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行业的“潜规则”

第三方理财顾问公司“代销”信托产品有多“暴利”？一款信托产品从信托公司到投资者手中，收益到底要被剥去多少？这些原本是信托行业圈子里的不宣之秘，却因为一家信托公司与两家第三方理财公司的“代销费”纠纷被意外踢爆。

《面包财经》研读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1月及此前依法公开的判决书，为投资者揭开信托行业巨额“代销费”背后的“潜规则”。

追讨巨额服务费，第三方理财公司将信托公司告上法庭

为追讨被拖欠的数百万信托咨询服务费，两家第三方理财公司先后将一家总部位于青海的信托公司告上法庭。

事情源于2011年该信托公司发行的两期地产投资基金信托计划（简称“信托计划”）。为发行该产品，信托公司分别与深圳和北京的两家投资理财顾问公司签署了《信托咨询服务协议》约定：两家理财公司促成客户认购信托产品，信托公司依照认购金额每年向两家理财公司支付“服务费”。

“信托计划”原定期限为2年，后因故提前终止，信托公司在向两家理财公司支付首年“服务费”后，拒绝支付第二年的费用。两家理财公司遂将信托公司告上法庭，追讨服务费。

第三方理财公司的“暴利”账本：“佣金”高逾6%

根据庭审过程中信托公司和其他方披露的信息，北京公司促成客户购买了“信托计划”一二期合计9543万，信托公司因此需向该公司分两年支付超过578.64万元的咨询服务费。信托公司认为，这笔咨询服务费实质上就是信托的“代销”佣金。

《面包财经》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依照认购金额与佣金的比例测算，“代销”佣金比例高达6%以上。根据该信托公司官方网站披露的相关信息，投资人获得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10.5%至13.5%。如果按照收益下限10.5%测算，第三方理财公司“代销”所得佣金总额实际上高达投资人首年收益的57%，不能不令人咋舌。

羊毛出在羊身上，信托公司支付给第三方理财机构的佣金不管以何种名目呈现，最终还是由投资人承担。

灰色地带：信托公司自爆签订违法合同

诉讼还暴露出另一个令投资者不安的事实。信托公司自爆其和第三方理财公司签署的《信托咨询服务协议》违反《信托法》，名为咨询实为代销，自始至终都无效。

信托公司在庭审中提出：“《信托咨询服务协议》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的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协议的实质实为第三方非金融机构推介和代销信托产品的违法行为，根据法律对无效合同的规定，该无效合同自始无约束力。”

既然明知合同违法，信托公司为何还要签署这样的合同？这些与投资人（信托计划受益人）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合同条款是否已经向投资人明确披露？除了引起诉讼的两份自认“违法”的合同，信托公司是否还与其他机构签有类似的合同？

从庭审资料中我们无法得知详情，但依据国家审计署对该信托公司母公司的一则审计公告可以做出合理推测。

审计署的相关公告称：该信托公司“违规委托非金融机构销售部分集合资金信托产品，并以咨询费名义支付推介代销费3862.27万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部分资金在使用中被挪用，但截至2012年5月，该公司未按规定向受益人披露此方面信息。”

“信托计划”两期成立的时间均在2011年，发行规模总计4亿元。根据审计署披露的信息推算，该信托公司签署的类似合同很可能不止涉及诉讼的两份。

尽管信托公司自爆合同违规，但法院依据《合同法》等效力更高的法律，仍然判令信托公司向两家第三方理财公司支付剩余的服务费。

反思：投资者应当如何购买信托产品？

信托公司的巨额“代销费”内情通过两起诉讼被披露出来，踢爆行业内幕，实属偶然。第三方理财公司打开门做生意，只要不损害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赚钱也是天经地义。既然法院都判令其可以获得服务费，旁人自然也无权指摘。

但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人，面对这些被意外“踢爆”的潜规则，实在有太多疑问：

一、其他信托公司是否也与第三方签署了类似的合同，这样的推销行为是不是也违反了《信托法》？

二、从庭审中透露的信息来看，第三方理财公司只要促成交易即可获得服务费。事后信托产品是否能兑付，第三方公司根本不承担任何责任，那投资人为何还要承担巨额的成本，通过第三方公司购买信托产品？

三、第三方理财公司获得的高额服务费最终是要有人买单的。要么提升了资金需求方的融资成本，要么压低了投资人的回报。提供服务获得合理回报无可厚非，但第三方理财公司所提供的价值与其所获得的高额收益相称？

2016年已经来临，各种理财渠道的收益率都呈下降趋势。信托行业的“潜规则”是不是该改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