具、表演、伴奏均属上乘。话剧班子有朱秀玉（女）、萧协五、丁宝泉、张效房等多位校内舞台知名人物参加，演出过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和许多宣传抗日救亡的剧目。他们的精彩演出，活跃了师生和山城民众的文娱生活。 记得护校有个姓王的年轻女生，表演地方戏曲，唱腔、扮相、身段俱佳，颇令观众为之倾倒。空房待填、年近不惑的刘蔚同教授看中此女，遂结成伉俪。听说他们后来调到西安，该女在刘教授的精心培养下进入西安医科大学并不断深造，后来成为该校的高级检验免疫专家。他们的婚恋史和恩爱之情，在我校师生中间传为佳话。 医学院各科也经常为当地民众举办各种类型的医学科普展览。记得在一次生理学知识科普展览中，徐庆祥（云五）老师让我负责讲解一套用钾液灌注离体青蛙心脏使之长时间维持跳动的装置。参观者对此十分好奇，问长问短者络绎不绝。 据我所知，当时医学院里既有国民党的组织，也有中共地下组织，但未发生过明显的斗争，更无抓捕进步师生的情况。我班的王琴心和高为煜两位女同学，平时寡言少语，很少接触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大家才知道她俩早在读高中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校期间，我所看到的情况是，医学院的学生大半是只埋头读书，不问政治。 1944年4月，医学院举行春季运动会，大家热闹了一阵子。那时，体育教师均系从军队抽调的军训教官充任。我参加了爬山、跳远和集体爬杆夺旗竞赛。进行爬山比赛时，我因争强好胜，不顾山高路远，紧追最前面的潘天成学长（他也是我在开封高中时的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昆明军区57医院副院长、五官科主任，已逝世）不舍。虽然我最终只得屈居亚军，但因运动激烈、心跳过速、血液循环集中到下肢，致使脑部严重缺血、头晕眼花、面色苍白。徐庆祥（云五）老师见状，立即叫我就地平躺。几分钟后，我的回心血量和脑部供血才得以恢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