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王绶青先生于2021年9月24日8点32分因病在河南新乡逝世，享年86岁。王绶青（1936—2021），笔名辛梓，河南卫辉人。他曾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莽原》杂志社主编、河南省诗歌学会顾问等职。其作品以诗为主，同时攻研书法，不少作品被介绍到国外并获多种奖项。其高尚的诗品、书品、人品，是留给中原大地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下文是王绶青先生讲述他在卫辉一中的生活。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故乡河南汲县（今卫辉市）度过的。我的母校——河南省卫辉一中，其前身为淇泉书院，是范文澜同志（著名历史学家）的叔父范寿铭在卫辉任豫北道尹时所创办的，迄今已在九十年的历史。1918年至1921年，范文澜同志曾在这里执教三年。后来便改为河南省第十二中学；平原省时，改为平原省立卫辉中学；平原省撤销后，称河南省汲县一中。平原省立卫辉中学大门
我是1951年春天考入这所学校的。由于当时教育正逐渐走向正规，春季班改秋季班，我先上了半年实习班，秋季才正式进入初一。当时的卫辉中学，是豫北乃至全省有名的学校之一。它是周围的一些市、县解放后设立公立中学最早的。我记得，北到安阳，南到郑州，西到济源，东到荷泽（当时属平原省），周围的学生都来这里考学，并以考取为荣。学校里，一片朝气蓬勃的兴旺景象。解放初期，国家对教育相当重视。中学里配备的领导都是级别相当高的干部。我们的第一任校长何高民，原是太行行署的专员，后来调国家卫生部了；第二任校长宋辛夷，曾任我国驻外使馆文化参赞，后来调河南农学院任院长了；第三任校长李范吾，也是“三八式”的老干部，豫北有名的教育家。学校的老师大多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在外地教书回家乡来的，有本地学校调整选拔的尖子，还有教过大学的老师、报馆的记者、出版部门的编辑以及黄绍竑、劭力子来参加国共和谈而起义，留下来的国民党代表团的秘书和武官等，他们不但学识丰博，而且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教学质量很高。在学生幼稚的心灵里，老师就是圣人。我们并不考虑老师的出身和成份、社会关系和思想状况，认为谁教得好，我们就尊敬谁；他们看谁功课好，也就喜欢谁。所以，那时候，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很融洽的。更有趣的是，那时候学校开俄语课，在内陆请不到俄语教师，学校就想方设法先后从齐齐哈尔请来了五个苏联人（两男三女）教我们的俄语，一时间在教育界和人民群众中传为美谈。那时候的卫辉一中，教育环境良好，教堂秩序井然，师生都有一股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劲头儿。我在这里从初中到高中度过整整六年的学生生活，并开始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们的学校，有一个藏书量相当可观的图书馆。据校领导讲，这是北自保定南到郑州的中等学校里藏书量最大的一个。这真是一个宝库，一个丰富的绚丽多彩的世界。课余，我便一头扎进这书本的江河里，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的乳汁。一开始，接触的是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如《铜墙铁壁》《李家庄的变迁》《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还有苏联的文学作品，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铁流》《毁灭》等。稍后，读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老舍的著作。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级的升高，逐渐接触到古典诗词、古典小说和古代散文。一接触古典诗词，便对它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呀，我过去爱抄的对联不是好些个都在这里吗？我可找到你们的老窝子了。那时候，学校图书馆有个规定，学生只能一次借一本，还了这本才许借下一本，我只嫌看书太少，借得快还得快，光跑图书馆，引起了管理员的注意。她问我：“你看完了吗？”当她发现我真的看完了，而且还是用心看了的时候，竟破格允许我多借几本，甚至到里面书架上去挑书，使我受到优厚的待遇，她叫杜月葵，是我难忘的老师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溘然长逝了。我每次借书的时候，总是兴致很高；但还书的时候总是怏怏不乐。这书，要是我的该多好啊！对书，我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因为我看书，总爱圈圈划划，特别是诗，圈划的更厉害，符号是自己发明的，只有自己懂得它代表的意思。借的书怎么能乱划呢？诗歌、格言可以抄下来，小说、散文哪有那么多时间抄写呢？于是，见了自己心爱的书，眼馋心痒，光想买为已有。但，当时我却没有买书的条件。那时候，父亲开着个小磨坊，靠给公家加工磨面，养活一家四口（母亲、妹妹和我），还供应我这个中学生念书，生活拮据的很。若不是享受助学金加上亲戚的帮助，连中学我也难以读得起。那时候，我们是住校走读。每天晚饭后，在家带着干粮，第二天一早在学校吃。我家有时连馍也吃不起，就常常到我姥姥家和本家爷爷家去带馍。人大了，心眼多了，再亲再近，老去拿馍总觉得不好意思。怎么办？只有好好学习，取得优异成绩，才心中无愧，才不给父母丢脸。我嘴上不说，暗自下得决心可大啦！因此，可以说，我的初中各门功课在全班都是名列前茅的。当然，最突出的还是语文。记得学校唯一的一次作文竞赛，我就得了全校第一名。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卫辉一中读书的缅甸归国华侨学生
那时候，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精力。正课学习觉得并不费劲，课外，除了看文学书籍，还去阅览室看杂志。当时，文艺杂志可比现在少得多。在学校能看到的，就是《人民文学》《文艺报》《文艺学习》《新观察》《说说唱唱》《长江文艺》和《河南文艺》几本。我觉得看杂志很新鲜，和自己的思想很贴近，受启发很大。由此萌生了想写点什么的念头，不满足于课堂上的作文了。但，写什么，怎么写，一时还摸不着门道。再就是到书店看新书，那时候的书店都是开架售书。书，放在新砌的斜面水泥台上，读者可以任意选购选看，秩序井然，除了咳嗽声，简直很少有人喧哗。我上学下学都路过新华书店，它象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我走路，总是快步如飞；吃饭，也是狼吞虎咽。留下的时间就是去书店看书。遇到一本有兴趣的书，这次看不完，在手心里记个页码，下次接着看。就这样，有一次看《朝鲜通讯报告选集》，看了个半截，再去续看的时候，让人家买走了。心里那个味道，就别说了。因为我们当时都很关心抗美援朝，很想看作家们寄自战场的血与火交织的报告（那时候还不叫报告文学）。一气之下，下狠心，非自己买书不可。当时，我家西头有一眼非常好吃的甜水井，几条街的人，都吃这眼井的水，为了攒零钱买书，我给两户人家挑水，一角钱三挑，尽管送水中受了不少白眼和窝囊气，但我终于能用自己劳动挣来钱的买书了。我买的第一本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的绛色硬皮小本《四角号码字典》。当时，我正上初二，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萧金平，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的，很有学识，谙熟四角号码查字法，在课堂上曾传授给我们。我第一次到书店去买书，那激动的心情是难民形容的，可书这么多，样样都想买，又都舍不得。挑来捡去，终于决定买了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一件最如意的事。我又把这本词典带到大学里。直到现在，我查四角号码比部首检字还要快当些。到了中学里，已经不太提倡写毛笔字。但我练字并没有丢下，一是自己养成了习惯，每天总要写它一点，没有时间写，就用手指在空中划；二是刚解放，学校非常讲究办黑板报，特别是每逢“五一”“国庆”节日学校出特刊、专刊。我从初一就是学校壁报组的成员，除了供稿、编稿以外，还要抄写。每逢过节出特刊，那是轰动全县的事，各个学校比的劲头很大。一中主要跟汲县师范比，帖在县委大门口的左右墙上，有时故意紧挨着贴，看谁办得好，谁的吸引人。所以，每到这时候，语文老师和美术老师都亮出了最高手段，为学校争荣誉。这之中，我也忙碌的一个，既要写文章，又要抄文章，毛笔字便有用武之地。有时候，为了版面的需要，还要临时加一首小诗，我就文章、诗歌一起写。记得有一次，在同期特刊上，既用了我的文章又用了我的诗，老师说：“两篇都用真名不好，化个名吧。”就这样，我第一次用了笔名，叫辛梓。要说我的文章最初发表在哪里，应当说，发表在板报上、壁报上。我不但爱好语文，而且还喜欢文娱活动，是学校军乐队的成员，敲小鼓的。那时候，学生除了学习之外，社会活动很多，当乐队成员当然活动就更频繁。几十个人的军乐队，那是相当惹人注目的，一上街，两旁就挤满了观看的群众。我们心中也充满了自豪感。汲县师范有一个技艺很高的腰鼓队，阵容也是几十人，相当可观。每逢我们在街遇到一起，各拿各的高招，都想压倒对方。现在回想起来，还满有意思。我觉得：人，有一种争胜之心好，特别是跟强手争，你追我赶，各不相让，各不示弱，容易很快推上一个新的水平。另外，我还演过小戏。演《民主建政好》《兄妹开荒》，还扮演过《保尔.柯察金》中的朱赫来。我们办壁报，按群众的评论，超过汲县师范；宣传队，我们是军乐，他们是腰鼓，可以说各有千秋；但戏却演不过人家。他们有培养音乐专门人才的任务，我们是普通中学。他们常常师生合演，演大戏，象《白毛女》《赤叶河》，稍后，演《刘巧儿》《王二嫂过年》等，那真是拿手，博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成了他们的保留节目。在这方面，我是既羡慕，又有点不服气。问题不在于我们参加这些活动，而主要是在这些活动中，接触了城乡群众，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有了书本以外、校园以外的生活，这也许就是我的创作准备阶段。1954年夏天，我考上了高中。我们的语文老师冯梦哲，在解放前发表过文艺作品，懂得创作，也很支持我们创作。在他的引导下，我们班学文的风气很盛，由我们班影响到其他班乃至其他年级。当时，我们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经常在一起读书、创作，课余时间几乎形影不离；每天熄灯后，还到操场上谈很长时间，真有点着迷的样子。若是现在，肯定要酝酿成立个什么文学或诗社。冯老师看了我的几篇作文之后，鼓励我向报刊投稿，并教给我信封上剪去左上角，写明“稿件”二字，不用贴邮票。一开始，我不敢投，怕投不上退回来难堪。在他的再三鼓励下，我终于于高一后半学期，投出了我的第一篇习作民间故事《龙爷》，很快就被《民间文学》1955年第七期采用了，还寄来20元稿费。取稿费，须去教务处盖公章，这下可轰动了全校。有的引以为荣说，一中培养出个小“作家”；有的说，这是名利思想甚至是白专道路。总之，鼓励的，批评的，嫉妒的，什么都有，给我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压力。但当时我的写作激情已是一发而不可收，诗歌、小说、散文、民间故事，什么都写。接着，第一首诗《汗衫》在《河南文艺》发表了（选入195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青年文学创作选集”《晨歌》里）；第一篇散文《太行山——我的故乡》也在《河南文艺》上发表了……，稿费接二连三寄来，我在学校里冒了尖。有人说这是正当收入；有人说这是“外块”，并扬言要停发我的助学金（每月四元）。教导主任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点了我的名，并给我扣上了“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校长李范吾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为什么不允许出人才？”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和我谈了话，鼓励我写作品，将来上大学文科，弄得我莫衷一是。其实当时我在学校里是个很守规矩的学生，既没跟任何一个老师顶过嘴，也没跟任何一个同学打过架，不要说违犯学校纪律，连迟到早退也很少有；就是这一点，因为一心想上大学中文系，高中时对数理化有些放松。这要在今天，高中二年级就文理分科，哪还有受批评、被点名的事呢？今天真是太好了，到处都是青年文学刊物，到处都是“青年文学专号”，“中小学生作文选”等等，你发表的东西再多，也不会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建于1913年的卫辉一中教学楼
多亏有这几个稿费，不然我真有辍学的危险！上初三时，我勤劳而刚强的母亲，就患半身不遂卧床不起了。这时，我的父亲开始到搬运公司当工人，妹妹也上小学了。父亲所挣无几，供不得一个病人治病，两个学生上学。这时有了稿费，正好给母亲买药。妹妹小我十二岁，象母亲一样也是个要强的人，她这时才七八岁，已经负起繁重的家务；给母亲熬药，做汤，有时还要给父亲送饭，自己经常耽误学习，却在班里担任班长，各门功课成绩优秀。家里人为了帮助我上学，让我在校起伙。若不是这点稿费收入，加上亲友的资助，我真的险些退学，去峰峰煤矿当工人。到了高三，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毛季浩，他是滑县上官村人，书香门第出身，古典文学特别拿手，他很严厉，也很器重我。他对我说：“你应当把写作先放一放，集中精力，复习功课，准备考学，等考上大学，再写不迟。”我听从他的意见，把写作暂缓下来。结果，在他的指导下，1957年，仅我们一个班考上大学中文系的就有七人之多。我以较好的成绩被内蒙古大学录取。金秋时节，带着冯梦哲老师为我做的棉被和布鞋，萧金平老师馈赠的路费，毛季浩老师“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作家”的嘱托，我去上了新的学校，也开始真正走向了文学道路。【附】：王绶青15岁时发表在《河南文艺》上的诗歌处女作
汗衫
山下姑娘洗衣裳
山上俺放羊。
脱下汗衫扔水里，
管它冲到啥地方！
西山太阳落了，
东山羊群回庄。
赶羊到溪边饮饮水，
干净的汗衫挂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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