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30日是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的日子,一位当年的老战士回忆这难忘的一天:
北撤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整个大鹏沉浸在悲忿的气氛中,在街道上,在海岸边,人们用满含着泪水的悲愤的眼睛,送别可爱的战友!
同样,即将踏上新战斗征途的人们,也怀着沉重的心情,挥手向可爱的战友告别!
快要撤离的时候,一些同志,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突然像一股巨大的浪潮,猛烈地冲向海边,冲上了登陆艇上。
这个突然发生的问题,也使我们感到难以控制。出发的日期不容许我们再拖延,只好让他们随队北撤,而人数由此多增加两百人。
反动派的军队就在我们离去的一刹那间,开到海滩上。不久,黑夜就吞没了整个大鹏(半岛)……
东江纵队北撤是中共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1945年9月上旬,在国共重庆谈判中,伟人决定,中共可将南方八个解放区的军队撤出。
这一举动既是为了表明共产党谈判的诚意,也是考虑到这八个解放区孤悬国民党统治区腹心,国民党方面必不允许其存在。
如果主动撤出,可以避免这些地区的部队被各个击破。
然而,国民党方面并不想放走东江纵队。
国民党认为,东纵是中共在广东的火种,撤向北方是放虎归山,以后随时都可能杀回来,只有彻底扑灭才是长久之计。
所以在日军投降后,他们以4个军11个师,其中包括五大王牌中的两个:新1军和新6军,围攻东江纵队。
新一军进入广州
东纵把部队分散在五岭及东江的40多个县,保存了骨干。
1946年1月,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抵达广州。
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鬼迷了心窍,在蒋介石指使下继续围攻东纵部队,拒不执行协助东纵北撤的协议。
中共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军调”小组里的中共代表方方少将提出了严正抗议;
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又郑重向国民党及广州方面交涉。
全国各种报刊大量发表东江纵队的抗战功绩,从广州到香港,社会舆论越来越倾向于中共。
国民党军事进攻又未能捕捉到东纵主力,这一切使张发奎陷入了窘境。
1946年3月,在周恩来安排下,东江纵队在重庆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在广东发动内战,散发抗战中营救过的盟国友人写的感谢信。
这次记者招待会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签订了协助东纵北撤的协议。
于是,出现了前面所看到的动人的一幕。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以及粤中、南路各纵队的骨干胜利完成集结。
以上纵队总兵力为1.1万人,参与北撤的只有班长以上人员及家属。原定名额是2400人,实际上船北撤有2583人。
东纵北撤恰好赶在全面内战爆发的时刻,6月26日国民党军已经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倘若稍有拖延,恐怕会另生事端。
协议规定,东纵北撤后,剩余战士和干部全部复员。国民党代表假惺惺地说:“中共人员若奉公守法,政府必予以保护。”
不过国民党没打算履行诺言,7月17日,广州行营发表公告,在全省公开搜捕复员战士。
东纵武装先后复员有近万人之多,基本溶入人海之中,杳无踪迹。国民党几经清剿,只抓到30余人,令广东当局尴尬不已,人心向背,可想而知。
东江纵队在各个根据地更是保留了一批武装骨干,分别组成若干小分队,作长期潜伏的打算。
据不完全统计,粤北200多人,东江100多人、雷州半岛700人、粤中100人。
主力撤走了,潜伏的小分队分别钻进了各地的山区、农村,“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留在五岭南麓的翁源西部山区有何俊才,带领的12个同志,钻进了大山区,在一个偏僻山沟的破旧香菇棚里安下了家。
那是黎明时分,登上那座最险峻的山峰,面前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晨曦的群山格外宁静,
“那潺潺的泉水,唧唧的鸟鸣和那阵阵的清风,啊!这简直不是什么隐蔽待命,而是来到避暑胜地,听轻松愉快的音乐会。”
——这是其中一位战士40年后的回忆。刚摆脱搜剿的死亡阴影,就来到这世外桃源般的仙境,那种喜悦是可以想见的。
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洗褪了战火硝烟之后,战士们的心情慢慢又变得沉甸甸的。
他们是共产党人,向往的是“环球同此凉热”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打算当先秦遗民,因此也不追求避世隐居的“桃花源”生活。
上级布置潜伏任务时对他们说,今后一个时期内,党将不公开领导他们的斗争,应该怎样做靠自己。
留下坚持斗争的小分队,一律要停止一切公开活动,保证北撤部队安全到达目的地。
待北撤部队到山东登陆后,则根据形势变化,相机恢复活动。
当时,广东区党委对形势有个估计:广东可能会出现“十年黑暗”,要求游击队员长期潜伏。
身处深山,再听到大部队已经离开广东的消息,许多人都不禁感到前途的迷惘。
今后的斗争一定是艰苦的,对于这群经过考验的战士来说,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问题在于今后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当时有的同志这样说:艰苦没问题,生存下去也有办法,国民党一定会被消灭也没有疑问,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也有的同志这样说:打了这么多年,才发展到万把人的规模,现在复员的复员,北撤的北撤,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最令人难以忍耐的是这样一个前景:根据北撤协议,他们只能称为“复员人员”。
这些人不再被承认为共产党的游击队,和上级党组织的关系名义上已经取消了。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党组织可能还要公开否认他们的存在。
怎么行动,要由自己决定,出了问题,只能自己负责,甚至牺牲了,也可能得不到党的承认。
想到这样一种“孤儿”的处境,最坚强的战士也会黯然失神。
有了这种种想法,寂寞的山林生活简直就是一种精神折磨。
上级要求领导干部要隐姓埋名,领头的何俊才被称为老板。何“老板”深深感到,这种悲观情绪影响着大家。
何俊才
因此安下家后,立即部署学习任务,提高斗争能力,为重新恢复活动作好准备。
首先是形势教育,跳出五岭大山看全国,北方形势一片大好,重新恢复武装斗争为时不远,大家的思想很快稳定下来了。
接下来是系统的学习,何“老板”把12个人分成两组,文化程度高的一组学习理论,文化程度低的学文化。
每天学习之余,还组织了唱歌。在这里,你尽可以引吭高歌,一解地下斗争时抑制的歌瘾。
这一带远离尘俗,禽鸟繁多,可以凭着一双手去摸鱼,把鱼剁成薄薄的鱼片,和上山椒大蒜,放在火锅滚烫的热汤里涮着吃。
大伙围着火锅“打边炉”(广东人对吃火锅的称呼),高兴起来,唱起山歌,又别有一番浪漫的情调。
日子很快地过去,内战规模一天天扩大,三个月后,游击队员们分析了形势,认为恢复斗争的时机到了。
“老板”派人下山把埋藏的武器挖起来,把在地方隐藏的东纵复员人员也调到山里来开办短期训练班。
1946年9月,稻熟季节,是收获的时候了,13位勇士分头下山,奔赴各区各乡去组织群众,去开展斗争。
临别时,大家依依惜别,留恋这破旧的香菇棚。
几十年过去了,还健在的战士,仍然是那么清晰地回忆起香菇棚里度过的难忘岁月。
广东各地不知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潜伏小分队,他们就像五岭山间常见的山稔子,春雨一催,一簇簇、一丛丛的小红花,在荒郊乡野探起了头,张开了脸,红遍了山山野野。
东江纵队骨干北撤、战士复员后,广东游击战争没多久就重新燃起,甚至比东江纵队鼎盛时期的规模还大。
国民党广东省主席罗卓英
这与其说是东纵留守人员发动,倒不如说是国民党暴政压迫出来的。
广东本来就是缺粮省份,常年要外粮输入,少说也要几十万石,1946年全省遭遇严重灾荒,71个县早稻失收。
而就在这时,国民党宣布恢复实行抗战时的“田赋征实”政策,即征收粮食实物。
广东本已缺粮,又遇灾荒,竟然还要定下高达五千万斤的征额。
据说,原定广东田赋征实额是七千万斤,后经各阶层哀求,减免了2000万斤,已算是“仁慈”之至了。
横征暴敛之下,灾民死亡人数日渐增多,仅广州一地,1946年全年掩埋饿死路尸计7000余具,平均每月超过580人。
省府一位地政科长出巡各地,大为慨叹:“农民多以杂粮为生,生活之苦,达于极点。”
1946年8月之后,广东当局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征粮征兵上面,依然所得有限,全年仅征得400万斤,不到征额的1/10。
连蒋介石也为此发火了,发出了手令:“知本年度征粮,关乎国家军务,不得因循敷衍,贻误事机!”
广东当局这下暴跳如雷,一下撤了70多个县长,又订出“逾限罚息50%、捉人迫交”的严厉办法。
在种种毒辣手段凶狠掠夺下,1947年1月底,广东全省居然完成了五千万斤的指标。
粮食是到手了,但国民党失去了民心。贫苦农民在生与死的选择中,只有拼着一死去反抗,去寻找生路了。
征粮之外,还有征兵暴政,1946年9月国民政府宣布恢复征兵,1946年度征集60万人,后增加至83万。
广东的征兵额是4万名,于是抗战时的军、师、团管区及国民兵团等兵役机构立即恢复。
不愿当炮灰的人们只有极力规避,宁愿出钱申请免役、缓役和缓召。
国防部兵役局长徐恩平到广州视察,看到“广州适龄壮丁仅五千人,而申请免役者竟至五万!”
当时广东有所谓“志愿兵”的名堂,俗称“卖猪仔”,每名“志愿兵”发钱22万元法币。
换句话说,出22万元换一条命,买个“猪仔兵”来顶替兵役。
后来志愿“卖猪仔”的人也日见减少,受人钱财的兵役官又演出了强行拉壮丁的闹剧,由此抓丁勒索的惨事数不胜数。
征兵的结果,到1947年1月底,广东仅征集2.1万人,只及原额的一半。
兵役局长亲临督促,省府组织兵役视察组出发各地坐催,“严饬各师、团管区限二月底征足”。
截至3月,1946年度兵额尚未完成,国民政府又下令:1947年度征兵百万,提前到4月份开始。
除征兵征粮,人民还要负担繁多的捐税。政府有正税,还有“借征”,所谓“借”是白要、硬要。
农民还要负担许多莫名其妙的捐税,而杂捐又比正税普遍多10倍以上,仅是省府摊派,就比国府规定的加了五倍。
这一切都使岭南各地民怨沸腾,悲号之声随处可闻。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国民党本身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作了最好的动员。
这一时期,潜伏下来的中共武装骨干纷纷出山,以武力保护群众。
正是在反三征的群众性斗争中,人民武装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站稳了脚。
中共武装逐渐打开了局面,并由此过渡到公开打岀共产党的旗号。
1947年是广东游击战争大发展的一年。国民党军兵力空虚,游击支队纷纷破土而出。
东江纵队北撤后,驻广东的国民党军也先后北调,1946年6月,广东总计有正规军11个师。到8月仅有整编64师三个旅,再加上八个保安团,和赣南的152旅。
这点兵力分散于全省,自然处处显得兵力不足,面对风起云涌的民变,本身就已感到束手无策。
一方面是国民党力量的空虚,另一方面中共加强了对南方各省的领导。
位于粤北的翁江、五岭地区,是东江纵队北撤前以主力经营开拓的地区,群众基础较好,留下的武装力量较多,发展的势头也比较迅猛。
翁江地区的人民武装整编后,组建为粤赣湘边区,全面开展反三征、破仓分粮和收缴地方武器,仅新丰县一地就破仓56座,出谷120多万斤。
破仓分粮不仅使老百姓得以度过春荒,而且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游击队本身也大大地扩充了。
整编时,全支队拥有武装700多人,都是东江纵队复员人员,仅一个月发展,队伍扩大到3000人。
游击队接着主动出击,寻歼敌人,消灭联防队,镇压地方恶霸,袭击军用列车,策动民团起义,破坏敌交通线,取得很大的战果。
新丰县游击队在八里牌伏击歼敌一个连,活捉少将衔县长罗联辉,粉碎了敌人三县合剿计划,显示游击队已经成长到能成连地消灭敌军的水平。
从小战到大战,从山区到平原,游击队军事上的一连串胜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粤赣湘纵队领导人合影
敌人惊恐万状,龟缩进碉堡、城镇不敢出来,游击区里建立了村乡一级的人民政权、农会和民兵。
到1947年年底,翁江两岸纵横数百里,游击战士大白天可以戴着五角红星帽,到处自由行走。
在湘赣边的南雄、始兴等县的五岭大山区,由于战略位置重要,国民党军一直留置了较强的兵力。
但东江纵队留守人员改编的五岭总队同样发展迅速。
1947年4、5月间,五岭总队在粉碎了南雄、始兴、曲江、仁化四县联合进剿后,从山区冲向平原。
到8月,南雄22个乡,有20个成了解放区。中秋前夕,游击队又攻下了最顽固的堡垒新田墟。
原五岭总队战士解放后合影
南雄城虽驻有国民党99旅旅部,离城二里外的村庄就是游击队区。
1947年年底,五岭总队活动范围广及粤赣湘三省的30多个县,牵制了敌党69师13000多人的兵力。
闽粤赣边中共武装的前身是韩江纵队,1946年6月底,骨干随东江纵队北上,部分留守人员于1947年1月成立粤东支队。
初时,全队才31人,到1947年底,粤东支队已经成长为拥有1900多名战士的边区主力支队。
1947年冬,粤东支队在兴梅、潮汕、闽南、闽西、韩江等地区都建立了游击根据地,并且在闽粤边联成了一片。
1946年东纵北撤,在雷州半岛留下700多人的骨干,以武工队形式在16个县分散隐蔽。
1946年底,这些武工队重新恢复活动,逐渐站稳了脚。
粤桂边纵队成立时的合影
当时雷州半岛只有数量很少的县警队,这就给战争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
1947年3月,游击队打死了南路著名的反动头子——遂溪县县长戴朝恩,南路大起义全面发动。
数月间顺利发展到4500多人的武装力量,控制纵220里、横120余里、人口60万的中心区,建立48个乡政权。
广东游击战争,声势浩大,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悲叹:“中共已成燎原之势!”
国民党广东当局不甘心失败,从外地调来大批兵力,策划新一轮围剿。
1948年元旦,位于翁源西部荒凉的山村太坪大大地风光了一回。作为北江支队司令部的驻地,元旦这天举行了前所未有的万人联欢大会。
来自附近各游击区的民兵、农会会员自带粮食,扛着土枪土炮,打起锣鼓,舞着醒狮,沿着条条山间小道汇集到了这里。
村前平整好的地坪上搭起了戏台,这是大会的会场,两侧悬挂着对联,四周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
加上屋顶上飘扬的红旗,营造着一个革命节日的气氛。
这是庆祝胜利的节日,一年来的斗争,翁江地区的游击战争一派兴旺景象,这一天达到了最高潮。
村里到处是欢乐的人群,一队队、一伙伙的民兵、武工队员走进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队、青干训练班及各个部门的屋棚去拜年。
人来人往的都是挎着枪、揣着匣炮,就连穿来钻去的小孩,腰上都插上个木条条,鞭炮不断、熙熙攘攘,使人感到像是个繁盛的墟市。
晚上演出了话剧《白毛女》,还扭起了北方解放区刚兴起的大秧歌舞,这真是偏远山区里破天荒的第一回。
从来没有看过新戏的山民眼睛瞪得核桃般的,端的是如痴如醉。
加上各村民兵以及游击大队互相拉歌,放声欢唱,整整喧闹了大半夜。
没有人会想到,死神会在第二天降临。
元旦过后的第二天,太坪仍是一派节日气氛,虽说也听到了敌人要清剿的消息,但都没想到来得那么突然,来得那么恐怖。
入夜,国民党整编69师99旅从曲江夜行军远途奔袭,夜空中突如其来响起了清脆的枪声,国民党军已经直扑到村边才被岗哨发现。
枪声一响,支队直属的主力大队(营)和保卫队的战士从住屋的茅棚冲出,就以身边能隐蔽的地方卧倒阻击,一边打一边退。
支队机关、干部训练班几乎都是徒手的,数百人乱哄哄地往后山上跑,只要上了山,就不会被敌人包围。
国民党军很快就冲进了村子,人是没抓到几个,电台、重要文件都及时转移带出来了,就是大批物资带不了,都落到敌人手里。
敌军跟着也往山上追,主力大队占据了山坡组织防御,掩护机关脱险。
敌军玩命地往上冲,游击队拼命地开枪,缓缓地后退,仗打得很凶。待机关的同志走得够远时,主力大队也及时摆脱了敌军,在夜色中融入山林,无影无踪。
混乱的突围中,一些伤员、有病的同志走动不方便,被敌军追上包围。
司令员何俊才的妻子、支队政治部组织干事陈玲因病行走困难,被敌人堵截在一个小山坡上。
她知道自己无法突围,立即把绝密文件嚼烂吞进肚子,然后拔出手枪同敌人拼杀,弹尽被俘,1949年被枪杀于韶关。
这就是宋子文发动的对广东中共游击队的第一期清剿的开始。
宋子文
宋子文是1947年9月以卸任行政院长之尊屈就广东省政府主席的,11月又兼任广州行辕主任。
1947年夏天,解放军移入外线作战,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威胁长江,杀到国民党大后方。蒋介石不得不以极大的精力去巩固长江以南各省。
正好这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派魏德迈来中国考察,针对中国形势的恶化,寻求解救的办法并制定新的对华政策。
7月16日至8月4日,魏德迈使团一行9人跑遍了中国内陆各大城市,在视察广东之后,使团对广东局势及官员的腐败无能给予猛烈的抨击。
经过全面考察后,魏德迈向国民政府提议,把中国分为六个大区域,实施不同的方针政策,这一意见受到蒋介石的重视。
建议中的一个重点就是设立华南经济建设区。
魏德迈(左)访问广州
魏德迈认为,国民党应当在华中、淮河及江南的心脏地带部署重兵,抵挡解放军攻势。
而美国则向华南地区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以广州为重点形成一个中美合作的建设中心。
相持几年后,国民党可以依靠华南的经济资源加上华中的兵源,反攻中原和华北。
建设华南战略基地,自然需要一个受美国认可的人来领导。魏德迈瞩意有留美背景、又是著名亲美派的国舅宋子文。
正好宋子文也在觊觎广东,蒋介石曾想让他去负责台湾的复兴,宋子文不感兴趣。
他曾向美国司徒雷登大使谈到:新的起点将是广东,历史上革命通常是从那里开始。
另一方面,共产党游击战争的迅速发展,又引起了广东上层人物以至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指责罗卓英剿共不力。
司徒雷登
据说粤军老将李福林到南京去见蒋介石,见面就放炮:“主席还要不要广东?如果主席要广东,非要罗卓英下台不可!”换马已经势在必然,
就这样,战局的发展,美国的期望,蒋宋王朝的利益,把卸任后灰心丧气的宋子文又一次推到了前台。
宋子文勉为其难,担起了这个为党国建设战略基地的重任,回到了广东。
新官上任三把火,回到广东的第一要务,当然就是剿共。不把游击战争镇压下去,什么经济建设都只能是空话,美国资本家也不敢来。
宋子文自视其个人地位、才干、资本都比前任的张发奎、罗卓英要高明得多。
他一到广东就整顿机构,调整人事;联络美国,争取外援;与邻省实行联防,笼络地方势力。
宋子文认为,游击队兵力不多,正规军大部队杀过去往往收效甚微,因此又把国防部在广东整补的正规军强留下来,改编成十五个美式装备的保安团。
每个团人数均为3500人,配备相当数量的机枪和迫击炮,给萎靡不振的广东当局打了一剂强心针。
宋子文连续主持召开了六次有关绥靖的会议,首先在“匪患严重”的广东与邻省交界地区成立跨省区的统一指挥机构。
经国防部同意,设立了湘粤边、粤闽边、粤桂边等三个清剿联防指挥部。
粤北是清剿的重点,1947年11月至12月,敌军以正规军整编69师全师压向五岭主脉的南雄、始兴地区。
经过残酷扫荡,国民党军七天时间全部占领了平原,迫使游击队撤入山区。
国民党军又于元旦奔袭太坪,以69师99旅为核心,集中七个团在翁江发动全面清剿。北江支队和五岭总队受挫,被迫转向江西活动。
1948年2月,宋子文抽调四个保安团,配合正规军整92旅进攻南路游击队。
在敌军清剿面前,南路我军损失惨重,到1948年3月,游击区被搞垮,游击队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1948年3月23日,在最初的功势成功后,宋子文公开发表了他的“绥靖新策略”,采取“分区扫荡,重点进攻”的方针,强调“不求急功,但求实效”。
游击战争步入了艰难岁月。平原被敌军占据,重建反共政权,组织联防联保;国民党军对山区则实行“三光”和经济封锁政策。
游击队员被迫藏入深山,露宿荆棘,冬夜寒风,烤一堆野火,霜雪交迫,打一双赤脚爬山。
春荒时候,山区老百姓也缺粮,游击队粮食越来越少,开始是分饭吃,然后是分粥吃,最后连米也见不到,只有上山挖竹笋、摘野菜。
虽然广东游击战争遭受了挫折,但是宋子文消灭中共武装的意图也没有实现。
1948年6月,敌军湘粤赣边联防总指挥叶肇估计,整个广东尚有“共军4200余”。
负责清剿游击队的叶肇
7月,进剿翁江的敌整编69师因北方吃紧调移湖南,敌军兵力减弱,粤北形势迅速好转。
我军大举进攻,先后取得多次伏击战胜利,恢复了大片根据地,使战争的主动权又回到中共武装手中。
面对着各地日趋活跃的游击队,宋子文于1948年8月发起第二期清剿,重点进攻东江、潮汕平原及粤西等地。
然而,清剿刚一开头,中共武装就从南路、东江展开了进攻,给了宋子文当头一棒。
敌军对东江南岸的重点进攻,使用了七个团的兵力,这是清剿以来使用兵力最集中,进攻范围却最狭小的一次。
东江南岸原是抗战时东江纵队的老根据地,是广东中共游击战争的发源地。
能否攻破这一牢固的战略基地,确实是检验宋子文清剿成败的关键之仗,国共双方都对这一仗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东江南岸地区的中共武装统一编成江南支队,司令员蓝造,政委王鲁明。
蓝造
支队下辖五个团,支队主力是第一团,拥有650人,其余地方团下辖三个游击大队和三个主力连。
1948年8月,江南支队先发制人,主动出击,歼敌两个连300余人,迫使敌军将各处分散据点全部驻军撤出,打乱了进剿部署。
8月23日,当敌军四路合击时,江南支队阻其三路,设伏歼敌一路,仅40分钟战斗,就干脆利落击溃敌军一个营加一个保安大队,共600余人。
紧接着在红花岭固守阵地,大量杀伤进剿军,毙伤300余人,迫使国民党军狼狈后撤。
然后江南支队以主力转岀外线出击,滞留于根据地内的进剿敌军既找不到游击队主力,又日夜担心受袭被歼,不得不黯然撤退。
江南支队三战三捷,合计歼灭敌正规军154师及省保安团1500余人。
粤中、粤北形势大好,而雷州半岛的南路游击队更是创下了一个记录——攻占重镇湛江。
在敌军清剿造成严重困难的时候,香港分局指示南路武装转向外线寻求发展。
1948年4月南路游击队主力分为两股,一股700多人向广西十万大山进发,成为滇桂边纵队的主力。
另一股800余人编成三个营,组成东征支队,于4月5日挺进粤中。
东征支队冲破重重封锁线,历时一个月行程上千里,终于进入恩平,同粤中游击队会师。
主力出征调动了敌军,南路老区所受压力减少,为扭转军事上的被动,我军策划了袭击湛江的战斗。
雷州地委书记温焯华通过地下党关系,亲自进人湛江市侦察,甚至大模大样地闯入驻军保安10团的营地探査。
1948年7月10日凌晨,游击队潜入市区,战斗一打响,就攻进保安10团营地,全歼营部和两个连。
雷州地委书记温焯华
当时市内敌军只驻有保10团两个连和营部,这些人被歼灭后,游击队从凌晨3时到上午9时,控制市区达6个小时之久,然后从容撤退。
袭击湛江市的壮举迫使清剿军回防城市,南路游击队夺回了战争的主动权。
整个南路形势发生显著变化,即使当局后来调来了正规军62军,也未能扭转颓势。
从1948年4月到1949年3月,南路游击队歼敌3600多人,从一度受挫的艰难中打出了一个好形势。
如果说,东江、南路的反击标志着广东战局转折的话,接下来粤中的崛起,开拓则表明宋子文二期清剿的全面失败。
粤中的中共武装力量的前身是抗战时期的珠江纵队。
1945年8月珠纵主力挺进粤北,编入东江纵队,1946年除部分指战员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外,大部分人员分别留在珠江三角洲坚持斗争。
1948年5月南路东征支队与粤中的游击队汇合,大大加强了粤中的中共武装力量。
解放军粤中游击队行军
粤中是广东国民党兵力最为薄弱的一区,以东征支队为主的粤中部队在一个多月间打下乡公所30余个,建立了以方圆百里的根据地。
宋子文调集两个保安团分进合击,围追堵截,东征支队及时分散,使清剿国民党军找不到作战目标,只落得疲于奔命。
8月—9月,粤中部队六战六捷,全歼敌精锐正规军三个营,粉碎了宋子文对粤中的扫荡。
到年底,珠江中共武装发展到正规军2340余人,不脱产的民兵10万人。
粤北和粤中处处鏖战,粤东却是另一番景象,1948年是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获得重大胜利的一年。
1948年从元月开始,闽粤赣各支队就主动岀击。粤东支队攻占蕉岭县城,打响头炮,这是边区第一次攻夺县城。
闽粤赣纵队与解放军48军会师时的合影
2月闽西支队在武平粉碎敌军福建三个保安团的分路进攻;3月活捉敌军清剿副司令张光全,到6月,游击队已控制韩江中游三四百里的地段。
山区打得出色,沿海平原也不甘落后。韩江下游三角洲平原,即潮安、澄海、饶平三县,北有潮州,南有汕头,是粤东的腹心,也是国民党控制整个粤东的战略基地。
1948年4月当国民党兵力集中山区扫荡时,韩江支队14团横扫沿海平原,与闽南支队会师,初步建立粤闽边一条宽阔的游击走廊。
敌军四处碰壁,后院起火,新上任的“闽粤赣边剿匪总指挥”喻英奇只好退保平原,撤出山区兵力。
1948年10月,喻英奇策划袭击潮汕支队及地委机关所在的大北山良田,以扭转整个粤东形势。
获知情报的潮汕支队严阵以待,把刚从平原外线作战归来的主力全部集结于良田附近待机。
喻英奇
秋收时节,敌军先以各县反共武装从东西南三个方向进入山区根据地抢粮、扫荡,主力则行踪飘忽。
潮汕支队判断敌军是声东击西,决定将计就计。派第1团明出河西亮相,故作反击扫荡之势,示形之后即隐蔽强行军赶回良田埋伏。
11月15日喻英奇果然岀动四个多营部队偷袭良田,落入潮汕支队伏击圈,激战一日被歼两个营,其余狼狈逃窜。
此战之后,敌军放弃了对山区的清剿,只能困守平原孤立据点。
整整一年清剿与反清剿的斗争以宋子文彻底失败而告终。治安的失败又使其争取美援、建设华南反共基地的宏图无从谈起。
宋子文自己曾多次强调:“治安如有办法,一切均有办法,否则一切均无希望!”
确实,伴随着清剿失败的,是宋子文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彻底破产。
从资源配备来看,在民国时期把广东建成独立经济基地的想法,本身就是十分荒唐的。
当时的广东缺乏重工业和机械工业,更缺乏发展工业最基本资源:煤和铁。
广东没有任何钢铁工业,惟一为人们所知的是明清以来兴盛的佛山铸铁业。
凭着这点铸铜佛、铸铁锅的古老手艺,不可能为新式军事工业提供钢铁基础。
广东缺铁,只有海南石碌一地有铁矿,而作为工业、电力主要燃料的煤,广东几乎全靠北方南运。
广东那时惟一的大煤矿是粤北曲江的富国煤矿(今红工煤矿),储藏量少、矿点分散,开采岀来的还是不宜作工业用的无烟煤。
不过宋子文新官上任,干劲十足,而且算是找准了广东发展的路子——引进外资。
他先是与洛克菲勒商谈改造曲江煤矿,又和美国西南钢铁公司签约开釆海南铁矿。、
原定投资曲江煤矿的小洛克菲勒,后来还是毁约了
美联社1948年2月2日电讯更宣称:“使华南经济、政治安定,则美国对华之援助当自动实行。”
一时间,广东经济建设声浪腾喧。
然而,一年过去,清剿失败,美国援助迟迟不到,南京军费尚不足够,宋子文上京力争,也无钱拨下来。
不光军事上失败,经济上更是一事无成,宋子文和美国资本家签了一个又一个投资协定,却没得到一美元投资。
军事和经济双双受挫,即使是国舅爷这样的大手笔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
宋子文绝望了,他向英国驻华大使表示:“对整个局势感到十分悲观。
纵观宋子文,他有拯救中国的远大志向,而且确实在政治、外交、经济上都有所作为。
宋子文在广东省府官邸
他曾坚持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和抗战胜利起过重大作用。
他有着强烈的改革愿望,希望把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移植到落后的中国,是国民党里较为开明的政治家。
但他经营华南反共基地,却以反人民的内战,写下了政治生涯中最为血腥的一页。
1949年1月,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的同一天,宋子文自请辞职也获蒋介石批准,两人同时下野。
宋子文做完了政治舞台上最后一幕的“南天王”美梦。
1948年12月2日,军委批准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粤桂边纵队成立,标志着游击战争进入集中主力打运动战的新阶段。
在华南分局领导下,中共武装大举出击,迅猛发展。
1949年初,粤中解放军组建了主力“独立1团”,打下罗镜镇,这里是闸北抗日的英雄——十九路军指挥官蔡廷锴的故乡。
蔡廷锴
在香港的蔡廷锴将军捐献出了家中所有的武器,许多十九路军的旧部都踊跃要求参加游击队。
2月,敌军保安14、19两团由罗定县城开岀反击,独立1团迎头痛击,打垮了敌军。
解放军一个团打垮了敌人两个美械保安团,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国民党军大为惊恐,从此再也不敢出来扫荡,只能龟缩在县城。
再回过头来看粤东,这里岀现了渡江战役前,长江以南面积最大的一块解放区。
1949年初,粤赣湘纵队在恢复了粤北等根据地后,在东江中下游展开攻势,控制海陆丰,惠阳、紫金、五华等县的广大地区,与粤东各根据地联结。
1949年1月10日攻克大埔县湖寮镇,这是原省主席罗卓英的老家,粤东的一个反动堡垒,此次被一举拔除。
闽粤两省边境120华里的敌军据点,从此被全部肃清,粤东、闽西联成一片。
闽粤赣解放区示意图
随后,边纵主力西渡韩江,3月上旬直逼梅县城郊。
到4月中旬,整个梅州地区,除兴宁、平远二县国民党还控制部分乡村外,其它各县均只能退守县城及少数据点。
至此,粤东之敌四面楚歌,困守孤城,汕头喻英奇只能退保汕头和少数重镇。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粤东爆发全区大起义,成为广东第一个全部获得解放的专区。
1949年的5月,一批决心反蒋起义的广东旧军官利用宋子文扩编保安部队的机会,掌握了两个驻守粤东的保安团。
这两个都是宋子文新建的美械保安团,战斗力不亚于正规军。
其中保安12团、13团驻守粤东,都和中共方面发生联系。
保13团团长曾天节1926年曾加入过共青团,潜入第四军长期潜伏,1948年与党组织重新联系上了。
保12团副团长魏汉新通过其族叔、老军人魏鉴贤与中共联系。
1949年3月同样主张起义的旧四军军官李洁之被任命为梅县专员兼保安司令。
5月3日,曾天节、魏鉴贤等发起闽西、梅县、汕头、惠州四专员秘密会议。
李洁之主张待解放军大军到达边境再同时发动起义,但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再等待。
粤东、闽西条件已成熟,而汕头、惠州尚有大批敌军驻扎,显然不可能行动。
几天之后,由于保安12团内部矛盾的爆发,终于使粤东大起义不可遏止地发动了。
保安12团三个营15个连,实有3500多人,是敌军在梅县的主力,驻于粤东通闽西的要道口松口镇。
1948年9月,闽粤赣边清剿司令涂思宗被撤换,由驻潮安的专员、保安司令喻英奇接任。
涂思宗曾跟随国民党代表团访问延安,中间讲话者即为涂思宗
11月喻撤保12团团长魏大杰职,派亲信刘永图接任。
喻英奇是军统系统的人,背后支持的是当时的省保安副司令黄镇球,更有整个中央系统。
余汉谋、薛岳回粤后,把特务系统深入广东的势力视为实现广东大团结的最大障碍,策划以老部下吴奇伟出任边区剿匪总指挥,削夺喻英奇的实权。
喻英奇不甘示弱,不给吴奇伟和新任潮汕专员莫希德入境,继而通电拥蒋总统复职,反对薛岳出任省主席。
薛岳十分气愤,双方竟相争夺粤东兵权。
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保12团副团长魏汉新串同该团五华籍营连长于4月7日扣押团长刘永图。
薛岳和喻英奇明争暗斗,客观上为粤东大起义提供了条件
事变后的第二天4月8日,魏鉴贤赶到松口团部,给魏汉新打气,并告诉他粤东大起义的准备情况,下属营连一大批人也积极赞成,保12团起义已不可拖延。
经过中共方面同意,5月14日蕉县保安独立营及老隆保安13团宣告起义,5月15日保安12团团长魏汉新带直属队及第3营从松口回到梅州城,17日宣告起义。
保安13团起义后配合东江二支队击溃保安第5团,占领老隆县城,5月17日保安5团在各方强大压力下也被迫起义,接受改编。
到月底,起义扩大到闽西,参加起义的有五个保安团、二个保安独立营以及各县地方武装共约20000余人。
乘粤东大起义的东风,两大纵队把其发展为强大的夏季攻势,一举攻占了粤东、东江中游的几乎所有城镇。
闽粤赣边纵队进入汕头
广东东部,敌军只能困守汕头附近及东江下游惠州,中共武装已经形成了从东面威胁广州的战略态势。
对于广东游击战争,1949年9月方方在赣州高干会议所作的《广东情况介绍》中作出了总结。一连串富有说服力的数字,掷地有声:
粤赣湘边纵:总兵力33000人,解放人口约400余万。
闽粤赣边纵:总兵力12700人,解放人口约400万。
粤桂南边纵队:总兵力8000人,解放人口100余万。
粤中纵队:总兵力7000人,解放人口250万。
粤桂湘边纵队:总兵力6000人,解放人口50万。
总计全省解放区人口共计1350万,占全省人口的40%,中共在全省1/3地区建立了政权,拥有解放武装6.7万人,人数是当年东江纵队的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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